我国《反外国制裁法》追偿诉讼条款的适用研究

追偿诉讼是一国阻断法的私人实施路径,其主要功能在于阻却外国法律及相关判决的域外适用,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的性质、目的和功能上判断,该条规定属于阻断性质的追偿诉讼条款。在借鉴域外阻断立法追偿诉讼条款适用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在谦抑性原则的理念下对《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我国公民、组织”“任何组织和个人”“歧视性限制措施”等用语进行谨慎的界定,同时应积极制定后续实施细则,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保障条款,以明确第十二条追偿诉讼条款的请求权基础、管辖权依据、判决的执行途径等适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而保障《反外国制裁法》追偿诉讼条款的真正实施。

金融制裁与反制裁中的国家能力建设

制裁被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制裁国意图通过制裁措施改变被制裁国的政策和行为,被制裁国通过反制裁措施抵消制裁的消极影响。制裁和反制裁的效果归根结底有赖于制裁国和被制裁国的国家能力。金融制裁取代贸易制裁等传统制裁正在成为制裁和反制裁的主要场域和工具。金融制裁和反制裁所依赖的国家能力建设具有具体指向和多重面向,存在着复杂性和技术性的特征。理解金融制裁和反制裁场域中的国家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为设计金融反制裁工具和措施提供理论框架。

论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介入限度——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为中心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和《阻断办法》第9条初步搭建了我国反制裁追偿诉讼制度,但前者规定更加宽泛,赋予我国当事人针对根据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作出的仲裁裁决提起反制裁追偿诉讼的权利,会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产生多方面冲突。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将反制裁追偿诉讼中司法对仲裁的介入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以在增强涉外法律斗争能力和支持商事仲裁制度营造良好涉外法治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人民法院应审慎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优先利用《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保留和互惠原则阻断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适用和相关仲裁裁决的效力;特定场景下,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作为兜底性的司法救济渠道。

美西方经济制裁效力困境下的中国涉外法治回应

经济制裁发挥效力以制裁方能否实现预期的政治目的为判断依据。受制于经济制裁的成本代价、持续时间、内容方式以及目标对象的制裁反应等多元因素影响,制裁方难以完全施加制裁压力,目标对象在有限的制裁威慑下往往不会按照制裁方意愿改变外交政策,经济制裁存在效力困境。在对俄制裁实践中,美西方尝试通过加强联合制裁、实现“非对称”打击等方式,以期补强制裁效力迫使俄罗斯尽快作出政治妥协,但囿于经济制裁固有的内生弊端及外在矛盾,美西方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制裁的效力桎梏。以此为背景,我国应当明确涉外法治建设在应对美西方制裁效力困境中的内涵及重要作用,通过国际话语规则博弈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实力发展,在“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下进行“阻断+反制裁”的规则构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进行关键节点的能力建设,提高我国反制裁的阻断威慑力,对抗美西方的不法单边制裁。

法定法官原则:刑事管辖制度的确定性与救济性

刑事管辖作为程序性规则涵盖预先确定性和可救济性,发挥着保障司法公正之基础功能。实践中提级管辖适用条件模糊、指定管辖滥用及集中管辖正当性缺失等问题极大动摇了刑事管辖制度确定性根基,客观上造成了管辖制度不确定性的“危机”;刑事被追诉方事实上的管辖异议权及程序性制裁措施阙如使得发生管辖错误时缺乏救济途径。《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在即,有必要引入国际通行的法定法官原则,严格按照法律预先确定标准划分管辖法院的同时,也应明确被追诉人享有法定法官审判的权利,并规定违反法定法官原则程序效力相对无效的法律后果。

我国公职人员双轨惩戒制度的优化研究

双轨惩戒制度在激活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主体责任,规范监察机关监督责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存在任免机关、单位对违法公职人员实施惩戒的依据分散,监察机关的政务处分和任免机关、单位处分在具体适用上尚待进一步明确等问题,影响到公职人员双轨惩戒制度的实践运行。为此,我国可从优化任免机关、单位惩戒法律规范,明确监察机关和任免机关、单位惩戒管辖权冲突适用规则等方面完善公职人员双轨惩戒制度。

论行政主体主张公法不当得利返还的法律进路

公法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民法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行政赔偿请求权、结果除去请求权及公法无因管理请求权存在显著差别,具有独立存在价值,不能被其他请求权替代。在类型化视角下,行政主体以何种方式向行政相对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迄今尚无定论。既有法律进路多属德国法的翻版,与我国立法实践及理论实务存在较大隔阂,值得商榷。行政机关直接以行政处分的方式请求返还,有违背行政合法性原则之嫌;以一般给付诉讼的方式请求返还,与行政诉讼法的价值理念及诉讼结构显有扞格;以反向行政诉讼的方式请求返还,与现行诉讼体制机制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鉴于此,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返还,或可成为破解当前诉讼困境的有益尝试。其不仅契合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本旨,还符合公私法交融的发展趋向和司法实务的裁判立场,更可借此铸造有别于德国法的本土化进路。

《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适用要件的情境分析

外国制裁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情境有初级制裁、非典型初级制裁以及次级制裁三种情境,产生影响的方式共有七条路径,《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不同要件在不同路径中的适用结果也不尽相同。具体而言,追偿主体“我国公民、组织”适用于绝大部分路径,但并不适用于非典型初级制裁情境中的两条路径。索赔对象“任何组织和个人”意味着中国法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中的“适当联系”对位于海外的外国组织和个人行使管辖权,但应受到外国国家豁免的限制。阻断对象“歧视性限制措施”虽无需以行政认定为前提,但也需加强法院与外交部门的信息共享。至于“执行或协助执行”,应当将行为人的主观意图纳入考量范围,重点考察行为人是否存在正当商业理由。

国际习惯法视野下单边制裁的非法化探究

单边制裁被认为是国际法的“灰色地带”。美西方国家利用法律规制的缺失和相关规则的模糊性,滥施单边制裁行为。现行国际法虽然未一般性地禁止单边制裁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单边措施就是合法的。鉴于美西方国家滥施单边制裁的危害,联合国大会近年来反复通过了四类反对单边制裁的决议。从国际习惯法传统构成要素说来看,决议所持续反对的相当于封锁的单边制裁行为、具有域外适用效果的单边制裁行为以及对人权造成严重侵害的单边制裁行为,其非法性已具有广泛的国家实践和高程度的法律确信,正在形成新兴国际习惯法规范。如果从有关识别国际习惯法的“新”理论以及国际法院识别国际习惯法的灵活路径来看,前述三种单边制裁行为的非法性均已具有国际习惯法性质。为了更加主动、有效地反击美西方国家滥施单边制裁的行为,中国应在国际层面加快推进单边制裁的非法化进程。

高校学生违纪处分听证制度的内生困境与优化路径

听证是正当法律程序的集中体现。将听证程序引入高校内部管理,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的有益尝试,对平衡高校权力运行与学生权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高校学生违纪处分听证存在功能定位错乱、适用范围模糊狭窄、基本原则缺位等问题。为保障学生申辩与陈述权利,应确立听证制度的独立地位,拓宽学生违纪处分听证的适用范围,树立听证公开原则与听证笔录排他原则,并引入非正式听证作为学生违纪处分程序的有效补充。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行政处罚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存在破案率低、出境打击困难、止付挽损迟延性高等问题。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部门法合作规制的方式,寻求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协同作业的新模式,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明知”认定标准模糊、行政处罚程序混乱、行政处罚金额差距过大、行刑衔接仍有滞塞等一些问题。经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分析,并结合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真实案例等,探讨该法弥补行政处罚的缺位对个人产生的行政责任影响,提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对“明知”的推定加以限制等优化对策,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反外国制裁的路径演化与中国选择

外国制裁包含三种类型:一是外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采取的制裁措施,二是由私主体实施的但可以归因于政府的歧视性限制行为,三是国际组织施加的单边制裁。中国近年来遭遇的外国制裁以美国制裁为主。美国对华制裁在性质上属于单边制裁,制裁措施主要包括旅行禁令、进出口管制和金融制裁等类型,依其效力范围又可分为初级制裁和次级制裁。域外积累的反外国制裁路径主要有事前预防、国际争端解决和国内立法反制等,它们各有优缺点。面对不断加大的外国制裁压力,我国应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系统工程中加快反外国制裁法治体系建设,一方面积极吸收国际经验,丰富反外国制裁路径,合理借鉴事前预防模式,善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另一方面加快完善反外国制裁立法体系,提高司法反制水平和执法反制效能,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反外国制裁法》实施中的法律问题与完善

《反外国制裁法》为我国应对外国制裁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其有效运行离不开科学、完备的配套实施制度。《反外国制裁法》文本对实施的执法机制、司法机制、守法机制进行了初步规定,但从实施层面看,仍存在主管机构职责分工及其工作规则不明确、实施程序的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相对较弱、合规指导规则缺失等不足之处。欧盟实施制裁与反制裁措施的实践为我国思考和调整《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机制提供了制度经验。为切实发挥《反外国制裁法》的对外斗争功能,应健全反制裁主管机构制度安排,设置科学、严密的反制裁实施程序,并颁布反制裁合规指导性规则,从而更好地回应我国当前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战略需求。

论未成年人保护处分与刑事司法的适用关系——基于需罚性与刑法补充性的本土模式构建

2020年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与刑事司法在适用上产生了广泛重叠,这些问题有待厘清。将需罚性理论与刑法补充性理论相结合可以发现,刑罚必要性的判断与前置法的作用效果息息相关。保护处分作为前置法规定的处遇制度应当得到优先适用,以最大化地消解罪错未成年人的刑罚必要性,保持刑事司法的最小程度介入。应当利用现有制度空间探索保护处分优先适用的本土模式:首先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拓展保护处分措施的适用,继而强化罪错未成年人的转处机制,再逐步提高保护处分的教育矫治功能,最终确立保护处分的优先适用地位,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建奠定基础。

制裁法对合同法律适用的影响及其应对--一个不同于传统的解释维度

为了免受制裁,企业往往会约定遵守制裁法,以满足合规要求。在后续的争议解决环节,裁判者务实地处理制裁法的法律适用问题,能够为交易安全注入确定性。然而,根据传统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国际私法属于民法的延伸,外国公法无法引入该领域,这意味着企业仍需面对“遵守制裁—违约风险”和“违反制裁—制裁风险”的两难困境。更恰当的做法是从冲突法革命后的“政府利益分析说”出发,对国际私法的公法化或社会化现象作合理解释。通过“政府利益分析说”重构国际私法,中国的公法规范也可进行域外适用,其中的反制裁法甚至能在域外产生阻断制裁法实施的效力。

体育制裁:一个国际法视角下的分析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对“体育制裁”的国际法依据、新属性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体育政治化演化出“体育抵制”“体育外交抵制”“体育制裁”3种对抗形式。“体育制裁”区别于传统的国际组织实施的集体制裁和国家发起的单边制裁;“体育制裁”是由非政府性质的国际体育组织发起并实施,且由政府配合的新形式。国际奥委会对俄罗斯的“体育制裁”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具有“私人司法”的属性,“体育制裁”的负面效果与其正面效应不具有相称性,针对“体育制裁”的救济途径较为有限。建议:国际体育组织应恪守“政治中立”原则,尽量避免使用“体育制裁”而使自身陷入国际政治冲突中。为保障“体育制裁”的正当性、合法性,“体育制裁”的决策、实施和相关救济应该被纳入联合国体制,在联合国成立一个体育机构,或者建立体育多边磋商机制,避免国际体育组织的“体育制裁”游离于国际法体系之外。

美国《南海与东海制裁法案》的法律与政治审视

近年来一直为美国某些议员所力推的《南海与东海制裁法案》意欲对我国在南海、东海的海上维权行动进行制裁,是美国日渐政治化、“长臂化”的经济制裁适用于海洋领域的重要尝试。综合法律、政治角度,该法案传达了美国发动涉海经济制裁的新趋势,体现了在“美国优先”下塑造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意图。分析该法案的通过前景及政治影响对我国破解涉海经济制裁意义重大,有助于我国有效应对南海“围堵”。

涉外法治视野下中国反制裁研究

反制裁是指一国为应对他国单边制裁在先的行为,根据国际法以及国内法实施的合法对等的经济外交手段,是为维护国家的利益、安全与发展而被动克制地采取反制措施的行为。作为涉外法治和国内法治交汇的关键领域,我国反制裁不仅在国际法上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明确的国内法依据。我国反制裁应坚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从立法、执法及司法角度完善反制裁实施机制,建立反单边制裁措施有效评价和调整机制。

单边制裁背景下美国域外刑事管辖权的检视与应对

单边制裁背景下,美国持续推动其域外刑事管辖的主张,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和个人因在美国境外发生的、牵连进制裁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美国与制裁有关的刑事立法复杂而零散,司法管辖和执法管辖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事实上形成了立法、司法、执法三足鼎立的域外刑事管辖体系。现有案件显示,被管辖的域外行为与美国之间往往不存在真实联系,以此为基础的域外刑事管辖不仅在美国国内法层面存在法理缺陷,也缺少国际法上的合法性,更无法为外国当事人提供足够的程序公平和人权保障。面对美国积极推进单边制裁领域刑事执法,各国应协同合作对抗美国霸权主义下的单边管辖,综合运用外交与法律手段应对不当域外管辖个案,最大程度保障本国公民权益和国家利益。此外,还应积极探索如何在法律、政策和实践中更好地恪守和落实域外刑事管辖“真实联系”原则,共同维护国际法之权威。

《反外国制裁法》实施中的执法问题

《反外国制裁法》的有效运行离不开科学、完备的配套实施制度,行政执法是法律实施的关键环节。《反外国制裁法》文本对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和执法方式作出了规定,但从实施层面看,仍存在执法机构的职能权限和工作程序不清晰、执法程序有待细化、具体法律责任内容不明确等问题,影响《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效果。为切实发挥《反外国制裁法》的对外斗争功能,应建立切实有效的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根据实践进一步优化执法程序,细化法律责任规定,以保障执法工作有效开展,更好地回应我国当前反制裁、反干涉和反长臂管辖的战略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