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的困境及完善

经营者集中对推动数字产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垄断的隐忧。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经营者集中并购模式、并购关注点及限制竞争效果的特殊性,以及数字市场竞争所具有的特征都为传统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带来了冲击。尽管《反垄断法》已经对数字经济市场的经营者集中做出了一定的回应,但传统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仍面临着申报标准滞后、相关市场界定困难、经营者市场力量认定困难、消费者福利考量缺乏、事后救济效果不佳的困境。可以通过完善相关申报标准、完善相关市场界定标准及市场力认定方式、完善消费者福利的考量、设立“创新减少”机制、优先采用行为性救济的方式来应对。随着数字经济产业的不断发展,该领域的经营者集中案例将会持续增加。不断地探索、完善经营者集中审查相关理论及配套分析工具是当下的重要任务。

数字经济背景下知识产权行使的反垄断界限探究——数字内容平台独家版权模式再评估

2023年6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先后发布了《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修订稿,及《关于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旨在有效预防和制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从维护公共利益角度出发,权利人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本身即应天然地受到竞争法规则限制。但是,在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反垄断法应具体地通过何种方式介入,并规制相关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学界一直存在分歧,不同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界也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本文拟援引现阶段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数字内容平台独家版权模式为相关分析论述架设具体情境,主要从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协同机理、竞争法协同视角下对相关模式的再评估与规制路径探究两个方面,尝试对现阶段我国相关市场存在的核心问题及困境成因予以剖析论述,从而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更为合理的竞争法干预路径进行初步探索。

论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是从时间、空间二重维度规范审查机构及经营者行为的制度安排。欧美申报程序规定大体一致,都采用了申报前的磋商沟通机制,且注重程序的公开;申报内容规定简单明确,但美国规定更细。欧美都注重对当事人辩护权的保护,欧共体执法机构更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美国更注重执法机构与当事人负担的平衡,欧美审限规定具体明确,是成本与效率的有效结合。我国应当扩大公开对象范围和事项,完善行政听证程序并规定当事人的辩护权,缩减审查可延长的期限并合理规定期限的中止。

论特殊行业经营者集中行为的反垄断执法原则

联通网通合并案使中国反垄断法是否规制以及如何规制特殊行业经营者集中行为等问题凸显出来。本文在界定特殊行业含义的基础上,对我国特殊行业经营者集中行为并没有当然获得反垄断法的豁免进行论述,认为特殊行业经营者集中行为在反垄断申报阶段应遵循平等适用原则,在反垄断审查阶段应遵循个案分析原则,提出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对特殊行业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审查时,亟需解决如何协调特殊行业中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冲突,如何协调反垄断执法机构与产业主管机关的职权冲突等难题。

论反垄断法对经营者集中的规制

依据《反垄断法》的规定,中国对一定门槛规模以上的"经营者集中"采用了事前强制申报的制度,并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直接处理的实质性权力,但许多细节和具体操作问题仍待补充。本文从审查原则、门槛设置、事前申报程序、审查标准、救济措施五方面,对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规制提出了细化和完善的建议。

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制度刍议

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经营者集中活动无疑给参与者和整个市场带来了许多机遇,但与此同时也给良好市场竞争秩序的保持带来了挑战。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制度因此应运而生。这一制度广泛借鉴了他国优秀的立法与实践成果,满足了反垄断法内在的价值追求,但在申报标准、审查程序、审查标准等方面仍有不完整、不完善和值得商榷之处。

论我国反垄断审查机制的得失——以松下收购三洋案为切入点

从松下收购三洋案的审查过程可以看出,我国反垄断审查机制呈现"三多三少"的特点。商务部的审查决定汲取了以往我国反垄断审查的经验和教训,代表我国反垄断审查机制的最高水平。在肯定我国反垄断审查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反垄断审查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只有正视问题,总结经验,我国的反垄断审查机制才能赶超国际先进水准,日臻成熟。

数据驱动型国际并购反垄断审查:挑战与应对

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突破创新和融合应用,数据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要素,数据驱动型并购成为国际并购的新趋势。传统反垄断分析框架缺乏对数据因素的充分考量,难以及时全面识别数据驱动型并购可能具有的竞争损害。针对数字经济的特点,文章建议采用营业额与交易额相结合的申报标准,相关商品市场与相关数据市场相结合的界定方法,市场份额与数据因素相结合的市场力量评估标准,价格因素与个人信息保护因素相结合的竞争损害标准,行为性救济与结构性救济相结合的救济措施,进一步完善数据驱动型国际并购反垄断审查制度。

德国企业合并控制中的“公共利益”——对我国《反垄断法》实施工作的启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生效,对执法中的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变得越来越紧迫,本文论述的就是在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相关机构如何以公共利益为视角来处理经营者集中之申请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和企业合并控制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有关制度和我国学者对《德国反限制竞争法》中相对应制度的传统用语。本文首先探讨了在德国企业合并控制制度中是如何对公共利益加以考量的。同时对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中关于公共利益问题的相关规定作了介绍。在德国法上,一个企业合并如果产生或加强了一个市场支配地位则会被联邦卡特尔局加以禁止,但是如果一个本该禁止的企业合并符合一定的公共利益,比如:改善竞争条件、生产合理化、破产重组合并、改善国际竞争力、能源供应安全、保留工作岗位、环境及气候保护和私有化及取消政府补贴等,那么就可以在联邦卡特尔局的权衡下不被禁止,或者在被联邦卡特尔局禁止后从联邦经济部长那里得到部长特批。而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经营者集中审查时,对于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一般应该作出禁止的决定,但如果该经营者集中符合一定公共利益则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不予禁止。论文重点分析了德国企业合并控制制度在平衡竞争政策目标和其他各种公共利益方面以及在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专业化设置方面对我国的启示。通过上面的分析,论文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未来执法过程中应该借鉴德国相关机构的经验,公共利益在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中应该被加以考量,但这种考量应该加以适当地限制,以保障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

民生导向下的经营者集中审查研究

此次《反垄断法》修订进一步明确了经营者集中审查的保障和改善民生职能,着重要求加强对国计民生领域经营者集中的审查。在剖析《反垄断法》修订的现实缘由和经营者集中对国计民生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系统探讨加强国计民生领域经营者集中审查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国计民生领域范围不明晰、多重目标间存在冲突、并购类型日益多元化、救济措施可行性不强等,都是反垄断执法机构亟需应对的问题。现阶段,应从合理界定范围、健全分类分级审查制度、创新并购审查方式、构建政策协同体系着手,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的效率和效能,充分发挥其对国计民生领域的保驾护航作用。

“走出去”战略下的央企合并竞争审查:挑战与应对

当前正蓬勃展开的新一轮央企合并,对一些行业的市场竞争产生巨大影响,并使反垄断主管机构的竞争审查面临着如何协调政府意愿与促进企业提升国际竞争能力的挑战。为应对挑战,集中审查工作需坚守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辩证看待企业规模与国际竞争力的关系,同时通过与当前正在探索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分工合作、竞争执法权与政策协调权分立配置、经营者集中豁免规则完善等,平衡维护市场有效竞争与实现政府产业政策及发展战略的关系。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的透明度:域外经验与中国选择

透明度是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的重要原则。基于不同制度基础,美国和欧盟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实践中采用了各自不同的做法。美国和欧盟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透明度具有适用范围的广泛性、适用方式的综合性、适用标准的不确定性和适用过程的政治影响性等显著特征。借鉴美国和欧盟的先进做法和成熟经验,我国应当结合现实国情,加紧出台《反垄断法》实施细则或者条例,尽快发布经营者集中指南,完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程序,拓展经营者集中审查决定内容,公布经营者集中救济案件后续信息,建立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网络平台,不断提高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的透明度。

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的检视与完善

我国当前数字经济领域经营者集中审查的运行状态与行业摧枯拉朽式的发展状态并不匹配。数字经济领域创新企业的平台化归集现象呈现加速状态,平台集中后限制竞争行为亦时有发生。追溯源头,结合《反垄断法》的修订以及《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的推出,健全数字经济经营者集中审查机制迫在眉睫。健全审查制度的第一要务为破除理念困惑,就其设立必要性达成共识;其次在完善过程中应吸收域外相关研究成果与案例实操经验,进一步明晰健全该制度的重心所在:在行政执行层面增强主动性与效率性,在标准设定层面可于经营额标准外补充新审查管辖标准,包括引入数据集中对市场竞争影响的考量,关注并购对数字经济创新的影响,并在交易审查过程中注重并购后行为条件的设定,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