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垄断损害赔偿制度研究:现状分析与制度构建

从10例判决赔偿的案件来看,我国反垄断案件的判决赔偿额过低,原因在于:一是单独适用补偿性赔偿,二是未考虑一般提价类行为的利润损失,三是缺少判决前利息的计算。传统的损害赔偿制度基本上是惩罚性赔偿或补偿性赔偿的单层次适用,存在局限性。实践中存在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改进、补偿性赔偿制度的进化两条革新路径,但仍有不足。我国反垄断损害赔偿制度应从单层次的补偿性赔偿转向惩罚性赔偿和补偿性赔偿相结合,针对不同类型行为构建分层适用的损害赔偿制度。

从域外适用到国际合作——浅析反垄断的走势

反垄断作为一个国家竞争政策的主要体现,长期以来都是由各个国家依据其各自的法律进行规制.随着经济全球化,各国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不断渗透,反垄断也逐渐地由一国采取单边行动走向国际合作.本文从双边合作、多边合作等层面分析各国在反垄断这一领域所作出的各种努力,并指出了反垄断国际合作的发展前景.

论中国反垄断群体诉讼模式的选择

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和公益诉讼规则虽已构成我国反垄断群体诉讼的制度基础,但未解决众多垄断受害人积极参加反垄断群体诉讼的问题,因此推动反垄断法实施的动力不足。为此,我国反垄断群体诉讼制度建构应采用选择加入制、选择退出制、禁止退出制等多元模式,具体适用时由法官根据救济类型、诉权保护和诉讼效率等因素裁量确定采用何种模式,在具体规则方面需以诉讼激励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诉讼程序机制保障之。

反垄断法私人民事诉讼模式构建初探

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原则性地建立了反垄断的私人民事诉讼制度,但未涉及具体的制度构建。我国的反垄断私人民事诉讼制度可以选择借鉴美国的鼓励模式或者日本的限制模式。由于我国本土市场经济的转型及充分对外开放的经济背景,反垄断法执行的态度应该是内松外紧的政策。具体而言,我国应选择严格私人诉讼的模式,在初步阶段严格控制私人反垄断民事诉讼,而将大多数反垄断诉讼的决定权留在我国反垄断主管机关手中。

从域外适用到国际合作——浅析反垄断的走势

反垄断作为一个国家竞争政策的主要体现,长期以来都是由各个国家依据其各自的法律进行规制。随着经济全球化,各国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不断渗透,反垄断也逐渐地由一国采取单边行动走向国际合作。本文从双边合作、多边合作等层面分析各国在反垄断这一领域所作出的各种努力,并指出了反垄断国际合作的发展前景。

市场需求变化条件下的企业战略遏制效果——一个基于外生转换成本条件下的博弈分析

中国转换成本较高的行业处于对外开放的状态,但仍然限制民营企业的进入。当存的外生转换成本时,如果市场需求增速较高,则在位企业遏制进入者的动机较低,相反,如果市场需求增速较低,则在位企业有较强的遏制动机。因此,在市场扩张较快时,中国在实施对外开放的同时对内开放市场有利于改善消费者福利。在金融风暴条件下市场需求增速降低时,进入者容易被遏制于市场之外,对内开放必须考虑有效执行和完善反垄断法。

垄断协议的司法认定规则研究——兼评《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

垄断协议是各国反垄断法明文禁止的一种典型的垄断行为。由于垄断协议的隐蔽性、灵活性和多样性,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垄断协议的存在成为反垄断诉讼中的难题。美国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渐确立了权利平衡的垄断协议司法认定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我国的反垄断立法,借鉴美国司法实践确立的垄断协议的司法认定规则,进一步完善《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

美国乘客在美国法院告中国航空公司等价格串通违反美国反垄断法案评析

2011年5月9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就美国乘客告包括中国航空公司在内的26家航空公司和协会,在跨太平洋航空旅客旅行中存在固定价格的国际共谋行为,从而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作出判决,认为原告指控不成立。该案作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反垄断调查案件之一,在美国国内外都引起了高度关注。本文结合该案的基本案情、法院推理和判决,对该案涉及的反垄断法中的价格固定、"国家行为原则"豁免理由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简要评述。

反垄断视野下我国消费者集团诉讼制度研究

反垄断法若要真正承担起通过制止垄断行为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任,就应当为消费者权益建立多种有效的诉讼模式,集团诉讼便是其一。我国现有的代表人诉讼虽与集团诉讼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不同。代表人诉讼是基于民事诉讼法的一种诉讼模式,已不能适用于反垄断领域中的集团诉讼。反垄断法引入集团诉讼势在必行。

伞形效应下受害者的反垄断诉权

横向协议所带来的伞形效应会造成市场中非横向协议成员的购买者也承受了高于竞争价格的溢价。2014年欧盟法院在Kone案中首次肯定了伞形购买者的损害赔偿权,被视为一个较为进步的发展。但是关于伞型购买者如何证明横向协议与损害之间存在适当的因果关系,以及伞形购买者拥有诉权是否会对于宽大制度产生不利影响,仍存在着疑问。因此本文尝试从上述两个问题出发,探讨应如何保障伞型购买者的反垄断诉权。

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逻辑与规则展开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告资格标准在反垄断私人诉讼领域无法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实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目的。参考国外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告由受损害到受影响的转型历程以及我国反垄断发展的实际需要,扩张原告资格范围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具体制度层面,首先,明确基于受影响标准的资格判定框架淇次,厘清原告资格的合理边界;最后,通过完善团体诉讼以及损害量化程序等型塑私人诉讼的配套机制。

反垄断执行中的间接购买人诉讼研究——论欧盟竞争法私人损害赔偿之诉的新指令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中的间接购买人诉讼资格与转嫁抗辩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其反应了反垄断私人执行的赔偿目标与威慑目标之间的矛盾。从赔偿市场中垄断协议或行为受害者的角度来看,间接购买人理所应当被赋予诉讼资格。欧盟为便利间接购买人诉讼,在竞争法损害赔偿诉讼的指令中设计了一个可反驳推定,但是关于这个可反驳推定部分学者认为其可能会给被告带来多重责任的风险,其依据是如果被告无法在直接购买人诉讼中成功援引转嫁抗辩的同时,又无法反驳间接购买人关于溢价转嫁的推定。此外,反对间接购买人诉讼资格的观点即Illinois Brick规则,主要基于反垄断诉讼的威慑目标。而赋予间接购买人诉讼资格的主要论断在于执行成本,或者说诉讼成本过高。为此,欧盟尝试采用集体诉讼的方式解决小额诉讼中当事人不愿诉的困境。虽然我国反垄断法和司法解释没有否认间接购买人的诉讼资格,但是事实上间接购买人诉讼在司法实践中依然罕见。欧盟指令中的推定,对于我国间接购买人诉讼的空白,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研究的对象。

我国反垄断宽大制度中的重要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宽大制度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反垄断行政执行是否能有效进行,而宽大制度能维持有效适用的前提之一就是执法机关对于申请人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全面的保护。然而,对于是否以及如何保护通过宽大程序获得的重要信息,我国《反垄断法》并未明确。目前,《反垄断法》仅规定了商业秘密的保护以及执法机关工作人员泄露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事实上,宽大程序中的"有关情况的报告"、"重要证据"与"商业秘密"并非完全重合;对于其中非商业秘密的其他重要信息应当进行必要的整体性保护,包括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以及后继民事诉讼中。在行政调查程序中,对非商业秘密的重要信息进行保护,有利于包括宽大制度在内的行政程序顺利进行;此外,在后继诉讼中,应当在保障宽大制度有效性的前提下,适当缓解原告举证困难这一问题。

竞争政策视野下我国成品油市场行政性垄断行为法律规制之因应

传统行政垄断规制采取的是行政系统内部自我纠偏的模式,这种模式对行政性垄断行为的规制效果极为有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对经济竞争政策的重视,以及行政法与经济法理论的不断发展,行政性垄断行为规制的制度创新具备了成熟的时机。从行政性垄断行为规制的制度困境、行政性垄断行为规制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入手,探究竞争政策视野下规制成品油市场行政性垄断行为的制度框架。我国成品油市场存在着行政性垄断行为,不仅严重减损石油消费者的整体福利,而且阻碍成品油市场化改革,严重影响国家对成品油市场实施的有效监管,为石油垄断企业实施限制竞争行为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通道。成品油市场行政性垄断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成品油行业主管部门运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造成的,进而在竞争政策视野下应当降低或放开市场准入门槛、实现政企分离、有效实施竞争政策、完善行政垄断法律责任、协调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法关系等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