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武陟南东陶遗址晚商至汉代浮选结果及初步分析

对河南武陟南东陶遗址东区2023年度发掘中采集的晚商至汉代浮选样品鉴定分析显示,晚商时期先民的粮食作物组合为粟、黍、大豆,作物构成状况指向了粟作在先民农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与中原其他晚商时期植物考古记录具有一定相似性;东周至汉代的考古记录中,以粟、黍为代表的粟作农业仍是先民生业的组成。南东陶遗址的浮选结果为豫西北地区商代至汉代农业结构的探研提供了证据,随着发掘与研究的深入,对这一区域不同时期先民农业经济与生业系统的认识将更加深入。

三星堆青铜文明特色与影响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了殷商时期古蜀青铜文明的辉煌。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造像,具有鲜明的古蜀地域文化特色,说明古蜀王国在社会结构、礼仪制度、崇尚观念等诸多方面,都与黄河流域殷商王朝不同,在满天星斗多源一统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写下了神奇的一页。古蜀与中原有着长期的交往,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不失主体的文化交流中吸纳融汇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三星堆青铜文明对西南夷与滇文化,都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

三星堆遗址发现年代新考

近年来举世闻名的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但是,关于三星堆遗址最早的发现年代,却一直没有定论。对此,以往常见1931年和1929年两说,近年来又有1927年的推论。根据四川大学博物馆(前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收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葛维汉《汉州发掘日记》英文手稿,同时结合既往的研究史,可以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意见,即广汉三星堆月亮湾遗址最早发现于1927年。

关于我国北方商周墓葬所出“弓形饰”的若干问题

本文对我国北方商周墓葬出土的11件"弓形饰"或"月牙形饰",做了初步的考察,认为它们是用作"胸饰"或"项饰"的,均是某种身份的标识物。

元上都——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至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元上都。古城始建于1256年,初名开平府。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基,继蒙古汗位,这里遂成为临时都城。开平汗庭的建立,在蒙元史上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蒙古国前四汗的统治中心都在漠北和林地区,从忽必烈开始,统治中心转移到了漠南汉地。元上都有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外城平面呈方形,周长8 800余米。元上都的四关范围十分广大,每一关厢地带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依据调查材料,四关内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官署、仓址、驿馆、大型院落、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是上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上都周围发掘的元代墓葬,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普通蒙古人的墓葬。羊群庙奎树沟地区发现的元代祭祀遗址和石雕人像,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天和祖先崇拜的思想。在羊群庙出土4座汉白玉雕像的祭祀基址,应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安阳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

本文在提出安阳地区商周分界判断标准的基础上,新辨识出一批重要的西周遗存。在分析陶器形制和器类组合特征的基础上,将安阳地区西周时期陶器分为早、中、晚三期,初步建立安阳地区西周时期陶器分期年代框架。

城固宝山商时期遗存相关问题的探讨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eramics excavated at the Baoshan site in Chenggu county,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se remains should be dated to the Late Shang Period. After reclassifying the ceramics,the autho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Baoshan remains and discusses its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江西德安陈家墩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

江西德安陈家墩商周遗址的第二次发掘面积达７１０余平方米，清理了房址、灰坑、灰沟、水井、土台等遗迹，出土了一批较为重要的文物，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

商汤灭夏战争的军事战略思想探析

汤革夏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这一战争及其军事战略思想,史学界向有涉及,但多以文献材料证之。从豫西地区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二里头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发现的反映这一战争的考古实物,帮助廓清历史迷雾。以历史文献整合考古资料,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商汤灭夏战争胜利的军事战略思想。从天下大势看,商汤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战略战术上看,伐夏战争措施得当,采取的是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方针;从战前动员的效果来看,统一思想,赏罚严明,使得将士用命,上下一心;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上,东联东夷,联合对夏战争。最后商汤一战而胜,夏灭商立,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问题与分歧:商周青铜器纹像研究述评

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礼仪"美术一种重要的物质载体,商周青铜器尽管自宋以来就是中国古代金石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但由于"证经补史""尊文绎器"等传统学术思维的束缚,青铜器纹像较之于青铜器造型及铭文的研究一直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20世纪初,随着西方考古学的引进和实践,青铜器纹像也与器形、铭文一样逐渐纳入现代学术研究视野。对一个世纪以来商周青铜器纹像研究领域面临的问题及其分歧进行评述,有利于将该课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从考古发现谈商代东土的人文地理格局

本文利用山东商代考古资料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结合历史文献,运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与方法,对商代山东境内夷、商两大集团的分布与对峙,东夷集团内部各族系的流动与分化等问题进行分析,并从人地关系这一层面解释山东商文化"南轻北重"局面形成的原因,复原商代东土夷、商之间的人文地理格局,揭示商人东进对东夷集团人文地理结构的巨大冲击,从而进一步探讨这一格局对整个淮河流域地域政治结构的重大影响。

关于商周管邑地望问题

程平山、周军二位先生根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必阝之战,"晋师在敖、高阝之间",楚军"次于管以待之"的记载,认为敖即郑州小双桥遗址的阝敖地,推测管应在郑州市之西北郊一带。笔者认为这种论点不妥,有可商榷之处,《汉书·地理志》、《括地志》的说法应是正确的。

先秦漆器的重要考古发现 Ⅰ夏商至西周时期

夏、商、周三代是漆器艺术的成长时期。夏代至先商时期考古发现的漆器不多,出土的漆器有漆觚、豆、匣、盒、盘、钵、匕、勺、鼓和漆棺等。夏家店文化墓葬出现的嵌贝漆器和薄木胎漆器可谓这一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至西周,漆器手工业发展,彩绘、嵌贝、雕饰等髹漆技术基本成熟,髹漆工艺应用领域日渐扩大,出土漆器的数量渐增,分布地域渐宽,地点亦多,漆器款式趋向多样化。器形有觚、簋、壶、罍、豆、碗、杯、盘、尊、盒、俎、案以及漆盾等等。嵌贝漆器的兴起,是西周漆器手工业发展的杰出成就。

夏商西周时期成都平原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述论

夏商西周时期,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与中原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文章分三个阶段梳理学界对于两地存在相似形制的陶器、铜器和玉器的研究情况,以此展现出两地间的交流历程。仅从相似形制器物比较的角度开展研究有将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更为深入的探讨应将从中原至成都平原这一广大区域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纳入考察范畴,将具体器物的研究与整体文化背景研究紧密结合,这无疑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研究过程。

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之比较研究

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考古发掘研究,是20世纪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科研成果。但由此而来的学术争议也此伏彼起,烽火不断。随着郑州商城出土遗物的不断面世以及众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专家学者的潜心探索和联合攻关,确认郑州商城是距今3600年的商代前期都城。

商周青铜兵器研究回顾——兼论军事考古学目标下青铜兵器研究的新思路

青铜兵器作为商周文明的重要象征物,很早便受到学者重视。目前学界已经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然其研究尚存在不平衡现象。除了加强基础研究外,对其深层次的分析更为重要;在军事考古学研究目标和视野之下,商周青铜兵器的深入研究可另辟蹊径,即通过对青铜兵器各种组合的动态研究以达到以物透人、透史之目的。

《盘龙城》:一部商代考古研究的力作

本文通过对《盘龙城》一书的评介,论述了盘龙城遗址的分期断代以及文化性质的探讨的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强调了时空关系的研究在城址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北京地区夏商西周时期考古研究现状

北京地区夏商西周时期的考古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文化遗址和墓葬遗迹而展开的,对它的研究需要认识到两个方面:一是这一时期的考古文化的特殊性,它是由燕文化、北方文化、中原文化三者的交融而形成的;二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属于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一部分,要结合中原青铜文明的特征来分析。同时通过对文化遗址和墓葬的考古发掘,不仅可以使我们对夏商西周时期的历史有全新的认识,还可以为进一步研究北京考古史提供重要线索。

郑州商城夯土城墙遗址的价值呈现与可持续保护传承设计研究

郑州商城遗址是我国最重要的早期大型城址之一,是商代前期的商王都邑,对于研究早期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2017-2021年完成的郑州商城东南城垣遗址保护与环境提升工程,展示了过去30年持续的大量设计实践和研究积累的思考,项目最终得以建成实现并获得良好评价。通过回顾郑州商城遗址保护的系列规划实践,针对位于大城市中心区的土遗址遗产类型保护展示难题,研究提出了基于遗产真实性保护的遗产价值感呈现思想、聚焦遗产本体的观赏性提升策略、以及由此形成的针对土遗址的“金丝绒垫”保护展示设计理念。研究中提出的将遗产价值展示作为遗产保护的内核之一、设计视角的遗产历史属性挖掘、遗产保护展示设计的本质等思考,对我国城市中心区大型土城墙遗址保护展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新城镇化背景下实现大遗址保护的对策

大遗址是一类与城镇建设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文化遗产资源,城镇化建设的指导方向直接影响着大遗址保护的策略。当前,大遗址保护工作在城镇化建设的热潮中机遇与挑战并存。新型城镇化概念的提出为大遗址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它不再仅仅关注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更是肯定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品格塑造,这有利于大遗址资源在城市改造进程中免遭破坏,进而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助推力。当前,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政府为文化遗产保护投入找到的一种回馈社会的最佳方式,也是化解遗址保护与城镇建设之间矛盾的最佳途径。郑州商城遗址已对此进行了多年有益的尝试,以此为例,对如何在新城镇化背景下做好遗址保护工作进行一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