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行政复议的制度实践与路径优化

通过对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后的1200起案件样本的讨论发现,行政复议作为与行政诉讼相比肩的化解档案行政争议的法律渠道,在促进档案主管部门依法行政、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维护公众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档案行政复议制度仍存在作为化解争议主渠道的作用有待提升、监督与纠错作用有限,以及档案馆的角色定位有待明确、档案开放申请人缠讼现象较为严重等问题。未来应当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为契机,多措并举,不断完善档案行政复议制度,充分发挥档案行政复议制度在化解档案行政争议中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背景下档案局馆协同模式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的颁布实施为新时期档案局馆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分析了档案局馆协同发展面临的内外部挑战,阐述了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在梳理该条例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探讨其在明确档案工作体制、界定档案局馆职责、规范档案管理行为等方面对档案局馆协同模式构建的影响。档案局馆协同发展应以贯彻落实该条例为契机,从理顺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推进数字化建设、加强队伍建设等维度入手,构建党委领导、档案局统筹、档案馆配合的常态化协同机制,推动形成依法依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协同发展新局面,不断开创档案事业发展新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背景下档案配套法规体系的建设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为研究背景,围绕档案配套法规体系建设这一主题展开研究。首先,分析加快构建档案配套法规体系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规范档案工作,完善国家档案治理体系,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等四个方面。其次,系统阐述档案配套法规体系建设需要重点推进的内容,涉及档案收集、整理、保管、鉴定、开放、利用以及电子档案管理、档案监督等各个环节。最后,提出推进档案配套法规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加强顶层设计、突出问题导向、注重衔接配套、强化科技支撑、加大宣传培训等举措。

跨入新时代,跃上新台阶:《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新)文本试读

2020年6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新)。新文本立法定位准确,时代特色鲜明;内容丰富而全面,重点突出,章节布局合理,条款设计与数量安排恰当、适度;注重法律规范设计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立法技术规范娴熟,是一部精准反映时代特色、技术进步和档案事业发展方向的法律文本。这一立法成果本身,也标志着我国档案法制/法治工作全面跨入新时代、跃上新台阶。

新《档案法》背景下我国档案众包的发展机遇、障碍与路径

新《档案法》的出台从社会氛围、档案资源、档案开放和现实保障等方面为我国档案众包带来了发展机遇。但目前我国开展档案众包仍面临互联网思维和理念欠缺、档案众包内容不均衡、公众参与激励方式单一、政策法规制度保障不够、众包平台建设不足等现实障碍。我国档案部门应抓住时代机遇,从社会宣传、众包内容、群体激励、政策法规和平台建设方面进行探索,加快推动档案众包进程,助力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浅谈新劳动法出台后高校编制外合同聘用人员档案管理工作的应对

在新劳动法出台施行后,原有的高校编制外聘用人员档案管理模式,将导致高校在对编制外聘用人员的人力资源配置、利用上滞后,不利于对高校全范围编制外聘用人员的有效管理,而且面临着劳动用工管理、劳资纠纷等问题。因此,需要围绕"按照新劳动法的规定、参照原正式工档案录入"的原则,对编制外聘用人员的档案管理进行调整。

1931—1937年民国四川基层女性研究——以民国荣县档案为例

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典》从法律层面为中国女性开创了男女平等的可能。但是理论上的法律文本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的影响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文章尝试通过对1931—1937年民国荣县档案中离婚案件的研究,从基层社会现实、社会伦理道德和民间力量三个角度展现民国时期中央立法与地方司法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当时四川基层女性的影响。

我国现行《档案法》存在的问题及修改策略研究

本文从档案法律关系入手,分析了现行《档案法》中档案法律关系主体、客体和内容(权利、义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档案法律关系主体上要增加公民或其他组织为档案行政主体、明确档案业务约束对象和利用约束对象范围,客体上要完善档案定义、健全档案行为,内容上要保障档案法律主体权利与义务均衡、完善权利义务监督保障体系等修改策略。

新《档案法》尚需彻底解决的三个问题

《档案法》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依法治档的具体依据。新修订通过的《档案法》在规制范围和力度方面较旧《档案法》有了明显进步,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分析了新《档案法》尚未彻底解决的三个问题,即当前法学界重点关注的法律域外适用以及事关民生的私人档案及其监管、已公开信息的开放等,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视角下数字档案馆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与对策

数字档案馆建设涉及复杂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文章通过网络调研90家国家级数字档案馆和60家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提供的服务,发现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视角下,当前我国数字档案馆存在“告知—同意”规则落实不充分、利用个人信息自动化决策不规范和敏感个人信息保护不严格的问题,并从业务环节入手针对性地提出了规范数字档案馆个人信息收集、规范数字档案馆个人信息管理、规范数字档案馆资源开发利用和强化数字档案馆管理制度保障四方面的建议。

新《档案法》背景下国家综合档案馆文化功能实现的路径探索

新《档案法》的颁布和实施为实现综合档案馆文化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和路径。文章在阐释国家综合档案馆文化功能及其实现概念的基础上,对综合档案馆文化功能实现的驱动因素和现实困境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索综合档案馆文化功能实现的具体路径。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下水利工程档案信息化管理发展探讨

水利工程的建设施工和后期管理中,所产生的档案量是非常庞大的,如果采用人工档案管理模式,不仅需安排大量的管理人员,且档案管理的效率低,无法发挥各种档案信息的价值。随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出台和实施,水利工程档案管理信息化成为工作重点,基于此,论文详细梳理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对水利工程档案信息化管理的要求及促进意义,并提出了水利工程档案信息化管理的问题及相应对策。

固基筑垒:档案工作责任制的建立与落实--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第18条规定,应当形成档案的主体应建立档案工作责任制,落实档案工作领导责任、管理责任、执行责任,健全责任人相关制度。这不仅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要求建立健全档案工作责任制的直接回应,也体现出责任制为档案工作筑牢法治根基、筑就履责堡垒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的文本研读,剖析、归纳了法律规范划定的档案工作8个大类、14个小类责任主体,并基于管理责任与角色责任的26种执行责任论证档案工作责任制的建立,再从职责分工、制度建设、责任意识、责任机制四个方面探讨档案工作责任制的落实,以推动档案工作责任制的建设迈上新高度。

《档案法》中“软性条款”的运行机制考察

《档案法》中存有一定数量的“软性条款”。研究表明,此类“软性条款”并非不能执行,而是存在独特的运行机制,主要表现为软硬协同实施机制、效力传导型实施机制、政策辅助型实施机制和资源引导型实施机制。面向未来,此类“软性条款”并不需要全部转化为“硬性条款”,而是要通过“价值在场”“技术在场”和“路径在场”三重变革,延续“软性条款”不“软”的效力格局。“价值在场”,即以“档案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建构“软性条款”同“硬性条款”的互动机制;“技术在场”,即以修订《档案法实施条例》为契机,发挥“硬法”的外部协同效应;“路径在场”,即以开发“引导性资源”为路径,激活“软法”的自我实施潜能。

档案行政执法权的乡镇配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为分析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要求乡镇建立保障档案行政执法权正当行使的档案工作规范,但现实中的乡镇政府基本不拥有档案行政执法权,这导致乡镇政府面临权责失衡,不得已采取变通式做法以及档案治理协同机制难以形成的困局。档案违法行为在短时间内就可以造成利益受损的重大风险和严重后果,因此迫切需要将档案行政执法权配置给乡镇政府以缓解执法压力,而乡镇政府事实上也具备档案行政执法权的承接能力。档案行政执法权的乡镇配置需要遵循权责对称的基本要求,并达到效能最优的实质目标。在具体配置时需要将信息获取类与轻微制裁类档案执法权配置给乡镇政府,并在短期内采取委托或者间接授权的方式进行,但长期赋权必须对法律条文进行修订,此外,综合执法队伍与档案管理部门的联合执法可以作为乡镇档案行政执法权的运行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的功能定位、缺憾检视与优化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是国务院为执行档案法律规定而制定的行政法规,其功能在于解释和细化档案法律文本,补充档案法律规定中的未尽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为档案事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但依然存在档案开放审核标准不清、档案违法行为列举不全、档案行政处罚监督缺位等问题,阻碍着条例实然功能的发挥。对此,应当立足档案工作现状,坚持体系化思维,有针对性地纾困解难。一是建立规范化的档案开放审核机制,防止审核者滥用自由裁量权;二是增设档案违法行为的概括性规定,弥补列举性规定的固有不足;三是引入档案行政处罚检察监督制度,补强优化档案行政处罚监督体系。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法益结构的完善

依据“目的词”之差异,合并使用语义分析,可将《档案法》中的法律条文区分为“国家法益型”条款、“社会法益型”条款及“个人法益型”条款。经统计,“国家法益型”条款的占比是25.5%,“社会法益型”条款的占比达66.35%,“个人法益型”条款的占比为8.15%。与一般的部门行政法有所不同,在《档案法》中,所呈现的是“个人-社会-国家”的三元法益结构,且“社会法益型”条款占据绝大多数,这是由档案立法理念转型和档案社会化趋向所共同造就。除此之外,《档案法》中还存在着特殊的“法益集聚”现象,这是由其现代“领域法”属性所导致。面向未来,应以“档案治理现代化”为基点,实现“国家法益型”条款、“个人法益型”条款和“社会法益型”条款的动态平衡;以“社会法益”为切口,反映档案事业的社会化需求;以“个人法益”为视角,使得“个人法益型”条款真正实现对公民之“赋权”。

新《档案法》背景下我国世界记忆校园推广的“五微五阵地”建设探析

2020年6月20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对于加强档案宣传教育,尤其是开发利用馆藏档案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专门表述,这为我国世界记忆校园推广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文在调研世界记忆校园推广的实践和研究现状后,提出“五微五阵地”建设构想:以世界记忆蕴含的先进思想为指引,将“微课堂”建成思想引领阵地;以世界记忆蕴含的先进理论为指引,将“微教材”建成理论传播阵地;以世界记忆蕴含的工匠精神为指引,将“微实践”建成创新体验阵地;以世界记忆蕴含的爱国精神为指引,将“微故事”建成精神唤醒阵地;以世界记忆蕴含的悠久历史为指引,将“微展览”建成记忆重构阵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效力变“硬”了吗?——以“软法性条款”为考察工具

在16版《档案法》中,软法性条款的占比为45.12%,而在20版《档案法》中,软法性条款的占比达到了79.33%,增长了34.21%。实践中,软法性条款固然有可能引发《档案法》的执行力弱化问题,但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种“合理性”和“必然性”可以从直接动因、间接动因、实质动因三重维度获得证成。经过对20版《档案法》运行情况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软法性条款并非不具有执行力,而是存在着独特的内源性执行机制和外生性执行机制。面向未来,为了提升20版《档案法》的“落地”效果,应以其中的软法性条款为重点,通过对软法性条款的“改良”来实现既定立法目的。具体而言,应以打造“联合执法机制”为突破口,优化“软法性条款”的外部执行机制;以“立法参与+法益平衡”为具体路径,激发“软法性条款”的自我实施潜能。

《加拿大图书档案馆法》述评及其对我国《档案法》建设修改的启示

《加拿大图书档案馆法》是加拿大联邦政府档案法规体系的核心,是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基本档案法。本文通过《加拿大图书档案馆法》相关内容的介绍,提出了其对加拿大档案工作的影响,最后总结出《加拿大图书档案馆法》对我国《档案法》建设修改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