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下发动机档案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根据企业汽车发动机档案信息管理存在问题及需求,分析设计了基于MES的发动机档案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了系统体系结构、主要功能模块和系统网络拓扑结构。分析了主要功能需要的关键技术,包括数据采集技术、质量数据SPC分析技术等。最后将系统应用于企业实际,验证了此系统的有效性和实效性,可实现企业发动机档案管理的整体优化。

依法治档中“治档”应作何理解?——谁来治、治什么、如何治

依法治档中的"治档"就是管理档案事务的活动。各级党委和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相关部门,档案馆(室)、相关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和公民是"治档"的主体。三者各自承担着相应的管理责任(义务)和享受着相应的权力(权利)。当前,档案行政管理职能正在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由业务指导为主向依法监管为主转变,依法治档时代已经来临。实施档案行政执法和建立相应的执法监督和权力制衡机制,建设一支过硬的档案行政执法队伍,加强档案法治教育已是当务之急。

论高校学生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与实施

学生档案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学生管理工作。然而,由于高校办学历史原因以及其自身具有整体性、系统性、时间跨度大特点,高校学生档案管理工作一直存在许多不标准不规范的问题,使得学生档案没能发挥它的最大价值。认真分析档案管理工作特点及其服务范围,指导高校学生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与实施。

高校档案行政执法程序思考

在行政法治的理念下,档案行政执法的程序倍受重视。由于众多因素,我国高校档案行政执法程序中仍存在执法主体不明、程序缺乏、后果落实难等问题。力图通过高校档案行政执法现状分析,找出问题的原因,为构建科学的高校档案行政执法程序提供参考。

“档案执法监督”质疑

"档案执法监督"是沿用至今的传统说法,但不准确不规范。本文认为,所谓的档案执法监督主要是指档案行政执法,也包括部分档案行政执法监督。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既是档案行政执法主体,也是档案行政执法监督的重要主体,同时还是档案行政执法监督的客体。相对而言,目前当紧的是大力开展档案行政执法,因为档案行政执法监督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和改善档案行政执法,规范档案行政执法行为,使档案法律法规得到更好的贯彻和落实。

从“驻港澳总支部”到“香港执行部”--1950年中国国民党在港机构重组初探

中国国民党有着悠久的海外活动历史,早在兴中会与同盟会时期,便开始于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群体中发展自己的组织,香港是其重点发展的地区之一。抗战期间,国民党成立驻港澳总支部,在香港开展党务、宣传、侨务、情报等活动。1950年初,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也在内外困境中宣告停摆。然而鉴于香港之于所谓“反共复国”任务的重要价值,国民党高层最终决定重组国民党香港党务组织,新设香港执行部,统一协调在港的活动。

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做好现代企业的文书档案管理工作

对现代化企业中的文书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分析。论证了实现文书档案办公自动化是档案管理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强调必须提高文书档案人员的业务水平,必须建立健全档案的各项管理制度,贯彻执行档案管理的各种标准,这是做好档案管理工作的基本保证。指出文书档案是企业资料信息源,是企业的财富、智慧的积累,文书档案管理实现自动化、信息化,可使信息资料资源更大地发挥作用。

档案行政执法与档案业务指导的关系

档案行政执法和档案业务指导构成了档案行政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文章对二者互为依赖、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的辩证关系以及二者的主要区别进行了一定的论述。

高校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高校干部人事档案是高校档案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高校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存在诸多问题 ,已不能适应教育体制以及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 ,加强高校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并不断深化改革 。

涉档犯罪刑罚制度:问题检视、域外经验与完善思路

作为档案安全刑法保障的“最后防线”,涉档犯罪刑罚具有遏制和预防犯罪的重要功能。通过对涉档犯罪刑罚的实证检视和规范分析发现,我国涉档犯罪刑罚总体因刑罚种类单一而且缺乏威慑力,因裁量标准宽泛而导致量刑失准,因过度适用缓刑而难以实现特殊预防目的,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涉档犯罪刑罚的效果。法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在涉档犯罪刑罚理念设计、刑罚种类配置、刑罚裁量等方面有诸多创新之处,其中的成熟经验值得我国镜鉴。未来应当立足于涉档犯罪之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目标,通过增补刑罚种类并明确其适用规则、统一刑罚裁量标准、规范缓刑适用等方式,希冀完善我国涉档犯罪刑罚制度,充分发挥其犯罪惩戒和预防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效力变“硬”了吗?——以“软法性条款”为考察工具

在16版《档案法》中,软法性条款的占比为45.12%,而在20版《档案法》中,软法性条款的占比达到了79.33%,增长了34.21%。实践中,软法性条款固然有可能引发《档案法》的执行力弱化问题,但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种“合理性”和“必然性”可以从直接动因、间接动因、实质动因三重维度获得证成。经过对20版《档案法》运行情况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软法性条款并非不具有执行力,而是存在着独特的内源性执行机制和外生性执行机制。面向未来,为了提升20版《档案法》的“落地”效果,应以其中的软法性条款为重点,通过对软法性条款的“改良”来实现既定立法目的。具体而言,应以打造“联合执法机制”为突破口,优化“软法性条款”的外部执行机制;以“立法参与+法益平衡”为具体路径,激发“软法性条款”的自我实施潜能。

论档案行政执法司法化

为有效地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公平正义,西方发达国家对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将行政程序日益司法化,即用司法化的程序代替传统的行政程序,进而保障公民对行政活动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运用相对成熟的司法程序对档案行政执法程序、档案行政执法听证程序、档案行政执法案件记录文件材料形成和档案行政执法机关内部运行机制进行丰富和改良,是一种更好的解决纠纷的程序制度选择。

档案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的系统构建

档案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问题,制约着我国档案事业的顺利发展,档案法与刑法之间的科学衔接是法律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对于档案违法犯罪的规制,档案法是刑法的前置基础,刑法是档案法的有力保障,二者的有效衔接至关重要。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档案安全行刑衔接制度在立法衔接、案件移送、证据转换、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漏洞,导致档案执法部门与公安司法机关在处理档案违法犯罪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遭遇堵塞。为实现档案安全领域行刑衔接制度的公正、高效运行,加强对档案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制,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档案安全行刑衔接立法以及完善案件移送机制、健全证据转换规则、构建行刑衔接的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监督机制等制度规范,保障档案安全,促进档案事业发展。

北平档案保管处述论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为了妥善接收北平各机关的档案与物品,行政院所属各部按照中央政治会议要求陆续设立了北平档案保管处。本文从当年的公文和档案信息中获得了内政部、外交部、军政部和司法行政部四部北平档案保管处大量的史实与细节,梳理和归纳后形成了系统的认识。北平档案保管处实际上是特定时期内为了接受前政权留下的档案与物品而设置的临时机构,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人事、经费和行政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该机构的工作成绩和效果并不突出,成为历史档案保管的反面案例,并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