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亚里士多德与行动

本文详细梳理了阿伦特的行动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行动理论的关系。作者首先肯定了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行动概念的借鉴,认为亚里士多德关于家庭与城邦的区分以及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区分的运用,为阿伦特的行动理论以及对于积极生活的阐释提供了基本结构。阿伦特追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家庭和城邦的区别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别的基础,也是自由和必然的区别的基础。政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不这样思考政治,就剥夺了政治的神圣性。这个区别成为阿伦特政治理论的轴心。但是文章同时指出,阿伦特在政治的自足性问题上有异于亚里士多德,她抓住了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的内在紧张,分析了位于其“实践”概念核心处的工具主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家和公民的实践活动（即行动）最后仍然是通过其对国家正义——即共同善——的贡献得到评价的。行动的价值不在自身,而是在于实现国家的最终善的目的。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行动说到底还是手段。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对实践与制作的区分没有能够彻底告别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目的论框架。

行动的目的: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批判

阿伦特对哲学传统的批判蕴含着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根本性批判。在前哲学的实践观念中,希腊人以政治作为对实践的即逝性的解决。亚里士多德则以自足性区分实践和制作:制作总是以自身之外者为目的,而实践以自身为目的。此外,沉思之为最高的活动正是因为它是无时间性的,一种完全的在场,而这意味着完全的现实性;因此沉思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也是最自足的生活,最集中于当下的生活。在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形而上学的一种持续的特征就是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概念的校正,即将过去的偶然性和事实性和未来的不可控制性、不可预测性都从属于当下的必然性和确定性。阿伦特试图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批判性阐释表明,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致力于消除真正政治性的东西,它在制作的意义上思考政治,让实践的时间性从属于沉思的时间性,将其作为通向更高的、超政治的目的的途径。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就是这种政治思想方式的最极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