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吉—杉原方法与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法

近年来,如何对于中国经济的结构特征和成长机制进行理论化抽象,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学界的重要课题,中国经济模式论即是对上述课题的回应,构成了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一种讲法。尽管中国经济模式论者提出了重要的研究问题,但是,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阻碍了他们持续地取得进展。因此,研究方法的突破是开创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的前提。阿里吉被忽视的研究,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阿里吉大量援引全球史学者杉原薰的研究,他的研究方法可以抽象为阿里吉—杉原方法。这一方法侧重于从生产组织方式、政府对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的角度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可以为中国经济故事的第二种讲法提供理论出发点。

世界体系视野中的马克思理论——乔万尼·阿瑞吉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

阿瑞吉从世界体系分析视域中反思了马克思理论,一方面提出马克思对斯密的理论有过不少误解,另一方面探索了马克思在当代的意义,揭示了马克思经济理论在研究西方国家的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仍然具有解释力。当然,阿瑞吉也认为,马克思理论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上仍然欠缺深度,甚至带有某些理论缺陷。从总体上讲,阿瑞吉对马克思理论的反思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自己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误读。

回归东方:世界体系的中心转移——乔万尼·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析评

阿瑞吉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创立了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揭示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讨论了金融扩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成熟标志,批判了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探讨了东亚复兴和中国道路在现代世界体系格局中的地位与发展,论证了市场经济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这些内容都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当然,也包含某些理论缺陷,因此,我们需要予以具体的分析与澄清。

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一个封建社会的解读“符码”

在世界体系视野中,学者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解是复杂的,比如沃勒斯坦提出"俸禄制"模式,弗兰克提出"同心园"模式,阿明提出"纳贡模式"。与这三位指认有别,阿瑞吉提出了"国家市场经济模式"解读版本。在他看来,中华帝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了一条以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为基础的自主发展道路,其中,国家市场经济是中华帝国的原创性成果,也是其得以稳定、持续、有效发展的基础性力量。重要的是,中华帝国的国家市场经济具有西方市场经济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和长处,早在18世纪就得到了亚当·斯密的肯定,既市场经济的早期形态,也是市场经济的未来方向。可以说,阿瑞吉的中华帝国发展模式理论蕴含了独特的理论品质,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

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三种解读

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发展已经激起国内外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而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中国市场经济理解为"大政府,小市场"类型的市场经济。显然,这一解读并没有深刻地揭示中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不过,在这一解读之外,也有学者创立了其他类型的解读,其中,丁学良的"小众市场经济"、乔万尼·阿瑞吉的"国家市场经济"、萨米尔·阿明的"国家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三种解读尤为典型,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反倒具有十分有益的启示意义。

试析阿瑞吉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理论

乔万尼·阿瑞吉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般公式中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认为这一公式不仅描述了单个资本的发展,而且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周期性出现的内在逻辑。他在《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一书中将世界资本主义演变过程划分为四个资本体系积累周期,分别是热那亚、荷兰、英国、美国体系积累周期。然而四个资本体系积累周期并非是截然分开的,受世界规模资本主义积累周期发展演变内在逻辑的支配。

中国崛起的逻辑——评阿里吉的世界体系理论

乔万尼·阿里吉从世界体系理论视角阐述了中国崛起的原因。在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进行重新解读的基础上,阿里吉指出斯密并非自由放任思想的代表人物,传统中国发展模式更符合斯密理想。阿里吉认为西方模式正在衰落,21世纪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秩序领导者。然而,阿里吉只是从金融角度阐述了美国衰落的可能性,而忽视了更深层次的原因。美国社会自建国之初就存在难以弥合的分裂,如今这种分裂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当"看不见的手"失灵时,需要一只强大而有效率的"看得见的手"维护全球秩序,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中国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阿瑞吉的中国特色斯密主义论辨析

根据阿瑞吉的论证,明清时代和当代的中国走的都是“自然的”非资本主义市场发展道路,不仅践行了斯密主义,更证明了斯密理论的正确性,所以“亚当·斯密在北京”。但是,作为这种论证前提的那个斯密并不存在。这种论证既没有将当代中国与明清时代的中国区分开来,也没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全球政治经济中心从北美向东亚转移”,为什么当代中国能成为“东亚经济复兴的领导者”。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中国依靠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必然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从而被“卷入文明之中”。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得以实现跨越式发展。所以,不是“亚当·斯密在北京”,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国。

中国高速增长的“半城市化”调节模式:布瓦耶和阿瑞吉的比较与补充

法国调节学派代表人物布瓦耶近期对"中国体制"的概括值得关注。他将城乡分割的"半城市化"调节模式视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并基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对这一体制提出批评。这与肯定中国"半无产阶级化"现象的社会历史学派代表人物阿瑞吉的观点形成了对比。就法国调节学派概括"中国体制"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与社会历史学派分析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历史性、民族性视角进行比较与综合,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高速增长的制度条件和历史背景。鉴于布瓦耶和阿瑞吉所掌握的统计数据和制度细节尚不全面,对"半城市化"历史制度根源的认识存在一定局限性,我们尝试基于具体的统计数据和历史制度背景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补充,以期在发展的视角下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高速增长的"半城市化"调节模式。

世界霸权转移与东亚复兴语境中的中国“自然发展”道路——从乔万尼·阿瑞吉的视角再出发

阿瑞吉立足于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诠释全球政治经济中心从北美向东亚的转移,考察资本主义世界霸权的三次转移/更迭,进而对现代世界体系的转移进程,以及“美国新世纪计划”进行重构;尤其是在三时段坐标中讨论东亚的浮沉与复兴,分析东亚复兴语境下的中国“自然发展”道路,凸显了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其确信中国有自己健全的市场经济传统,驳斥了将中国经济奇迹视为新自由主义“成就”的做法。阿瑞吉对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亚经济模式的独特性,以及中国发展道路如何可能实现斯密理想型的“自然进展”的深刻剖析,尽管并不完美,但对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依然具有建设性意义。

波兰尼时刻:历史政治学与我们的时代

民粹主义、各种政治保守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上升,使得我们的时代日益接近"一战"和"二战"间期的结构性面貌,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加剧了去全球化趋势与国内已有的政治—社会矛盾。这是"波兰尼时刻"的再现。为了进一步甄别、理解与比较这一历史转折时刻,本文接着综述了阿瑞基、波兰尼与帝国崩溃等替代性理论资源,以期对未来的工作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