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题学的视域中探索中华民族的武侠小说

王立教授以主题学视角审视武侠文学,贡献颇多。他的武侠文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中国古代侠文化与侠文学主题研究、近现代武侠小说(包括金庸)中的母题与意象研究、中外武侠文学的比较与跨文化研究三方面,三者往往又相互勾连,各有偏重。他还运用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视角追本溯源,探索武侠诸多母题的华夏本土以及中古汉译佛经与印度文化等域外来源,及其传承流变,意义深远。他的武侠文学研究具有开阔的批评视野、扎实的史料求证与精细的文本分析等特征,具有多学科交汇互通价值,对武侠文学母题学的学术文献积累大有扩充。

文明互鉴视野下的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建构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的完整建构,一直是当代文艺建设的难题,在大量西方话语资源的充斥下,很难看清中国文艺理论的原本面貌,中国文艺评论在国际舞台上也几近失声。归根结底,是中华文化自信力的丧失,导致中国学人往往与传统文化疏离和隔膜,没有能力打破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与歧视。本文对历史遗留的话语困境进行了反思,指出文明互鉴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重建中国文艺评论知识体系的另一个角度,是认识到西方文明常常借鉴自东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积淀足以支撑起中国话语体系的理论框架与范畴术语。我们想要获得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权利,可以从“重写文明史”入手,用客观史实还原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文明互鉴的脉络,解构西方文明的话语霸权,从而摆脱西方文化对东方的歪曲与蔑视,完善中国文艺评论与中华现代文明的建设,强化文明互鉴,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面构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时期红色文艺的传承与创新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一方面传承着此前“经典”红色文艺中时代性、人民性、党的先进性等核心价值理念,一方面又在主题内容、形象塑造、表达方式、风格呈现等方面开创了审美新质。主题内容上紧跟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律动,脱贫攻坚、反腐倡廉、抗击疫情等主题拓展了传统“红色文艺”的革命题材边界。形象塑造上既有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式英雄,也涌现出大量的平民化英雄。表达方式上从“个人记忆”的前设视角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后设视角,使作品具有更宏阔的视野和理论审视的色彩。风格呈现上更具有娱乐性和亲和力,更易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尽管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在经典传承中有了诸多创新,但仍存在有待提升的空间,如红色内涵与人性规律、审美规律的契合问题,市场化与艺术化调和的问题等,这是在新的历史考验中需要直面回答的时代问题。

在民间文学中认知中华传统文化——兼论高有鹏教授《中国民间文艺思想史论》

中国民间文学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见证。《中国民间文艺思想史论》系列著述系统阐释了民间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我们从中可以进一步认知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多维度了解民间文学反映的人民生活、审美趣味与美好追求,以及鼓舞人民、化育民众的文化价值。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关注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系统研究,努力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色,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有益滋养。

延安时期“马蒂斯之争”再考察

延安时期的美术创作在对“洋”形式的选择上面临着内在困境:既承担着革命运动自身具有的“国际”属性,同时又面对着革命理论“中国化”与革命实际需求的选择。“马蒂斯之争”作为发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的美术论争,包含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此次论争的历史文献存在许多关联性问题:一方面,涉及西方艺术运动及其“现代精神”;另一方面,包含“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延安文艺运动以来“革命”与“美术”之间的关系转换。回到历史语境,此次论争的发生逻辑,“马蒂斯”在鲁艺美术教学活动中的呈现,以及“马蒂斯之争”与座谈会的关系等关键问题仍需考证。

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出生于五代乱世的宋太宗,原本文化修养有限,但在位期间却表现出浓厚的崇文倾向,无论是在政策措施层面、与文臣及士人的关系上,还是在自身的行为方面,都做出了罕有的积极姿态,因此被后世宋人视为“崇尚儒术”的君王。宋太宗与宋太祖这种明显不同的特点,是伴随着两次北伐失败而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则与当时朝政导向的转变存在密切的关联。在边患压迫的紧张形势下,武功之路却遭遇到碰壁,宋太宗只得转而追求文治。宋太宗时代,文官士大夫开始崛起,逐渐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紧密结合,为宋朝文治路线及其朝政导向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折射出宋太宗朝文治路线的基本确立,并对后嗣君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术家办报:传播视域下的抗战时期新四军版画艺术

抗战期间,新四军版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要美术阵地之一,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莫朴、吕蒙、赖少其、杨涵、吴耘、沈柔坚、涂克、邵宇等属于新四军的知名美术家大多数都具有专业美术院校的学习经历,且都在新四军从事报刊编辑工作。这些美术家成为媒体人,在参与办报的过程中注重了传播时效性、信息丰富性、形式新鲜性,重视普及与提高,从而在版画创作中凸显了以传播为导向的战斗性、文化性、多样性等特征。一系列表现军事行动、社会政策、生产生活的,以及承担对敌宣传任务的新四军版画作品,通过报刊、展览、集册、张贴等多种渠道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创作立场、思维与方法,可为当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所借鉴。

新文科背景下文史哲融合的国学经典类课程改革——以兰州城市学院“国学经典导读”课程为例

新文科建设不仅是学科融合的理念,也是金课建设和课程改革的契机与动力。在新文科背景下,国学经典导读类的课程更易于打破专业壁垒,将文学、史学、哲学、文献学等学科知识相融合,来夯实学生的国学功底。该课程改革聚焦新时代文科人才的培养目标,进一步明确了课程思政的融入点,探讨了在课程内容方面如何讲解文本的文学元素、发掘其史学价值、解读其哲学内核,提出了更具体、更细化的教学内容模块,推进了传统文科课程在新时代的深度融合与发展,并初步实现了跨专业的成果推广。

文艺复兴音乐断代史的分期问题

文艺复兴音乐作为欧洲音乐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见证了多声部复调技法的兴盛,成为衔接中世纪与巴洛克的关键阶段。欧洲各国在音乐风格和技法演变速度上差异明显,地域文化、社会背景和音乐实践的变化共同推动了文艺复兴音乐风格的演变。然而学术界对文艺复兴音乐的分期问题始终存在不同看法。该文探讨了文艺复兴音乐断代史分期问题,通过考察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等国的音乐发展情况,分析了各国音乐风格演变的差异与共性,梳理了学术界对风格分期的主要争议,并讨论了跨学科方法与新技术改进分期标准的潜力,由此展望了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2020年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报告

2020年是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的第十年,也是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的第十年。十年来,艺术学界在学科建设、学科发展方面艰辛探索,艺术学理论学科从初创逐渐走向成熟,在学科体系、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期刊平台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学界对此做了认真回顾与总结,并对未来予以了展望。在基础理论及学科建设方面,学界围绕中国艺术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这“三大体系”的建构、“新文科”背景下“新艺科”建设,以及如何加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主体性与学科共同体建设、坚守学科之初心、使命以行稳致远,还有艺术媒介等问题,展开广泛讨论,形成广泛共识。在艺术史方面,学者立足于视域的拓展融合,聚焦艺术史研究的跨学科、跨媒介、跨门类、跨文化、跨地域之融通的必然与可能,围绕艺术史的对象、视野、方法、路径等进行深入探索。艺术批评方面,本年度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疫情,让我国体现着鲜明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抗疫文艺”以及紧紧跟踪其步伐的抗疫文艺批评得到充分聚焦;艺术批评中的一些“元批评”理论问题得到了更深入系统的探讨。在交叉、应用学科领域,围绕艺术教育的讨论引人瞩目,比较艺术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以及艺术管理、文化产业、文化遗产等也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玉官》:一部被“忽略”的文学经典

许地山的小说《玉官》是一篇具有复杂意味的经典之作,但长期以来它却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史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重新挖掘它的内涵与艺术,分析被忽略的原因并确立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图像、文献与史境:中国美术史学的体系问题

图像、文献与史境是直接构成中国美术史学的基本要素。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画史,"流源"、"兴废"、"师传"、"秘画珍闻"等与文献、史境相关,也是构成美术的通史或专史要素;"能画人名"、"寺观画壁"、"论六法"、"论用笔"、"拓写"、"赏识阅玩"、"品第"、"跋尾押署"、"公私印记"等等与图像相关,构成图像研究、技法、鉴赏等理论。概之,其核心元素离不开图像、文献和史境。将图像、文献与史境,引入中国文化思想逻辑的叙述方式,是构成史、论、评、鉴的中国美术史学体系的基本方式。

百年中国红色文艺的文化精神及当代意义

红色文艺作为一种贯穿百年中国历史的重大文艺现象,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精神结构、生命意识、审美追求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成为数代中国人理解社会、理解革命、理解人生的重要窗口。红色文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深度互动,与百年中国文艺现代化密切同步,其以独特的叙事方式与审美表达重建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践成果,红色文艺包含着政治与审美、历史与想象、通俗与典雅、传统与现代的艺术张力,并以革命性、人民性、现代性的思想文化特征以及民族性、本土性的美学风貌,表征着百年中国文艺发展及其文化创造的民族精神和审美范型。红色文艺与百年中国社会生活、与现代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现代化、与中外文艺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艺实践、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百年历史经验等重大问题的深度研究,对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国志注》所引杂传述略

南朝刘宋时期,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引用了大量的杂传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从形式上看,这些杂传与史传不同,它们脱离史书独立存在,思想自由,篇幅短小,灵活多样,标志着魏晋时期古典传记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艺术渊源看,它们继承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传统,但又有发展,往往以细节和人物的言行刻画传主形象,心理刻画较为细腻,且具有传奇色彩和感情色彩。它们既补充了《三国志》的不足,又使历史人物个性化,因而有较高的史学、文学价值。

文学史学的创建和文艺学的离合

一百多年来丰富的中国文学史实践,催生着文学史学。文学史学反思和检讨文学史家的工作,总结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提炼有关文学史研究的原理性认识,是一门亟待建设和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它与文学理论(亦称文艺学)有着天然而深刻的联系,又有着重要的区别。在互补互促的前提下各自分头发展,有利于这两门学科在当前条件下健康地成长壮大。

图像、文献与史境:中国美术史学方法研究

图像、文献与史境,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关键要素,其相互关系涉及到中国美术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美术史学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在历史语境初始状态中回到图像的本体,而不是停留在对文献文本的阐释中,并以此构建中国美术史学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以回归图像本体研究的中国美术史学方法与以本土文化思想为逻辑基础的中国美术史学体系,研究的是中国传统美术在历史中的真实呈现与变迁。研究者通过图像、文献与史境三者构成的相互路径关系,对中国美术史进行研究,探讨中国美术史中图像的初始功能性、意义性、文献性,并以此为逻辑起点,以图像本身所显示的艺术本质特征为逻辑终点,使图像作为中国美术史学的主要材料,揭示中国美术史作品的全部内涵。

宏观文艺学的基本特征

宏观文艺学和各式各样的微观文艺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前者不是着眼于某一局部 ,而是从理论总体的高度以鸟瞰式的俯视全景的大视野来完整地考察文艺的系统存在和系统本质 ,这就必然使宏观文艺学具有母元性、综合性和主导性的特征。文章结合当代中西方文艺学发展的现状对宏观文艺学的三大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从而初步描述了具有当代形态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宏观文艺学的总体格局和形态特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始口述版考察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从口头演讲转化为书面文本先后经历了多次修改,形成了多个不同版本。但在其版本研究中,研究者普遍忽略了对《讲话》原始口述版的探究。通过对相关文献及亲历座谈会的作家日记、回忆记述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毛泽东原始口述版《讲话》“引言”提请参会者讨论的应为六个问题,而非公开发表时的五个问题,其内容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是将文艺问题置于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特定的政治、军事、经济语境中去考量,并与参会者进行轻松和谐的现场互动。“结论”虽不及公开发表时语言严谨、逻辑严密,却颇为生动风趣,现场感极强。《讲话》由口头演讲转化为公开发表的文字文本,不仅意味着语言形态、意涵的变化,历史现场的变动,而且也呈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动态发展轨迹。考察原始口述版《讲话》,有助于完整呈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实况。

文学的守常与流变——访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推出“著名作家高端访谈”栏目,本期访谈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京大学名誉教授让马里·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围绕作家个人创作经历、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世界文学与跨文化实践等问题展开。回顾自身创作经历,勒克莱齐奥教授强调文学创作的“当代性”,认为任何时期的作品都承载着作者与读者所创造的共同价值,成为其所处时代的见证。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打破规则的越界行为至关重要,但这种越界如果仅以美学为导向,则可能落入僵化的窠臼。勒克莱齐奥欣赏开放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提供了与他者交流的可能。文学是跨文化的例证,跨文化是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也是勒克莱齐奥作品的重要主题。勒克莱齐奥反对世界文学的等级划分,倡导践行“非线性”艺术史观,指出面对当今时代,跨文化与跨学科必将在塑造一种全新人文主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有关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研究的几点思考

本文针对当前"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可能要面对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如,这是一项区域性研究,那么我们如何界定这一边界处于游移状态的地理区域,如何讨论其移动性很强的文化现象。因为区域的特殊性,那么其研究方法的问题也出现了,即注意当下的在场的"现有"关系,而不是"既有"关系,但"现有"关系的临时性很强,又需要一种总体论述进行意义整合,而在总体结构关系中"意义层"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横列网状结构,强调双向互动。最后,就是资料问题。因为战争环境,信息杂乱,处理起来问题也比较多,不能过分地依赖文献,口述资料的使用也应慎重。虽说这是特定区域的研究,但反映出来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