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体制及其批判

如何区别一件艺术作品和一件日常物品,成为当代艺术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回答方式已经由思考"什么是艺术"转换为讨论"是什么使某物被看作是艺术",问题视域的转换就带出了"艺术体制"这一新的理论范畴。艺术体制的框架鼓励人们从围绕某一作品、使其得以生产、传播并接受为艺术的一整套关于艺术的观念、语境与一系列机构、要素和参与单位等构成的空间网络的角度,而非孤立的作品自身来思考问题。阿瑟·丹托和乔治·迪基在分析哲学的路径上,比格尔和布迪厄在批判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框架内,都对艺术体制问题作出了深刻的阐发。而当体制成为问题核心,理论上的思考与批判,很快与艺术实践上对以美术馆、博物馆为核心的体制机构进行颠覆和反思相结合,体制批判便成为当代艺术理论与行动的突出特征。

通向艺术场域史:一种开放而中立的艺术史书写

传统艺术史的书写往往着眼于艺术的创作和发生,而艺术本身的发展却要求一部开放的、普遍的和中立的艺术史。本文拟结合分析美学对艺术的界定,将围绕艺术或者艺术作品的关系元素置于艺术场域的内场和外场,同时联系布尔迪厄对于艺术场域的生成和自主化分析,构想艺术场域史。认为艺术场域史开放了艺术的发端和未来,敞开了各个艺术门类。同时,艺术场域概念的中立性解决了艺术史书写既不便站在当下语境进行价值判断,也无法客观还原历史语境的两难。

对阿瑟·丹托艺术哲学的分析与反思

阿瑟·丹托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哲学家和评论家之一,他与美国艺术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对后现代艺术流派例如波普艺术和达达艺术进行了哲学层次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影响了当代西方艺术的发展。他认为艺术品是在艺术界之中获得艺术品的地位。他提出,在当代艺术被哲学化了,从而导致了艺术的终结。他的艺术终结观对于国内外的美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他的"艺术的哲学化与终结"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叙述句子的时间结构及其理论意义——论丹图对若干历史哲学问题的语言分析

当代美国哲学家丹图所著《叙述与认识》,是西方分析历史哲学的经典文献。该著以"叙述句子"的语言分析为中心,处理了包括对历史的概念理解、未来的开放性等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在理论上有其独到之处。同时,丹图为学不囿于分析哲学家法,他的这部著作为我们审视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样本。

丹托“艺术终结论”视角下的中国绘画史

当代美国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认为,西方艺术在经历了前现代主义阶段的再现自然、现代主义阶段的自我认识而抵达了后历史阶段的自由,这也意味着"艺术的终结"。他同时指出,中国绘画具有不同于西方古典写实主义的再现图式,其历史呈现出一种异于后者的复古式形态。而中国近代绘画对西方写实主义的接受,却意味着它开始出现了自我意识,进入了现代主义的阶段,并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于是,当代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殊途同归,一起步入了历史终结之后的"后历史时期"。丹托对中国绘画史的论述有其独到和精准之处,但受其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也不乏以偏盖全和片面的地方。

扩展的艺术概念

哲学、政治或者文化对艺术的剥夺、入侵和融合……都可能成为"后现代"的一个元素,而他们的种种表现则是"后现代"的全部注释,正如丹托所说的,事实上并不存在着一种比别的艺术更正确的艺术,而且不存在艺术不得不遵循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所有艺术都是同等的和无差别的。

丹托的新艺术再现论

阿瑟·丹托的新艺术再现论认为,艺术品区别于纯粹物品的地方在于其再现性,即艺术品由于其意向性结构总是关于某个事物的,这使艺术品具有一定的语义特征;纯粹物品则不具备这种相关性。因此,艺术与纯粹物品的实在世界在本体论上处于两个不同的层面。显然,丹托的新艺术再现论一方面强调了艺术与生活的联系,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与此同时,丹托还认为,历史性也内在于艺术的再现本质之中。

重构后现代主义艺术批评:反多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争

在多元主义早已成为政治正确的今天,本文将追溯由美国左派批评家组成的《十月》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反多元主义,以哈尔·福斯特的文化论集为主要参考。福斯特在开创性的《反美学》中提出有"两种后现代主义",一种是抵抗的/后结构主义的后现代,另一种则是反动/肯定/新保守派的后现代。十月学派的主力作家们在那几年间撰写了多篇论文,批评当时主流的后现代艺术(例如新表现主义绘画)盛名难副。但在同一时期,美学家阿瑟·丹托秉持完全相反的态度,根据各种各样的后现代艺术风格总结出"艺术终结论",欢迎多元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因此,反多元主义与多元主义,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论争的关键论题之一,本文将主要以福斯特和丹托二人为例解释这一关键矛盾。

艺术体制论源流新释--从贡布里希到阿瑟·丹托与乔治·迪基

学界一致认为,乔治·迪基创造性地发展了阿瑟·丹托的艺术界理论,提出了艺术体制论,为当代艺术提供了一种类社会学的定义和理论框架。然而,早在阿瑟·丹托于1964年提出艺术界理论、迪基于1969年开始建构艺术体制论之前,贡布里希已经于20世纪50年代用艺术体制论阐释艺术了。贡布里希的图像语言学研究直接启发了丹托,贡布里希才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艺术体制论的真正奠基人。与丹托和迪基试图通过美学思辨为艺术提供定义不同,贡布里希综合语言学、社会学等理论,致力于微观文化史和艺术史研究的具体实践。这为艺术体制论提供了一个更为基础的"复调叙事",并对20世纪中期之后的艺术史和艺术哲学的社会学转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这一点长期以来却被艺术体制论研究者所忽视。重新考察艺术体制论的源流,无论是对贡布里希研究还是对艺术体制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艺术边界的失与得

20世纪前卫艺术家致力于挑战艺术边界,艺术理论热衷于辩护这类艺术实践。但是,艺术家对艺术边界的消解并不彻底,因为艺术家挑战边界的效力来源于艺术家身份,而艺术家身份的获得建立在艺术边界的基础之上。真正消解艺术边界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工程师。在信息领域,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彻底模糊。通过艺术品来划出艺术边界已经变得不再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边界将彻底消失。或许我们可以从艺术家的角度来重新发现艺术边界。有鉴于此,针对艺术家研究的人类学,有可能取代针对艺术品研究的批评学。

博尔赫斯与终结论

在终结论擘画的版图中,博尔赫斯间接或直接地参与了某些论题的讨论。在《<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中,博尔赫斯的"想象文本"模糊了现实与艺术的界限,同马塞尔·杜尚、安迪·沃霍尔等前卫艺术家的作品一道启发了美国著名哲学家、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使他提出了"艺术终结论"。博尔赫斯致力于小说技巧(如元小说、互文性、讽拟等)的创新,却公开宣布了"小说的死亡",以企盼史诗的复兴以及诗人创造者身份的合一。面对新媒介、新技术和信息内爆带给书籍的冲击,他坚决捍卫书籍的地位,反对书籍消亡论。博尔赫斯以一位作家的知性思索影响了艺术和文学创作的发展。

思想与形象的变奏——中国文人画与20世纪西方艺术理论

从本雅明对明清文人书画作为“思想形象”的体认、莱因哈特对宋元文人画“非形式”的经典地位追封,到丹托以明清文人书画佐证艺术作为寻常物“变容”的普适价值,3位西方学者借由对中国文人画的观展体验,围绕思想与形象之间的关系展开理论阐释,构建了思想与形象在艺术中交叠、悖反、超变3种典型理论路径,形成了贯穿20世纪西方艺术理论的一条基本线索。而通过还原20世纪西方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前沿场域的彼此互动,亦可见史、论、评三者的有机结合,曾有效推动着20世纪艺术理论的持续创新。其中,西方学者对“文人画”回归生命本身的共识,又可为重审中国传统艺术的当代价值提供值得探讨的异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