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目的:如何解读、如何适用?

对《公司法》第16条的理解和适用历来纷争不止,根源在于将其视为“公司担保”的规定,并以之作为公司担保合同效力的评判依据。为正本清源,本文回归《公司法》自身的性质与功能,追朔公司法本来的立法目的,认为公司法主要体现为管理法性质,是关于公司治理中内部权力安排与分配的规范;《公司法》第16条是关于“公司担保决议机制”的规定,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权力归属与行使的正当性与程序性要求。有鉴于此,在处理违反《公司法》第16条的法律后果时,应遵循“两步走规则”:第一步自然应依据《公司法》的治理规则和救济措施判定担保决议自身的效力和责任,包括因公司担保决议实质和程序违法、违规和违章而导入《公司法》第22条的适用。在对公司决议形成了确定性司法裁决后再启动第二步,考察其对公司担保合同的效力影响。当公司担保决议经司法裁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由此牵连出《合同法》《担保法》的介入和适用,担保合同可能发生无效的后果。本文坚持的原则是,公司有权机构做出的担保决议非经司法裁判为无效或被撤销,不能以违反《公司法》第16条作为判定担保合同效力的直接依据,《合同法》《担保法》不能“穿透”《公司法》第16条径行决定担保合同的效力。

《档案法》第16条规定的完善

一、对《档案法》第16条规定的检视 1.法律现状。《档案法》第16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

《公司法》第16条强制性质解释的误区及重构

《公司法》第16条为公司提供担保规定了"限制性"要求。当前主流裁判认为,该条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且"不具有对抗或约束第三人"的效力,据此得出了违反该条并不导致担保无效的结论。这种法律适用的思路是错误的。只有斩断《公司法》第16条与《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联结,才能纠正公司担保效力认定问题上的法律适用错误。现有理论试图构建新的解释路径,以求摆脱适用困境。然而,新的路径,要么拘泥旧有框架,要么需付出更大的理论代价,均不足取。《公司法》第16条具有积极强制与消极强制两个方面。积极一面,以公司自治行为——章程和决议——为对象;消极一面,以排除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为担保为目的。两者均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

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程序订立担保合同的效力——以对《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解读为中心

现行《公司法》第16条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颇具争议。从民商事领域最基本的原则——意思自治的角度看,不能简单地以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来主张担保合同无效,法律并未给担保债权人附加形式审查义务,公司自身债权人虽有一定风险但只能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保护;16条更侧重规范公司内部决议的形成,因而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程序订立的担保合同并不必然无效,违反16条所带来的后果更多的是追究违章董事对于公司在组织法上的责任。

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法(修订草案)》①第一百九十条首次明确规定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其在理论层面是对法人组织体说的修正更新和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补充,在实践层面是对董事滥权行为的有效规制和对公司及第三人利益的有效保障。但针对该制度设计仍须作必要限制,在宏观层面应当给予董事职务行为一定的容错空间,在微观层面应当设置差异化的董事责任并作配套保障。目前关于《公司法(修订草案)》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二审稿较一审稿变化颇大,规定亦更为合理,但仍存在第三人范围过大、一般过失时董事责任不明确以及与法定代表人条款存在体系冲突的问题,建议严格限制第三人范围、豁免“一般过失”时的董事责任,同时协调修订草案第十一条第三款与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

公司内部公示性信息记载文件的功能区隔与规则废改——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相关规则

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是公司内部最核心的信息记载文件,然而长期以来股东名册未能受到法律和实践的足够重视,导致实践中股东名册的价值逐渐被公司章程所吸收。公司章程作为自治规范,其所记载的应当是公司的身份信息和组织运营规则这一类相对静态的信息,而股东名册作为法定股东资格认定依据,应当专门记载股东及其出资这一类相对动态的信息,由此二者功能得以区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定程度上对此作出回应,但仍未能凸显股东名册在股东资格认定方面的唯一性和权威性。公司章程与股东名册功能区隔的实现,一方面需要系统性提升股东名册的法律地位并规范其置备与管理程序,另一方面需要培育商事主体的契约精神、诚信意识以及股东身份意识等成熟的商事观念。

公司章程与公司法的冲突问题研究

当下随着公司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公司制度就会朝着国家干预的强度弱化、股东自治强化的方向发展。不论公司如何发展,也无法避开国家的干预,所以章程自治与公司法强制性规范之间也永远会有一根无法触碰的红线。对具体案例中所体现的公司章程与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冲突问题产生的法律风险和法律设计进行研究时,只有立足于具体案例和法律条文,做到“理论+实践”双向联动,才能把握公司章程与法律的界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义务条款的规范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第1款是家庭履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义务的核心规范,外延解释包含从中央到地方各层次、多类型的法律法规考察,最终得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深层法律内涵该法存在法律责任虚化、法规制定空白抽象与修订及时性不足等问题,导致第16条第1款的可实施性缺失。因此,该法法律责任落地,还需要增强实施细则供给,提升立法技术和水平,为家庭履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义务夯实制度基础。

论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

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是规范公司治理行为的重要内容。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可以从其实体法、公司章程和法律救济等三个方面进行划定。实体法介入的主要改革思路是减少实体性规定,增加程序性强制规范的适用范围。公司章程约束的主要完善对策除了要增加章程的类型,提高章程的灵活性外,更重要的是要合理分配股东会与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固化股东权利。法律救济的完善则应着眼于商事审判理念的确立、经营判断规则的引入和专任商事陪审员制度的建立等几个方面。

《公司法》第151条的漏洞及其填补

现行《公司法》规定股东代表诉讼的第151条是2005年《公司法》修正时引入的。由于第151条并非我国司法的本土经验,如何正确实施,才能符合我国股东代表诉讼的基本法理和立法目的,便成为了讨论的问题。第151条存在两个法律漏洞,第2款对公司在诉讼中的地位应规定而未规定,第3款规定的"他人"未作限制性规定。采用比较法方法和类推适用方法,利用既有法律体系内的制度和规则,认可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仍为原告,而股东则取代法定代表人的地位,确立为诉讼上法定的代表人,以填补第151条第2款之漏洞。对于第151条第3款中的"他人",应探求股东代表诉讼规范的立法目的,采取目的性限缩的方法,将与公司无控制关系的"他人"排除在外,以贯彻第151条的立法目的。

股东滥用权利的司法规制——法院适用《公司法》第20条的实证分析

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障多数股东获得控制利益的同时遏制其侵害少数股东利益的可能性,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给中国司法实践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近年来法院适用《公司法》第20条之案件的实证分析显示,股东滥用权利集中表现在股东利益冲突交易、不当管理、盈余分配和排挤管理等几方面。研究表明,虽然《公司法》第20条在司法实践中对保护有限责任公司中受损股东利益已经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但是不同法院适用的标准尺度并不相同。司法实践中应当坚持多元化的审查标准,强化审查公司决策的合理性,对公司中的少数股东提供适当的救济。

公司法关联交易强制性规范解析——以《公司法》第21条为中心

关联交易中滥用控制权本质上是一种私人强制,其破坏了正义。国家必须施加强制。但我国公司法第21条这一具体强制规范要件不齐备,"利用关联关系"既不能成为"损害"的原因,也不能体现过错。因此,必须对以公司法第21条为中心的公司法强制规范进行重构,确立公平交易标准,并将程序规范与之连接以降低适用这个标准的成本。

构建公司章程与公司法关系的合理框架

公司章程是公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法是市场经济社会重要的民商法之一。公司章程与公司法关系的合理框架应是"融合互动性和矛盾冲突性"。通过什么途径和措施构建公司章程和公司法关系的合理框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再议公司章程之性质

目前对"公司章程的性质"有多种学说,其中以"契约说"、"自治法说"、"宪章说"三者最为典型。文章对这三个学说进行探讨,分析这三个学说的特点及利弊,并提出公司章程的发展趋势。

公司章程性质探析

公司章程具有自治性和规范性相统一的双重属性,是公司设立者之间的组织性契约,是适用于公司组成者的类法规范。公司章程与公司规章制度共同构成公司的自治规范体系。公司法主要是任意法,公司章程的适用顺序、效力优先于公司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劣于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公司设立者的违章行为实质为违约行为,公司组成者的违章行为实质为侵权行为。

也论股东派生之诉

股东派生之诉起源于英国,在美国得到充分发展。该诉讼的目的是便于少数股东督促公司董事或管理人士严格履行其职责并保护公司的利益。股东派生之诉被正式引入我国是在2005年大幅度修正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但是,第152条的规定存在许多概念性的问题。例如,股东派生之诉是否又可称"股东代表之诉"?股东是否可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等等。同时,许多有效的机制也没有设立,例如,股东诉讼担保条件和商业判断规则适用等。为此,本文试图澄清许多存在误区的地方,并提出一些完善第152条的建议。这样,就会使得第152条既方便少数股东采取行动威慑董事或管理人士的行为,又不至于使这种诉讼被滥用。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继承问题探析

本文结合我国《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继承的法律规定(简称股权继承),明确概念,梳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重点从公司章程的制度设计着手,通过完善公司章程来维护公司人合性,选择信托制度进行公司经营与管理,并通过股权内部转让和股权回购来维护和实现继承人的利益诉求,进而推动股权继承更好实现有限责任公司与继承人的共同利益最大化、最优化。

对俄投资必修课:俄罗斯公司法——我国对俄投资公司法实务问题分析

我国对俄投资企业确立投资项目后仍面临诸多问题,如投资主体法律组织形式的选择、股权并购具体方案的执行、股东权的确认、公司章程的设定、公司董事会的组织等公司治理相关问题,这些问题会随着在东道国俄罗斯实施经营而不断提上议事日程。这些公司法律问题的有效解决,对在俄经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和实现投资目标十分重要,为此我国对俄投资企业高管应特别关注和研究俄罗斯公司法问题,掌握在俄罗斯公司运行的游戏规则。

公司章程性质的理论探讨

公司章程作为充分体现公司与股东自治的法律文件,在公司运行过程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公司章程有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之分;在分析了关于公司章程性质的各种学说基础上,认为公司章程性质具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公司章程具有强制性或法定性,其二,公司章程在本质上讲是意思自治的产物。

公司章程的自由与限度

公司章程作为契约,并不是完全不受限制,其在充分体现契约自由的同时同样要受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约束。中外学者们已有的观点,为公司章程的自由与限度的判定提供了一个宏观标准,但具体运用到个案当中,还需我们个案区别审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