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立法审查权与香港司法审查权的潜在冲突刍议——以香港基本法第17条发回权条款不确定性为视角

央港关系的矛盾在基本法世界中具有普遍性。作为一种宏观的政治构想,"一国两制"事业的繁荣发展有赖于人们运用法治思维,在基本法实践过程中积极正确地对待央港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步加以推进。香港基本法第17条在处理中央立法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立法权的关系中具有枢纽地位。由于规范结构和立法原则上的深层规限,其第3款设置的中央立法审查发回权条款在启动理由和运行程序上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酝酿着中央立法审查权和香港特区司法审查权的潜在冲突可能。中央立法权与香港特区自治立法权的划分是一个难点问题。厘清发回权条款的规范疑义及其法律效果,明确中央立法审查权的主导地位,可将长期受到遮蔽的中央立法审查权与香港司法审查权之间的潜在冲突消解在萌芽状态。

再论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立法权

中央出于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信任,在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时,通过第23条将国家安全立法权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但香港特别行政区却迟迟未完成该项立法,导致对香港社会存在的有损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言行无法进行有效惩戒。在此情况下,全国人大可以凭借宪法第31条赋予的监督权和立法权,收回《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的授权,径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国家安全方面的专门性立法,这种立法与列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不同,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无须列于附件三,而是可以直接实施。

论香港基本法审查权及其界限

香港基本法及澳门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同时依据两个基本法的明确规定,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为了保证这一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的规定有权审查两个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两个基本法虽然未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法院对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具有审查权,但依据两个基本法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规定,可以推定也应当具有审查权。同时,香港地区属于英美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是毫无疑义的;澳门地区属于大陆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易造成不同法院之间对相同法律的合基本法性上的差异,需要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特点,将违反基本法的判断权集中于终审法院。审查机关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其审查的依据应当是基本法的正文及附件,而不能单独依据基本法的序言及宪法进行审查。法院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必然要受到其所获得的基本法解释权授权限度的限制,且还要受到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所应遵循的司法原则的限制。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与司法审查次终性理念——基于基本法实施20周年的反思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所建立的香港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话式释法机制"并非是普通法世界的异类,相反,其与英国、加拿大以及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的宪法体制一样,共同分享着"法官有权解释宪法/高级法,但建制化的人民代表才是宪法/高级法终极守护者"的法律哲学,因此都可视为是以"司法审查次终性"理念来发展普通法的重要方式。在香港回归20年之际,当人们对第158条所建立的释法机制进行总结和评估时,应珍视这种业已构成"一国两制"和香港法治重要基石的法律实施机制,不宜将美国司法至上式的宪法体制照搬到我国香港地区。

概括性赔偿的理解与适用

为了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节省司法资源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侵权责任法确立了概括性赔偿制度。概括性赔偿的规定是为了实现"同命同价"的诉求,但概括性赔偿不等于同命同价。要对侵权责任法第17条中的相关术语予以正确理解。

香港现行法律和基本法第23条的关系:兼论适应化立法路径的可行性

以单一法例形式进行的第23条立法尚未完成,并不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及社会安宁的法律就是空白。《刑事罪行条例》的部分条款可通过替换解释实现对叛国、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行为的规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也已经依据《社团条例》取缔主张“港独”的组织,并循《公安条例》起诉非法集结、暴动及煽惑集结或暴动的违法行为。通过梳理现行法律,本文认为第23条立法可循“适应化模式”的分散立法路径——激活、修订及整合现有法例:对不抵触《基本法》的原有法律,分阶段进行适应性解释,激活沉睡条款设立先例;对现行法律中的国家安全立法空白,通过修订旧法予以完善;对欠缺准确定罪量刑标准的罪名,上诉法院可明晰定罪要素并细化量刑指引。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问题研究——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七条

针对《刑法修正案(九)》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修订而产生的争议,通过结合司法实践,指出应当以信息主体相关性、可识别性把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同时应以多个维度考量本罪的"情节严重"标准,以期为理论研究及司法认定该罪名提供参考。

奸淫幼女应独立成罪

奸淫幼女的行为究竟该怎样定罪?在理论上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是分立说,一种是统一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中取消了奸淫幼女罪,把奸淫幼女的行为纳入到强奸罪里来,以强奸罪定罪处罚。文章通过对奸淫幼女这一行为及其立法精神的考察,认为奸淫幼女的行为与强奸妇女的行为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奸淫幼女的行为不符合强奸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该独立成罪。

保险标的转让时免责条款效力的承继问题——兼与永安保险公司商榷

保险标的转让后,仅于被保险人发生变更而投保人未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受让人方能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投保人发生了变更,则应当视为签订了新的保险合同,保险人必须履行签订合同时的各项义务,包括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保险人为避免保险标的转让后,免责条款被认定为无效,应当完善批改流程,分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变更,履行法律规定的手续,并固定相关证据。

遏制“港独”之立法构想

香港回归以来,"港独"之声不绝于耳。本文首先立足于刑法解释学的视角,讨论"港独"行为的具体形态和违法性。"港独"行为有多种表现方式,其共同特征是主张废除香港《基本法》,推翻中央人民政府的统治,意图"香港独立",将香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此类"港独"主张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而是分裂国家的行为,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仅明确违反了《宪法》与《基本法》的规定,也构成了香港本地《刑事罪行条例》的煽动罪和意图叛逆罪。层出不穷的"港独"活动使香港经济和社会秩序不断受创,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国家安全立法,"分裂主义者"至今仍未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基本法》第23条的相应国家安全立法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应当尽早提上日程。在汲取23条立法失败的经验的基础上,本文从立法内容、立法程序、社会参与等角度提出了遏制"港独"的具体立法构想。

《保险法》第17条司法解释规则评析——基于民法动态规制理论

追求意思自治与保障给付均衡是合同规制两大原理,两者具有动态互补关系。针对格式合同场合,发展出缔约信息义务与内容控制规则。司法解释(二)对《保险法》第17条的解释呈现出形式化倾向,致使保险消费者缔约信息保护功能被弱化。因此,须强化对保险格式条款之内容控制,注意发挥《保险法》第19条及相关条文的规范功能。因保险法的内容控制规则较为粗糙,应细化不当条款类型,积极谨慎进行法律适用。

论我国基本权利限制制度的发展——我国《宪法》第51条与德国《基本法》第19条之比较

学界一般认为权利并不绝对,权利的行使往往存在具体的限制。现代法治对权利限制的要求是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必须有个合理的度,即对权利的限制必须合法、合理。本文以我国《宪法》第51条与德国《基本法》第51条的比较分析为视角,就基本权利限制问题展开论述。与我国《宪法》第51条对于基本权利限制的规定相比,德国《基本法》第19条的内容更加详尽、全面,值得借鉴。我国《宪法》第51条在立法上存在观念、方法等方面的误区,为此,需要加强基本权利合理限制理论的建构,以丰富、发展《宪法》第51条,完善我国关于权利限制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论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

《宪法》第31条是正确理解基本法与宪法关系的关键。该条属于对国家结构形式的特别规定,是专为实行"一国两制"提供宪法依据而设计的带有授权性质的一项特别规定。但是,谈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不能单讲第31条,应该认识到整部宪法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据。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但不是一般的"母法"与"子法"的关系,基本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宪法和基本法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宪法和基本法一起构成了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法律基础。基本法是符合宪法的,基本法的每一条都在宪法的框架内做过仔细推敲,都是有宪法依据的。要把"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进一步实施好、贯彻好,最重要的是在特别行政区牢固树立宪法观念和意识。唯有如此,才能建立适应"一国两制"长期实施的社会意识形态,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爱国爱港、爱国爱澳的社会基础。

对一例卫生行政处罚法条竞合处断的思考--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为例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基于法条间的逻辑关系,往往会导致一个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触犯多个法律条文的情况,行政法领域中尚未对以上冲突如何选择适用做出明确规定,法律界也未形成高度一致的理论通说。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条第二项为例,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尝试分析提出在发生本例法条竞合情形时的处断原则,并对后续立法与政策制定完善提出建议,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