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理论操纵及其还原

《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的损失分担制度,并非公平责任原则的一般条款。在行为人和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时由当事人分担损失,一般认为其理据在于富人对穷人的社会补偿理论,但这一理论并不必然得出特定的行为人分担受害人损失的结论。另一方面,受害人不具有任何过错令其无辜地自负损失也将有违人们结合成社会的根本目的。在行为人和受害人均不应承担损失的情况下,损害的发生实质上处于公共空间,应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负担。至于具体的路径,通过社会保障而不是商业保险的方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更为适当。从长远看,构建意外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是解决侵权法内在价值冲突的必然逻辑。

前民法典时代公平责任的适用：裁判误区与应然路径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延续《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所确立的公平责任规则是对公平价值理念的贯彻,但其不宜被认定为侵权法的归责原则,而应属于损失分担规则。通过对2008-2018年间法院二审判决书的梳理,可知法院多采纳"公平责任原则"的表述方式,司法实务对公平责任规则的适用存在将其与公平原则和责任减免事由混淆,错误地将其适用于合同法领域或无过错侵权领域,以及将其等价为人道补偿等诸多问题。其中,将公平责任等价为人道补偿的最主要表现在于裁判者只看重客观损失的存在,而忽略了公平责任规则适用所要求的因果关系构成要件。未来民法典宜明确规定公平责任规则的适用仅限于侵权法领域的过错侵权类型中,除双方不具有过错外,还必须要求行为人的行为与他人损害结果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若行为人没有采取任何行为,则不能要求其据此分担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义务的判断标准研究——以《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为视角

如何认定"知道",以及如何明确"知道"的判断标准,是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的关键问题。"知道"指的是"明知",而不包括"应知"。在掌握"知道"义务的判断标准时,应当遵循三方面的原则:根据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不同,判断标准应当有所不同;根据保护对象的不同,判断标准也应当有所不同;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普遍审查义务。

侵权责任方式的理解与适用

中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八种侵权责任方式。侵权责任方式具有多元化、救济性等特点。侵权责任方式的适用应该考虑特定条件、侵权法的社会功能等因素。中国侵权责任方式的规定,解决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是否规定损害赔偿以外的责任方式、侵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的关系等。

《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的应然展开

《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作为过错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文义解释无法让它自圆其说。从法律的目的、法律条文内在的逻辑关系来看,"正当利益"的损害是过错侵权责任产生的前提;免责事由是过错侵权责任认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过错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既包括损害赔偿,也包括损害赔偿之外的责任承担方式;行为人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过错"必须反映在行为上才有意义。只有正确理解和适用第6条第1款,才能发挥该条款应有的作用。

论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责任承担方式规定之缺陷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了八种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而这八种方式并不应该统一以"责任"命名,因为其中某些属于义务而非责任。这不仅在理论上存在问题,实际上也会造成不利于保护绝对权人权利的后果。文章以义务和责任的区别为线索,逐一分析各种方式的实际性质,重点是对于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相重合的返还财产(原物)、恢复原状、消除危险、排除妨害、停止侵害等几种方式进行探讨,得出这些权利救济方式并非"责任"。最后对于如何修正侵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的问题,提出统一以权利救济之方式进行规定的解决办法。

概括性赔偿的理解与适用

为了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节省司法资源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侵权责任法确立了概括性赔偿制度。概括性赔偿的规定是为了实现"同命同价"的诉求,但概括性赔偿不等于同命同价。要对侵权责任法第17条中的相关术语予以正确理解。

论侵权责任优先原则——兼评《侵权责任法》第4条第二款之规定

《侵权责任法》第4条第二款确立了侵权责任优先原则,这对于维护私人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侵权责任优先本质上涉及到侵权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间的竞合问题。确立侵权责任优先的原因主要有:体现私权优先、实现法的价值、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等。

论过度医疗侵权责任的认定及立法完善

当前过度医疗侵权责任的认定存在适用范围不全面、举证责任不合理、鉴定程序不明确、诊疗规范不明确、现行医保制度未与《侵权责任法》相衔接等问题。应从全面规范过度医疗侵权责任的认定、引入举证责任缓和制度、明确医疗鉴定程序、明确诊疗规范的范围、构建与《侵权责任法》相适应的医保制度等方面着力解决以上问题。

共同危险行为诉讼免责抗辩研究

共同危险行为诉讼中的免责抗辩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很多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实体法领域,难以得出较为合理的解决途径。应当认识到,共同危险行为诉讼中免责抗辩的本质是对因果关系推定效果的排除,故应当从诉讼法的视角,以适用条件及证明标准对免责抗辩进行规制,落实心证公开保障其本原价值,并确立推定加害人为免责抗辩的新途径,从而解决我国共同危险行为诉讼中免责抗辩产生的问题,提高共同危险行为理论适用的合理性。

论清偿夫妻一方所负侵权之债的财产范围——兼论非侵权配偶方的利益保护

夫或妻个人所负侵权之债原则上属于夫妻个人之债,应以个人财产偿还,在与夫妻共同生活利益相关时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在夫妻对外关系中,非侵权配偶方在共同财产范围内负连带责任;在夫妻对内关系中,非侵权配偶方应当以基于婚后所得共同制而获得对方的财产为限承担清偿责任,采“限定继承”的逻辑,以受益为限,超出部分在婚姻关系结束时可以向侵权行为方请求补偿。对于夫妻一方所负侵权之债清偿制度设计,既要坚持侵权责任法自己责任原则,又要兼顾夫妻共同体的特殊性。对被侵权人的救济,不可因侵害人的婚姻状态而使其处于更优或更劣地位;赋予非侵权配偶方补偿请求权,旨在不让婚姻沦为风险之选择。

公平责任司法适用的新发展

公平责任历经《民法通则》第132条、《侵权责任法》第24条、《民法典》第1186条的发展,由一般裁判规则变为转致规范,以限制公平责任的适用。对于公平责任的司法适用,由起初的“滥用”到现在的“节制”,以确保公众的行为自由,践行公平责任所蕴含的正义理念,但公平责任仍有其独立价值与适用空间。以公平责任的变迁、适用条件、适用状况为视角,明确公平责任严格适用的应然立场。在《民法典》实施的背景下,公平责任适用类型法定,法院可根据公平原则裁量案件,探索公平责任适用的新类型,为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提供有力实践支撑。

公平责任案件的类型化研究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将《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中的"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为"依照法律的规定",符合学界大多数学者观点。公平责任规则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出现滥用、裁判标准不明等问题,草案的修改将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但同时,这一修改会限制公平责任规则的适用,我们建议增加三种适用公平责任规则的情形:(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的好意同乘类型案件;(2)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中的溺水死亡类型案件;(3)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中的意外事件案件。

揭开雇主“替代责任”的面纱——兼论《侵权责任法》第34条之解释论基础

我国民法学界和立法机关的主流观点认为,雇主责任的性质是替代责任,这种看法并不合理。替代责任原理及规则渊源于英美普通法,其立基于近代手工业社会,反映了当时较为简单的雇佣关系。到了现代工业风险社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雇佣关系的复杂化,这一原理及规则不能为遭受企业活动侵害的受害人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也不能为雇主积极履行义务提供法律上的激励机制。因此,使用替代责任原理并不能对《侵权责任法》第34条作出合理、妥当的解释。目前,英美法上的"企业责任理论"和德国法上的"组织过错理论"反映了比较法上雇主责任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

规范说与侵权责任法第79条的适用——与袁中华博士商榷

通过检索民事诉讼法学相关理论,考察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78条、第79条的裁判文书,侵权责任法第79条不存在所谓的"证明责任问题",也不会因为该问题而被搁置。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理论通说的规范说,并不排斥文义解释之外的其他解释方法。"请求原因、抗辩、再抗辩"的解释方法与规范说并不矛盾。侵权责任法第79条在司法适用中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功能落空,但原因不是立法存在缺陷,也不是传统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失灵,而是法官没有透过法条的文义和构造,发现正确的法条适用和证明责任分配方案。不是规范说出了问题,而是没有妥善运用规范说导致了问题。

论纯粹经济利益损失保护——兼评《侵权责任法》第2条

纯粹经济损失理论的实质是对侵权法所保护对象范围的合理界定。英美法上,为给侵权法确定一个合理的界限,建立了过失致人纯粹经济损失不予赔付规则,但该规则在当代受到质疑并产生了诸多项例外。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对于侵权法的保护对象范围有开放式与保守式两种类型,对于纯粹经济损失保护的程度和方式也有不同。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对于侵权责任所保护利益的范围,作出了开放式的规定,使纯粹经济损失得以包含于侵权法调整范围之内。为了避免纯粹经济利益保护范围不确定带来的弊端,应对受保护的纯粹经济损失进行类型化,并辅之以判例学说的支撑,从而形成一种开放而富有弹性的模式。

论人格权财产利益的法律保护——以《侵权责任法》第20条为中心

人格权财产利益的救济面临理论、实践及道德三重困境。《侵权责任法》第20条采一元论的规范模式,综合补偿、预防双重立法目的,确立了实际损失、侵权获益以及酌定赔偿等多元化的赔偿数额计算方式。该条规定适用于侵害非物质性人格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形,且以侵犯可商业化利用的人格标识为典型。侵权获益赔偿的理论基础在于不法管理,权利人需提供侵权人总收益额的初步证据,由侵权人证明与侵权无关的收益以及可以扣除的成本或费用。酌定赔偿标准不同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自由裁量,建议以人格权益客观价值为基准,结合具体个案情形酌定赔偿数额。被侵权人应当有权选择最有利于损害救济的赔偿标准。

侵权法视角下混合过错同与有过失的概念辨析

《侵权责任法》第26条被众多学者及实务工作者解读为关于“混合过错”的规定。而根据我国司法判决，“被侵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这一情形，既包括双方相互侵权，也包含被害人与有过失。由此可以看出，与有过失这一概念在我国民法理论中并没有被独立出来，而是与双方相互侵权行为一起被混同在混合过错这一模糊的概念中，而正是这种模糊对实务工作中的概念辨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学理分析并结合司法判决，将混合过错界定为双方相互侵权行为，从而使与有过失同混合过错在概念上彼此独立，厘清混合过错同与有过失的界限，以此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