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对医疗纠纷的适用问题

医患关系是以生活消费为内容的消费关系 ,存在医患双方事实上的实力对比的悬殊 ,对医疗纠纷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与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条 ,突破了我国传统大陆法系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 ,对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促使经营者遵守竞争规则 ,建立有序的市场经济 ,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具体规定 ,仍需立法部门做相关工作。

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的行政处罚——基于对《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范分析

2021年最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发布,其中第四十九条为行政机关对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实施从重从快处罚提供了法律依据。基于对该条内容和结构的规范分析以及应急管理制度的体系性考察,应当明确:该条仅适用能够引起严重社会危害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阶段;该条中的“突发事件应对措施”仅指应急处置措施,有应急管理法律、应急处置通告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救助性、限制性、保护性和保障性等4种应急处置措施;该条的“快速”处罚要求行政机关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运用简便迅捷的方式,缩短案件办理时间;“从重”处罚则要求行政机关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内,根据违法主体的主观恶性程度、违法行为引起的社会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与其过错相当的行政处罚。

网购合同成立时间:实证考察、现行立法及应然立场

判断网购合同成立是网购合同违约责任问题的逻辑起点。我国主流电商平台对实物网购合同多通过格式条款与用户约定合同"发货时成立"的立场,司法裁判对格式条款效力存在分歧。《电子商务法》第49条对电商平台的做法采取了否定立场,民法典分则草案合同编则预留了解释空间。基于私法自治优先立场及网购合同具有潜在用户远超库存商品数量等特殊性的考量,未来民法典应允许电商平台通过格式条款约定合同成立时间,但在消费者提交订单或付款之时必须像亚马逊购物平台一样明确提示"合同发货才成立",亦可强令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所展示商品价款等明显位置提示合同成立规则。唯有如此,才能在尊重电子商务特殊性的前提下平衡、保障好网购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网购合同违约责任制度的构建应借鉴集团诉讼等方式解决单一消费者诉讼动力不足的问题,否则网购合同成立问题的重要性将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反垄断罚款裁量权控制

研究反垄断量罚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因此有必要系统审视反垄断量罚问题并思考如何通过完善相关规范控制罚款裁量权。分析177份处罚决定书数据发现,反垄断罚款裁量权行使未能很好践行《反垄断法》第49条的要求,而且经梳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69份包含被处罚人诉请法院审查量罚内容的文书后发现,这些不当不公裁量罚款的现象未能被司法有效控制。进一步从立法的维度来看,反垄断量罚规范也存在表述模糊、体系欠协调和裁量要素体系不健全三方面问题。这些问题概括来说即为反垄断罚款裁量权失控问题。对此,应遵循以原则控制和程序控制模式为核心的整体思路,将《反垄断法》第49条裁量因素列举部分表述改为“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违法者的悔过情况、消除违法行为后果的情况以及经济社会背景下的经营者状况”,同时增加“反垄断机构应当在处罚决定书中载明所有被纳入考量的因素,并逐一基于相关事实作出定性结论”为第2款。

中国宪法如何保护家庭——《宪法》第49条的政法解读

《宪法》第49条的家庭条款拥有爱情和亲情两条线索,但长期以来感情破裂学说主导婚姻法理论,家庭关系被简化为夫妻间爱情关系,无法揭示相关条款背后的多重价值及法益冲突。《宪法》第49条包含国家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儿童不同层次的规范含义。在宪法家庭规范中,妇女也有多重身份:作为婚姻自由主体的妇女,作为家庭成员的妻子以及作为子女养育者的母亲。一方面,保护婚姻不仅要保护婚姻自由,也要维系婚姻形成的家庭关系,保护婚姻双方的权益及彼此间身份权利。另一方面,保护母亲既是为了照顾作为弱者的孕妇和产妇,也要将对子女权益的保护纳入考虑范围,从而自然带来对妇女权益的限制。理解《宪法》第49条背后的规范含义,既有学理意义,也能为回应现实难题提供宪法支持。

保险标的转让时免责条款效力的承继问题——兼与永安保险公司商榷

保险标的转让后,仅于被保险人发生变更而投保人未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受让人方能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投保人发生了变更,则应当视为签订了新的保险合同,保险人必须履行签订合同时的各项义务,包括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保险人为避免保险标的转让后,免责条款被认定为无效,应当完善批改流程,分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变更,履行法律规定的手续,并固定相关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