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安全领域“首违不罚”制度的反思与优化

自2021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明确“首违不罚”制度以来,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颁布了大量“首违警告”清单。清单对贯彻人本主义、规范裁量、和谐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检视各地清单,亦发现存在着背离“首违不罚”设计初衷、适用对象存在歧视性差别待遇、违法类型和时间范围各地差异较大、再犯问题处理思路不一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首违不罚”的制度效能,应当从统一构成要件、颁布省级清单、规范制度适用等方面入手,推动制度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纵深发展。

保险公司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的责任——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为考察点

本文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有关保险公司的规定为依据,从侵权法的角度论述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确定的的无过失责任原则与责任保险的关系及保险公司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的责任性质、范围。本文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的规定的具有不合理性,不适当的加大了保险公司在侵权损害赔偿中的责任;《保险法》及《道路交通安全法》赋予了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赔偿请求权,受害人可以直接以保险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

论交通肇事罪中的交通事故

当前司法实践中,由于行政法上的交通事故存在概念不清、定义不明等问题,导致交通肇事罪认定困难。应该以《刑法》的规范性保护目的为出发点,对交通事故概念元素进行实质性解释;将设计和使用目的作为车辆的判断标准,将影响交通运输安全的危险性作为机动车的判断标准;明确行人、乘客等犯罪主体的适格性,按照体系解释将不特定的多数人作为公共通行的判定标准,以此作为界定道路的关键;将交通事故罪的罪过形式限定为过失,使行政法上的概念更好地运用在交通肇事罪案件的认定中,以减少交通肇事罪错案的发生。

交通无过错事故的损害救济问题研究——兼及修订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立法疏漏及其弥补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没有对交通无过错事故责任的承担提供具体规则。交通无过错事故中的损害应该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的人身损害可以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支付,仍然未获救济的损害由各方根据公平原则在可救济的范围内按照人身损害优先的顺序合理分担。

浅析《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在第三者责任险中的司法运用

新交通法实施以来,因道路交通损害赔偿纠纷的案件急剧增加。由于缺少配套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各地法院在运用交通法第76条审理案件时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并且与相关法律尤其是《保险法》出现了部分立法冲突!对第三者责任险的不同理解使得矛盾凸显!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本质上是由于第76条自身缺陷造成的。本文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从法理的角度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高速公路单车掉线事故一般规律分析

着重选择渝黔高速(重庆—贵州)重庆段、渝涪高速(重庆—涪陵)、成渝高速(重庆-成都)重庆段为研究对象,统计分析了2005年—2006年共计746起单车掉线事故(ROR)资料,从事故发生数量、事故分布形态、事故发生时段、事故涉及车型以及事故路段分布5个方面探讨了高速公路ROR事故的一般规律,提出了在高速公路上大规模实施路侧振动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对高速公路ROR事故的安全管理以及路侧振动带的类型选择、设置位置提出了建议。

自动驾驶汽车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挑战及应对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革新了现有的人车关系和交通行业规则。许多国家对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都趋于成熟,陆续进入路面测试阶段。在技术难关被逐步攻克的同时,其给法律制度却带来巨大的冲击。我国自动驾驶汽车的上路行驶将改变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涉及的诸多具体规范。因此,面对自动驾驶汽车的诸多挑战,必须完善通行主体规范、执法规范、事故处理规范和违法处理规范,从而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变革以进行积极应对。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理论与应用研究

分析了我国近年来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要求,对编制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研究从探讨道路交通安全系统出发,提出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的定义和编制规划应遵循的原则,并给出了规划思路、规划技术路线和规划内容的建议。最后结合城市介绍了规划的实际编制过程。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交通事故”定义评析

关于道路交通事故的定义,《道路交通安全法》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基础上作了修改。从法学和逻辑学的角度上分析,修改后的定义仍然存在着定义不准、概念不清等问题,影响到该法的准确实施。科学定义道路交通事故概念,首先要明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和法律特征,其次要明确道路交通事故概念构成的内在要件和外在要件,第三要遵从语词规则。

黄灯信号与交通安全

现有交通法规对车辆遇到黄灯时是否允许通行仍然没有定论,这直接导致了众多驾车人在面对黄灯信号时的反应不一,对道路交通及安全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通过分析车辆行驶中的人一车系统特性,揭示了交通黄灯信号的重要作用.此外,从两个不同视角对黄灯信号的通行权展开论述,并对黄灯信号合理的持续时间等参数进行了案例设计,由此得出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遇到黄灯可以通行的结论.

评析我国法律对“道路交通事故”的界定——从案例引发的思考

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了界定,但结合具体案例来看,该定义存在着对交通事故的定义过于宽泛,没有对道路交通事故的范围作出明确界定,导致在与《侵权责任法》及相关立法的衔接上存在矛盾,引起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等问题。给道路交通事故下定义,应当从车辆、道路、运行、主观、后果等构成要件进行考虑,完善对道路交通事故的界定。

对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比较分析

我国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归责原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2004年颁布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可以看作是一个阶段性总结,但该条在2007年又被修改。前者以无过失责任为基础,后者则根据我国发展现状、借鉴国际通行的多元化规则体系,对原第76条进行修正。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由于立法者认识的局限,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浅析汽车行驶中的安全距离

无论是在高速行驶的高速公路上，还是在人车流量巨大的城市道路上，行驶时后车都要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而安全距离又与驾驶人反应、操作、汽车制动性能及道路条件等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法律法规对行车中安全距离所作的明确规定出发，通过对影响安全距离的主要因素的阐述，就如何判断和保持行车中的安全距离进行了分析。

挑战与回应: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治化路径研究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推进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治化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民众出行安全的必然选择。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治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立法、执法与司法之间的关系,大数据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间的关系,政府监管与社会治理创新之间的关系。当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治化面临着现行立法存在漏洞、重大事项的决策机制不完善、执法体系不健全、相关主体法治思维匮乏等挑战,这些都严重阻碍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治化的进程。为此,需要通过完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立法、推动重大决策事项法治化、规范并创新执法方式、增强领导干部与公民个人法治思维等积极应对法治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类挑战。

复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中的吊销驾驶证,从行政法角度而言,是行政的强制执行。用吊销驾驶证之"手段"去追求处罚当事人放弃合法听审权利之"目的",手段与目的间并不存在实质之内在联系或合理正当之连结关系,属于立法上违反"不当连结禁止原则"。从宪法角度看,是对人民工作基本权的侵害,且这种侵害已达侵害最强烈之职业禁止的程度,没有特别重大的法益,应属违宪。从学理上讲,当事人应当可以声请违宪审查,由宪法法院宣告定期实效,以符"法治国"保护人民拥有基本的"社会正义"及"人的尊严"的生活权利。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

从沈阳“撞了白撞”的法规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出台以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争论。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妥善处理行人与机动车驾驶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更要彰显人的生命健康价值的优先地位;另一方面,也要从法律规范层面剖析第76条的归责原则与法律适用,既突出强调机动车一方要承担的严格责任,也强调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违规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样我们就能够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道交法第76条立法精神与价值取向,有利于公平合理地确定事故双方的责任,进而达到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的立法目的。

试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存在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有悖于《行政处罚法》对公正的价值追求;违背《行政处罚法》所倡导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在权力和权利这对行政法所关注的主要矛盾的价值取向上与现代法治对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不相适应。《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的内容可以作如后调整: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作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处罚的证据;对有记录资料且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应当即时依法予以处罚;对有记录资料但不能确定驾驶人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一般程序查明违法事实,即时予以处罚。

谈道路交通安全立法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道路交通迅速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道路交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严峻,城市道路拥堵问题日趋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因此,以法律规范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刻不容缓。《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颁布是中国道路交通法制建设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是中国道路交通事业全面走向法治时代的崭新开端。

以侵权责任惩治同意套牌行为的局限与不足——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19号

同意套牌行为和套牌行为具有结合性,二者属于"共谋型违法",具有扰乱公共交通秩序、机动车管理秩序和国家的经济秩序等危害。目前有关法律及规章仅规定了对套牌行为的处罚,而没有针对同意套牌行为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19号明确了同意套牌行为的侵权责任,然而借助侵权责任来增加同意套牌人的违法成本,需依附于套牌车肇事并构成侵权的偶然性,难以发挥行为规范的调控功能。此外,公法管制目标的实现,并非侵权法的基本功能,司法裁判亦非实现公法上的管理功能的有效手段。基于侵权责任对遏制同意套牌行为功能上的不适当和效果上的有限性,同时为了避免公法管制私法化,应增设对同意套牌人的行政处罚的规定。

道路通行条件优化制度的建立

交通安全管理部门为履行好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必须将义务融会在道路通行条件安全隐患信息反馈、非交通性活动交通安全影响评价、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设施优化、道路通行信息透明化四个制度之中,通过良好的运转机制,让履行义务成为一种日常的工作行为和规范化的工作过程,进而才能从优化道路通行条件这一层面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