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二次人口红利的困境摆脱与现实愿景

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期,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用工荒现象愈演愈烈,这意味着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应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增加教育支出比重等措施,实现二次人口红利,最终达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的。

人口老龄化对亚洲养老保障体系的挑战

目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亚洲各国、各地区必须面对的十分紧迫的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亚洲国家、各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在于过快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还在于亚洲各国、各地区在经济、制度发展方面远未成熟,同时亚洲人口老龄化又存在城乡失衡、性别比例失衡等现象;与此同时,整个亚洲各国、各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没有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亚洲养老金体系普遍薄弱治理和缺乏调控导致机构能力不足、充足指数过低、履约成本太高。因此,亚洲国家、各地区必须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亚洲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挑战以及应对策略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亚洲国家必须面对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与西方相比,亚洲国家的老龄化问题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在于过快的老龄化速度,更重要的是亚洲在经济、制度发展方面远未成熟,同时老龄化又存在城乡失衡、性别比例失衡等现象。老龄化对亚洲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亚洲内部的产品内分工链、区域生产网络等维持亚洲竞争能力的区域合作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口红利基础上的,老龄化的发展将使得亚洲传统发展模式无法持续。面对这些挑战,亚洲国家必须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后人口红利时代”中国的挑战与机遇——基于老龄化经济影响的视角

中国人口老龄化由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轨迹而呈现出鲜明特征,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又对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产生了助推作用。人口再生产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惯性,超低生育率在中国部分地区的出现将对社会发展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人口老龄化前景及其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影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从"人口红利期"向"后人口红利时代"的转变是人口转型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阶段,这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课题,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首先,老龄化为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严峻的挑战,隐性债务和个人账户空账仍是养老保障体制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难题,巨额的医疗费用和照护成本又将对公共医保体制造成巨大压力;其次,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一方面直接改变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间接影响劳动力需求并推高劳动力成本;第三,老龄化将削弱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同时也是促进经济转型的一次机遇;第四,老龄化进程蕴含着潜力无穷的消费市场,老龄产业的蓬勃兴起将给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

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人口数量问题一直是人口政策的重心。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目前,关于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依然存在较大的观点分歧。正确评估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潜在风险,及时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对于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长期协调发展极为重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历史镜鉴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青壮红利”渐减,引发部分学者对老龄化的担忧,“人口红利”骤然成为学界与社会的流行话语和政策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人口红利”基于“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形成的庞大的自然人劳动投入和大规模消费促进社会生产需求,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一理论,但这一过程必须以地球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作为假设前提,这就引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人口—资源环境”安全问题。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发展愿景,提出了人类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平衡发展的全球议程,也提出了以人类文明史的“长时段”视角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安全的中国立场,这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口—资源环境安全问题的议程设置。随着21世纪30年代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革命性创新将极大冲击单纯依靠人力(体力和智力)劳动投入的传统理论,并重构未来人工智能环境下汉娜·阿特伦所说的“人的条件”,也将深刻改变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基础结构。因此,应该重新审视有关人口增长理论的逻辑前提,总结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经验,并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下建设全球协同性的“人口—资源”平衡机制,同时为全球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预留政策空间。

人口红利转变对居民储蓄水平影响的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红利和居民储蓄水平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Leff模型基础上,运用福建省三十多年来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人口红利变动与居民储蓄水平正相关,同时,人口红利变动通过作用于居民储蓄水平进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台湾人口老化与少子化问题及其经济社会影响

台湾人口老化与少子化问题日益突出,已进入"高龄化社会",并将进入"超过高龄社会",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来临。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比例持续上升,没有子女的单身家庭越来越多,总量已超过非单身家庭。人口红利会逐步消失,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社保基金财政吃紧;少子化对台湾高校招生与教育事业发展带来新挑战,普遍面临生源不足、高校老师失业与高校倒闭现象增加等一系列新问题;老年人口"长期照顾"成为新课题。

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革中的新机遇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结构性变革。劳动力短缺、一次人口红利消失已成既定事实,并从供给端冲击就业数量和质量。短期贸易摩擦因素、长期技术进步及国内外需求因素将从需求端交织冲击就业数量和质量,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将重塑就业结构。破解劳动力市场供给端和需求端的难题,当以着重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主,保证就业质量,释放二次人口红利,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人口、就业、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促进劳动力市场转型升级,助力产业升级,力保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退休年龄的时机和方案设计——基于陕西省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运行效果分析

本文从陕西省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基金的运行效果入手,说明在现行制度下未来养老基金缺口较大。通过设计改革退休方案,结合未来陕西的退休人口数量,运用定量的分析手法来论证改革退休年龄方案的可行性,希望通过推迟参保职工的退休年龄来增加缴费人数、降低在职人口抚养老年人口的系数,这种减少未来养老金支付压力的做法主要是依靠退休年龄的延迟从而达到纵向的扩面,实现调整,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来逐年缓解基金缺口。

美日劳动力素质升级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面对中国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升,需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政府与社会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此,考查当美国和日本达到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水平相当的特定阶段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发现美国和日本都具备人力资本快速积累、重视工业技术、政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或制定产业政策等手段促进经济发展、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且工资上涨等特点。这些特点,有一些是中国已经具备的,有一些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引意义。

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武汉人口发展特点研究

在我国人口增速放缓和人口集聚程度增强的大背景下,武汉市人口发展呈现出总量持续保持快速增长趋势、常住人口家庭结构更趋小型化、人口性别结构正逐步突破合理区间、人口年龄结构红利期仍将持续、少子老龄化问题仍将进一步恶化、人才资源优势居全国前列、流动人口有效改善人口结构、人口的空间分布渐趋合理等新特征。针对武汉人口发展现状,一是充分发挥武汉在自然生态和科教、产业上的优势,出台更加包容的户籍政策吸引人才;二是完善公益性基本公共教育制度,出台更多有利于女性参与的劳动就业创业政策,建立覆盖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制度,助推人口生育率提升;三是提高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保率,鼓励健康老年人社会服务,培育银发经济,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化解老龄化危机;四是制定重点突出的区域人口政策,增强区域间协调性,推进武汉人口政策改革。

东亚经济奇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的实证研究及其中国启示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公共因子进行新的思考,加入技术进步和人口年龄结构等因子,对东亚经济奇迹进行重新考察,得出一些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影响的新启示。

论我国未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对我国未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预测研究表明:无论哪种假设方案,前50年人口总量都比较多,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都要增加;后50年年龄结构进入"负利"阶段,人口抚养负担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负面作用;中间40年老年人口数量巨大,老年人口问题最为突出。论文以静止人口模型指标值为标准,精确给出我国人口"红利"起止时间,未来人口"负利"发生时间,以及老年比偏低和偏高的时间,并对这些人口年龄结构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指出,如果前50年维持中方案水平,后50年再将总和生育率逐渐升至更替水平,则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小幅度不大,总抚养比升高程度可以接受,老年比不至于过高,有利于形成12亿人左右的适度人口规模,因此是一个趋利避害的人口发展方向。未来人口发展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如人口发展加重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生育水平长期超低、空巢老人规模过大、农村鳏夫大量增多、农民工过度流动等,都会导致群体安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论文建议要进一步加大保护资源环境的力度、大力建设节约型社会、高度重视人口安全问题,以及尽早研究制定新人口政策,以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造成了深刻影响。本文旨在探讨人口老龄化对地方债务风险的影响,并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进行了理论推演和数值模拟,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老龄化不仅会导致养老金支出增加,使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负债率上升,还会降低劳动供给和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但从长期来看,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会逐渐减弱,经济增长会回归稳态水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会有所缓解。本文建议:加快养老金制度改革,同步推进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建设;积极构建老龄化趋势下的经济发展新动能,以降低地方债务负担,缓解地方债务风险;做好老龄化背景下的地方债务管理,合理控制财政支出水平,特别是养老金支出,缩小赤字规模。

中国式“福利社会”——人口转变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在一国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的同时,儿童抚养比也会迅速下降,处于劳动阶段的人口比将会上升,此时,将会形成一个劳动力比例较高、人力资源丰富、负担较轻、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我国目前就处于人口红利期,但当2030年人口由"红利社会"转向"老龄社会"时,面对"人口红利"逐渐消逝的社会现状,社会保障政策该如何面对人口危机的挑战。将从人口结构转变的现实出发分析社会保障与国民福利水平、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导出社会保障制度中养老保障制度及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方向,以期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能发挥出缓冲带和推动器的作用。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粮食安全: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基于2000—2021年全球155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将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置于全球背景下,实证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应对途径,并进一步剖析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不同人口红利阶段以及不同粮食自给率状态下国家粮食安全的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安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主要通过“老龄负担效应”和“粮食需求效应”两个途径实现。不同国家特征下,财政支农政策、农业技术研发投入和教育投入对缓解粮食安全问题的异质性作用结果显示:在前人口红利阶段国家和粮食进口国,财政支农政策对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粮食安全的不利影响更为明显;而在人口红利后期及后人口红利国家和粮食出口国,农业技术研发投入和教育投入对粮食安全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显著。

人口负担与人口红利的权衡——论中国现阶段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近期有一种呼声:放松生育管制,主要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或"人口红利"丧失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也有极端观点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影响中华民族复兴和种族安全。这些认识有失偏颇:(1)主张"适度"放松管制,理论上成立,实际执行一定是远远"过度",因为现在政策上没有放松,实际执行上就有很多违背政策超生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就是证明;(2)威胁中华民族复兴和种族安全更是夸大事实,真正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定是中国巨大的人口负担。人口老龄化是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一些压力,但同时也是发展针对老龄人产业的机会,而且,相对于放松生育管制从而人口高增长而言,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和负担是小的和短期的。中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人口负担大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对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子孙,都有巨大的负外部性,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想发展成为发达国家,首先经济结构必须升级,而经济结构升级又必须以生产要素结构升级为基础,必须提高技术和资本的比例,而不应该留恋于吃"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因此,中国必须长期持续地坚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严格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前提下,提高人口质量。

构建积极老龄化政策体系 释放中国老年人口红利

老年人拥有的人力资本与消费需求通过社会劳动参与和产业创新发展,为老龄化时代的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提供人口质量机会窗口。供给端的老年人力资本通过社会劳动参与增加有效劳动供给;需求端的多元养老需求通过银龄产业创新发展助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并在投资回报、信号反馈与创新驱动机制作用下形成互动循环。以年龄平等理念为指引,强化战略规划,营造良好氛围,完善老年人力资本投资体系,优化老年劳动参与支持体系,创新老年消费需求转化体系是释放中国老年人口红利,实现积极老龄化社会治理的创新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