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tume, Ceremonial, and the East Asian Order： What the Annamese King Wore When Congratulating the Emperor qianlong in Jehol in 1790

Emperor Qianlong of the Qing dynasty celebrated his eightieth birthday in 1790, for which Vietnam, Korea, the Ryukyu Islands, Burma, and Mongolia sent delegates to the imperial summer resort at Chengde 承德 to pay homage. Curiously, the Annamese （or, Vietnamese） king NguygnQuangB]nh （阮光平）, who had just defeated the Qing army, offered to appear in Qing costume and kowtow to the Qing emperor. The unusual act pleased Emperor Qianlong and infuriated the Korean delegates. What did costume and ceremonial mea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ast Asia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order？ Why did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led by Lord Macartney three years later cause friction with regards to sartorial and ceremonial manners？ This lecture will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东亚安全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地区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东亚安全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从美国强化日美同盟,牢牢掌握地区安全主导权的霸权秩序;转变为美国联盟体系依然占主导地位,但同时允许东亚地区合作兼容发展的复合秩序;再到2017年以来美国联盟体系转型且不断冲击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从而形成竞争秩序。中国是东亚安全秩序变迁的直接推动者,通过管理中美关系,推动国际权力和平转移,重建地区国家政治信任,以新经济关系促进新安全关系,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塑造地区安全的多边治理框架,中国逐渐从权力、关系和治理三个维度建构自身的地区角色和地区战略。为了防止竞争性安全秩序进一步向对抗和冲突方向演变,中国应以维护地区秩序稳定为首要目标,在保持自身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新安全格局的构建,并聚焦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领域,拓展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和路径,为推动东亚地区从竞争性秩序向包容性秩序的变迁而创造条件、积蓄能量。

RCEP框架下中国的考量与选择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深入推进RCEP是中国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经济新秩序的必然选择,对中国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实现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为进一步推进地区自由贸易发展与一体化进程,中国将坚定奉行合作互利共赢的开放理念,强化与域内成员国的相互联系,支持东盟在RCEP的中心地位,着力优化产业结构,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朝贡体系下古代东亚秩序形成与维系的内在逻辑——批判地借鉴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

古代东亚秩序的形成与维系,同历史悠久的朝贡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要有效揭示古代东亚秩序的内在逻辑,应当批判地借鉴以历史主义见长的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探讨朝贡体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本质。在古代,中国与朝鲜长时段的朝贡体系实质上是一种由中国主导并以其特有文化为基础、周边诸政权普遍认可和积极参与的特殊国际制度。就中国而言,完全独立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等级制的世界观,使其对外部的需求仅限于其他政权对其至高无上地位的承认及其对相关制度安排的服从。而对周边诸政权来说,只有与实力超强的中国建立朝贡关系,它们才能获得合法性和安全保障,并取得与中国贸易的机会,从而实现生存与发展两大目标。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缺乏文化共识的前提下,由地区强国主导,可以促成某种功能性的国际制度,使地区秩序得以维护,并在交往过程中反向促成文化认同。这一结论修正了英国学派关于共有文化与国际制度的关系的观点。

再论泰国免于沦为殖民地的原因

近代以来 ,东南亚广大地区纷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泰国则是东南亚地区惟一免于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国内外学者对这一特例进行了较多的分析探讨。本文评述了前人提出的几种原因 ,在此基础上 ,又从国际格局、东亚秩序、国际交往规则、殖民性质与殖民政策等新的角度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考察 ,并分析了这些原因在泰国不同时期各自发挥的作用。

从开罗到万隆:战后东亚秩序的缘起(1943-1955)

本文通过叙述战后东亚秩序的缘起,揭示导致东亚国际政治演化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原因。二战结束后,东亚持续不断地爆发大规模热战,大国的外交协调和军事同盟体系等两个在欧洲能阻止战争的重大因素没有在东亚产生同样的效果,主要原因之一是东亚国家有着与欧洲国家不同的国际与国内政治议程。东亚一大批新兴国家面临彻底结束殖民统治和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性任务,这是各国政治集团做出重大决策的决定性动力。大国战时的纵横捭阖和战后冷战爆发等,使东亚新兴国家应对的历史性挑战变得更为复杂。美苏冷战与东亚国家为建国而展开的内外部斗争等两个历史进程共同塑造了东亚国际秩序。

大陆与海洋视野下的亚洲秩序

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是两种代表性的地缘秩序思想。由于英美海洋秩序的支配,导致过去欧亚大陆秩序建设受到忽视和抑制。大陆秩序力量的释放会对世界政治和国际体系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以此可以看出美国重返亚太的局限所在。依陆向海的地缘特点和优势,决定了中国可以在欧亚大陆的协同与整合上发挥重要作用。亚洲秩序建设需要在欧亚大陆合作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注重价值体系、制度体系、生产体系、知识体系的构建。

东亚意识与东亚秩序

东亚意识的内涵包括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共有的利益观念。东亚意识有两个主要的功能:"我们性"的认同和东亚意识的社会化。未来东亚社会秩序的构建根本上取决于东亚意识的社会化程度、中日关系的和谐发展和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东亚认同还处于萌芽状态,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清算意识"还很缺乏,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将在东亚长期存在。因此,可以预见,东亚意识的社会化将会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新的东亚社会秩序也不会在短期内实现。但是一个高度认同,以中日关系、东北亚和东南亚和谐发展为特征的新的东亚社会秩序将会为未来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带来持久的动力,因此,东亚国家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共同努力。

东亚“二元背离”与中美的秩序竞争

2009年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后,东亚长期存在的"二元格局"出现从"二元兼容"向"二元背离"的发展趋势。美国的战略转向,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的加剧使得中国面临更大的安全压力。中国的对外战略从"韬光养晦"向"有所作为"转变,同时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变得更加负面,其对华战略从"接触加防范"更多地向"战略遏制"发展。中美关系中对抗成分增加和地区安全问题的持续恶化,使得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继续保持战略平衡的难度上升,政策选择的空间缩小,经济和安全关系难以平衡。特朗普执政以后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在亚太的经济中心地位更加突出,但美国和东亚国家的安全和军事合作继续发展,东亚正在出现两种秩序相互竞争的局面。东亚国家需要在中国领导的经济合作秩序与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之间调整平衡的方向或程度,秩序竞争的走向将取决于中美各自的战略选择以及东亚国家对中美战略及政策走向的认知,中国如何利用经济优势增强地区影响力,能否有效缓解与地区国家的争端,美国为东亚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和意愿与东亚国家安全需求之间的差距将决定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

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历史特征及其根源——与西欧、阿拉伯、俄罗斯疆域模式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于四面环绕山海,中间是完整平原的地理环境。在这一地缘形势下,中国古代形成以保有核心平原地带为重心,在稳固内政与边疆开拓之间寻求平衡,尽量以较小代价建立"天下秩序"的"有限扩张主义"。这一疆域模式并不强调疆域的无限扩张,而是追求通过经济、文化辅助军事的方式,建立稳定的、区域性的"中华亚洲秩序"。中华亚洲秩序典型地体现了前近代的区域国际秩序特征,对于纠正当前民族国家的疆界、民族纠纷,实现区域共同体的联合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多重内涵

古代以中国为中心、以"朝贡-册封"为制度框架的东亚世界,存在着与近代以来以实力为手段的霸权秩序完全不同的国际秩序。学界对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存在形态、特征以及历史演变进程等方面,对东亚国际秩序内涵的研究较为薄弱,且资料零散。鉴于此,对传统东亚国际秩序进行重新解读十分必要。传统东亚国际秩序有多重内涵,华夷观是东亚秩序建构的基础,"朝贡-册封"是其形式,而中心-边缘关系则是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实质。

亚洲秩序构建与中国角色:以权力分享为框架

亚洲秩序建立之初就呈现“碎片化”特点,近年来亚洲制度格局与权力格局张力增大,美国进一步破坏了秩序的积极因素,地区主要行为体也在努力推动秩序变革,亚洲秩序正处于深刻调整中。秩序调整的主要表现在于,中美对峙与亚洲分裂加剧,美国推动秩序构建的合法性下降,地区相关热点问题固化。基于中美两国实力格局和两国利益与意愿,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考虑,在亚洲地区应建立权力分享型秩序。中国推动亚洲秩序构建的目标在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有利地缘环境。为此,应妥善处理好美国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平衡,既能对冲和反制美国同盟体系的负外部性因素,又能发挥美国积极因素维护地区稳定。处理好以下平衡:中国特色与地区普适性的平衡,避免“中国中心论”和“地缘政治论”,加强区域合作;历史与时代的平衡,采取和平主义方式推动秩序变革;中国传统文化与实力的结构平衡,处理好国内问题。

东亚秩序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东亚秩序是动态的开放型的发展体系。它产生于华夏农耕文明的沃土上,稳定在东亚地区,伴随着汉代张骞开西域的"凿空"之举和唐代杨良瑶下西洋以及明代郑和高规格的七下西洋,不断开通、延伸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东亚秩序,把东亚秩序与丝绸之路内在联系的精髓——放眼世界、包容万类、共生共荣、和谐发展、和平友善等理念不断弘扬与光大。今天推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传承和发展了东亚秩序的精髓,对参与和引领构建国际新秩序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亚洲秩序与宗教交往方式

亚洲秩序与国际社会的复杂关系,是目前执行"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过程中最值得面对的问题。亚洲社会数十个国家大多具有不同的宗教背景及信仰方式,缺乏主导的价值体系或信仰结构,这无疑构成了建立当代亚洲文明秩序及命运共同体要谨慎面对的问题。超国家命运共同体或亚洲文明秩序的建立,最终要取决于是否有现代国际社会的交往规则、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这种秩序既要包含亚洲各国的宗教信仰传统,同时又要超越这些宗教信仰传统,建构一种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宗教信仰都能够共享的普适价值观。为此,建构亚洲秩序中不同宗教交往之间的信仰共识与共同平台实为重中之重。

制造“夷狄”:古代东亚世界渤海“首领”的历史话语及其实践

唐朝与日本传世文献中的渤海"首领"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之一,但已有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误区。"首领"在封贡秩序的语境中,主要是用于指称四夷社会的习用语汇,带有鲜明的立场性和指向性。唐朝、日本、渤海三方文献记述的渤海"首领"记述立场不一,其指涉对象并非同一范畴,并不能如实地记述渤海地方社会之状况。渤海"首领"的话语是古代东亚世界各方在华夷分野语境之下,能动地塑造自我中心立场的表现。

古代亚洲的“中华亚洲秩序”及其地缘政治根源

古代中国凭借自身在东亚、东南亚、中亚等亚洲部分地区的强大实力与明显优势,通过军事,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非军事手段,逐渐与异域政权形成宗主—藩属关系,从而在亚洲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国际秩序,可称之为“中华亚洲秩序”。中华亚洲秩序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秉持“无限扩张主义”,尽力构建疆域尽可能广阔的区域国际秩序,甚至全球国际秩序不同,是秉持“有限扩张主义”,在亚洲地区建立的“有限”的区域国际秩序。对于古代亚洲国际秩序的理解,不应简单地从在西欧历史经验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国际秩序及相关理论视角出发,而应回到古代中国与亚洲地区传统的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实际,构建具有中国乃至亚洲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揭示古代亚洲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特征。

东亚秩序与儒学的世界意义

"东亚秩序"起源于传统东亚华夷秩序,而华夷秩序是由古代"五服制"演变而来。高天覆四方,大城载八荒,以华为中心,夷为四方,"裔不谋华,夷不乱华","华夷"共生共荣。自汉代的张骞通西域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从罗马帝国文明、穆斯林秩序到与中华帝国文明的冲撞,形成了东北亚的"华夷"秩序的核心圈,又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外围圈,其中与罗马帝国文明和穆斯林秩序相交叉,构成了世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亚"华夷"秩序蕴涵着"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理念,以"不治治之"的王道理念和以"厚往薄来"的朝贡册封体制,构建了亲和友好型的"华夷"秩序,形成了周边与中心的"比葵藿之向日"关系。这对今天全球发展经济关系,滋元育本,构建自然生态友好型国际秩序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

东亚秩序与中蒙关系

东亚秩序涵盖着古代蒙古部落朝贡制度与和亲政策及成吉思汗的历史记忆。"丝绸之路"体现着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经贸往来,既证明了国际社会的一条公理,要国家富,就要面向世界多通路,也证明了东亚秩序在华夏农耕文明、女真人森林文明和蒙古人草原文明中就有贸易政策的体现,其中的贸易行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市场体现"和而不同"的理念,也恰是东亚秩序应有的内涵,而东亚秩序也在"丝绸之路"中凸显了和平、和谐、睦邻、友好、共生、共荣和互利互惠的理念。东亚秩序在与时俱进中应成为构建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价值取向。

特朗普政府的阿富汗新战略:内容、背景与挑战

以三大核心利益与三大支柱为主要内容的阿富汗新战略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提出的首个完整的地区战略。阿富汗新战略是特朗普政府执政理念与外交原则的政策产物,力图稳定阿富汗局势以及维护美国的主导权。但是,特朗普政府的阿富汗新战略面临着严峻挑战:阿富汗政府自身羸弱的掌控能力、日趋恶化的美巴关系、错综复杂的地区局势。美国必须突破自身的战略视野局限,构建全方位的阿富汗战略,才能调动多方力量与智慧,实现阿富汗问题的最终妥善解决。

19世纪以来日本东亚秩序观的主要历史演变

在19世纪至今的近两个世纪中,日本的东亚秩序观伴随着世情及日本国情的变化经历了多次的变化,主要有三次变化,即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共同体。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共同体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是却一脉相承,都有一种"亚洲联合"的思想在里面,大东亚共荣圈只是对亚洲主义的一种扭曲。了解日本东亚秩序观的变化及其实质,利于东亚各国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采取积极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