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

传记文学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而要实现对于外国传记文学的研究或中外传记文学比较研究,翻译这一介质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中外传记文学的相互译介是传记文学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由于传记文学具有历史性和文学性特征决定了译者在翻译时既要关注译作的历史性,又要重视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在译者陈述原作历史和文学艺术过程中,还会由于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审美价值和所处的特定环境等对原文本进行"创造性"加工,所以译者在翻译传记时就要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角色,讲究译作的"纪实性"、"艺术性"和"创造性"。文章将围绕这三个方面对传记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什么样的翻译原则、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责任等方面展开论述,明确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及作用。

《华阳国志》中的妇女传记与常璩的史识

常璩是两晋时期著名史学家。他的《华阳国志》为我国史学、方志学留下了一份十分宝贵的财富。本文单就《华阳国志》中妇女传记的史料价值、对历史编纂学的贡献和常璩对妇女历史地位与作用的独特识见三个方面来探索常璩卓越的史识 ,说明要全面研究评价常璩与《华阳国志》 。

读《刺客列传》

以豫让、聂政为焦点,探究司马迁借由叙事所欲透露这些人的"意""志"及其自己的观点。开列《刺客列传》,从政治史的角度,司马迁观察到古今政情变动的一项因素。从社会史的角度,司马迁敏锐地留心到社会中存在着一个难以预估其影响力大小的次团体,然而真正让人对之敛衽伏地的乃是他指出了人间世一项普遍的实情。这不是司马迁借廉颇某一门客所说的世态炎凉,而是直指人性的基本结构:人渴望被肯定。并且,司马迁残酷地揭露出这种渴望导致人自身最大的软肋之一会被人充分利用。对于重情义者,这更是致命的切口。

《明史·王守仁传》编纂考论

清官修《明史》过程中对于《王守仁传》的归属及其学术评价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结果以《明史》不立《道学传》,《王守仁传》归入大传不入《儒林传》而告终,争论的背后却隐含了史馆内存门户之见及其尊崇程朱理学的官方主流思想。《明史.王守仁传》主要取材于毛奇龄《王文成传本》、尤侗《王守仁传》、万斯同《明史稿.王守仁传》、王鸿绪《明史稿.王守仁传》。《明史.王守仁传》的成书符合清官修《明史》的一般情况。

从《刺客列传》不记载要离看司马迁的选录标准

要离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刺客,其事迹在《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文献中均有详细记载,但是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却未将他收录。通过对司马迁不载要离的原因分析,从中了解他创作《刺客列传》的选录标准。这个标准对后世的武侠及武侠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3年镇江“赛珍珠研究论坛”述评

2013年9月10日,首届"赛珍珠研究论坛"在江苏大学举行。此次论坛是镇江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3中国镇江赛珍珠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论坛上,希拉里·斯波林、斯蒂芬·拉赫曼和姚君伟三位专家分别就赛珍珠新传、赛珍珠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赛珍珠的对话意识与实践活动等主题作了演讲。

人物传记中水利史料的考辨与利用——以明清时期的项忠传记为例

流经西安城的通济渠与引泾(河)渠首的广惠渠,是明代关中新修的著名水利工程,且被作为政绩写入明清时期的众多项忠传记之中。但是各种人物传记在史料选取、事项表述上具有主观倾向性,有的与史实存在明显背离。事实上,水利等记载不仅是作者记录的传主生平内容,而且是其凸显或褒贬传主的话语与依据,往往因人纪事,包含着作者的价值取向与内在意蕴,但针对水利研究或难以为凭。辨别史料性质、理清各类史料之间的脉络是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基本前提。

论侠客归顺清官叙事模式的产生与演变

从侠客内涵的演变入手,具体分析了游侠、私剑和侠客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清代小说中常见的侠客归顺清官或君主这种叙事模式的演变轨迹,认为清代侠义小说中侠客归顺清官或君主模式始于《水浒传》或者唐传奇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东汉。

陈省身在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张奠宙、王善平著《陈省身传》补正

张奠宙、王善平著《陈省身传》是迄今最为全面地介绍陈省身生平事迹与学术活动的一部重要著作。这篇补正考察了1946年至1948年间陈省身与清华大学之间的关系、活动及其在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计划和对邀请外尔访华所做的努力等该书语焉不详或并未提及的史事,并匡正书中的几处舛错。陈省身1946年由美国回国后虽选择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但仍为清华大学做出一定的贡献。陈省身作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竭力推动该所的发展,但他的工作计划并未完全实施。

《史记·伯夷列传》经传形态研究

"传"体是在汉代经学潮流背景下兴盛的一种为阐释儒家经典而出现的文本,即经传。传统观念认为,司马迁《史记》是史传体裁的创立者。《伯夷列传》作为《史记》列传的第一篇,因为体例和写作方法迥异于《史记》其他列传,被视为《史记》列传之"变体"。然而通过对汉代经传向史传发展过程的基本梳理,及对《伯夷列传》文本进行细致研究,可以发现《伯夷列传》并非是后出列传的"变体",而是在经学背景下较多保留了经传的形态。并通过《伯夷列传》的经传形态,初步探视《史记》列传的文体特征深受经传影响的迹象。

清末民国时期传媒影响司法的两个标本

清末伴随着中文报刊的诞生,法制新闻也粉墨登场并践行其报道法制事件、传达舆情民声、监督司法审判的功能。《申报》对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的报道和评论是传媒监督司法的开山之作,对冤案的最终翻案起到了具有某种牵动全局的关键性作用,并通过个案的监督,推动中国司法制度的变革。民国时期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中,媒体担当了"舆论法庭"职责,将法律命题转化为道德命题,从而剑走偏锋,成为媒介操控下的舆论审判。两个"标本"显示了:媒介报道整合的公众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大众传媒的受众本位决定了传媒以公众普遍认可的社会道德观念为基准点来整合舆论;受众的故事化偏好又决定了大众传媒在法制报道上的"好奇(案)情结"并引发故事化叙事模式对审判的干扰;在权力本位的社会结构中,舆论对司法的最终起作用尚需要权力因素的支持与配合。

论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具有相同之处,即两者都紧紧围绕传记人物性格的同与异两方面展开,都具有比较发达的历史比较类型意识和明确而细致的比较观念;不同之处则在于,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看,普鲁塔克传记的重点是在比较认识的第一阶段———异中求同,侧重于表现传记人物性格的共性和道德理想性,因而其史学比较还局限于道德史学的范畴之中;司马迁则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同中求异,因而列传中历史人物一方面能够同真实的历史联系起来,以展现历史的个性,突出地体现了传记的史学比较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司马迁的比较史学思想突破了道德史学的桎梏,进入了探求历史规律———“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境界。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各自历史观念和世界观的不同。从现代传记史学观念来看,司马迁的比较史学观念更符合现代中西史学比较的发展趋向。

智慧的探求者:伊斯兰哲学家纳塞尔的思想生涯

赛义德·侯赛因·纳塞尔是当代卓越的伊斯兰哲学家,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他的思想生涯进行描述。纳塞尔学识渊博,成就显著,他以"神圣传统"为思想根基,以"永恒智慧"为毕生追求,对伊斯兰思想的发展、传播以及各大文明传统之间的对话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末近20年的时间,对武训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80年《齐鲁学刊》第四期发表张经济《希望给武训平反》的读者来信,到1986年国务院《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批复》的下达前后为第一个阶段;从1986年前后到1995年召开第二次全国武训研讨会前后为第二个阶段。就武训和武训精神的研究来说,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进行深入研究。其一,对鲁西北大运河沿岸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做进一步综合性的考察和分析,以深入研究武训及其精神产生的必然性和真实性。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应该采取政治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客观地分析武训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夯实武训成就义学事业的社会基础。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神僧传》考证辨析

余嘉锡所著《四库提要辨证》是对《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重要成果。此书对《四库总目》中的490余篇提要进行了辨证,提出不少宝贵意见,但也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仅就《四库提要辨证·神僧传》条的考证思路、论据等进行讨论,认为余嘉锡先生从目录学角度讨论《神僧传》的撰者问题,其论述过程不够严谨,所提供论据存在问题,不能直接指向结论,因此,所得结论很难令人信服。从《神僧传》版本源流角度入手,用直接论据使《神僧传》撰者问题更加明确、所得结论《神僧传》为明成祖所撰集更具说服力。

李陵《答苏武书》的真伪

汉魏六朝书信体文章中,与《答苏武书》文风相似的作品在汉末魏晋时期才较多涌现,作为一个在《汉书》本传记载中仅能撰作质朴楚歌歌辞的武士,李陵不可能写出情采并茂的书信。《答苏武书》当系汉末魏晋人拟托之作。六朝人论文、选文大力标榜“情采”,自汉至梁同情李陵的声音绵绵不绝,是《答苏武书》在六朝及后世受到注重的主要原因。

卡内基范式:从“由穷到富”到“由富到贵”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2010年数据显示,中国人均GDP为4283美元,位列世界第95位。种种迹象表明,也如一些专家所指出和判断的那样,经由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下中国整体社会场景基本完成了一个"由穷到富"的动态过程。那么,接下来,如何才能规避并且走出可能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如何实现"由富到贵"的提升问题,无疑将是中国未来发展探索中的必然诉求和应有之义。由鉴于此,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内的企业卓越成长与社会良性建设期望而言,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及其所创办的企业组织、慈善机构、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等对美国含大学发展在内的社会长足进展过程中的卓越贡献与积极推动,无疑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标杆借鉴、激励示范与价值启迪作用。

《甄嬛传》的女性主义考量

《甄嬛传》描写了封建男权文化下女性生存的悲惨现实,她们丧失自由,生命贱如蝼蚁,人格严重异化。剧作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自主意识、精神独立意识在当代社会具有现实意义。同时,《甄嬛传》也表现了日常生活之于女性的永恒意义。

新出土唐代文学家李当墓志考索

河南省偃师市新出了唐代文学家李当墓志。这方墓志提供了李当籍贯家世、生平经历、诗文著述等重要资料,记载了李当的科场经历和仕宦出处,牵连到牛李党争的人事关系,对于唐代科举史和政治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李当是大诗人李益之子,其诗文撰著无疑受到李益的影响。该墓志也就有益于我们了解唐代文学家的家族传承特点,本身也是一篇难得的文学家传记。因此,李当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献学和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