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神谕研究(公元前3000年至前1550年)——基于原始文献与文化记忆理论的双重考略

神谕仪式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早期人类文明的宗教活动。然而,直至古埃及文明诞生约1500年后的新王国时期才出现有关神谕仪式的直接记录。新王国的神谕仪式所呈现出的高度完善化且制度化特征,引发了学术界对古埃及神谕起源的争论。新王国以前的文献史料能够反映神谕实践的部分表征,但不能作为证明神谕存在的直接证据,须辩证看待。早期神权与王权观念决定了神谕在当时属于“隐性文化”,故未被主流叙事所记录。阿蒙神崇拜的兴起、仪式时空单元的构建以及神权与王权观念的演变最终导致神谕由“隐性文化”转变成为“显性文化”。

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

论文首先介绍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阐述文化记忆理论与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作者着重描述文化记忆理论对记忆研究的扩充和提升,认为文化记忆理论对如何解释和解决有争议的历史,分清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具有指导作用,并以德国学界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等话题的讨论作为例子,分析文化记忆理论的现实意义。

文化记忆与国家认同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为例

一个集体、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总是因文化而聚集。我们的自我身份总是在文化记忆中生成的。正是通过对一个分享的过去的记忆,"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我"和"我们"的身份由那些彼此分享的经验和文化记忆所界定。记忆不只是保持信息的手段,它是一种能够形成文化身份的势与力,它使拥有某种文化记忆的人、群体和民族能创造性地应对日常挑战和变化。文化记忆是建立个体和集体身份认同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创新和文化再生产的场所。

超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二元对立——对“集体记忆”概念的反思

自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概念后,关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问题一直充满争议。文学之所以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乃是因为文学恰好是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相遇的典型场域。有趣的是,在两种有代表性的对集体记忆概念的质疑中,双方的立场和观点正好相反:保罗·康纳顿认为,哈布瓦赫只是将集体视作制约个体记忆的框架,而非记忆主体;而桑塔格等则指责集体记忆概念忽视了个体记忆的差别,有社会决定论倾向。但吊诡的是,双方都持有集体与个体的二元论,具有本质主义的倾向,即忽视了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相互渗透和交融。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探微

近年来,文化记忆的概念及其载体的研究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文化记忆”最初由德国文化学家扬·阿斯曼提出,他将记忆话语拉入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从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表述记忆的文化与认同功能,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阐释文化记忆的建构理论。为厘清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概念,拟从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检视文化记忆的理论内涵,不仅展现了文化记忆所蕴含的深厚时空,见证文化记忆“空间上永不枯竭的视觉爆发力”与“时间上不会减弱的持续能力”,阐释文化记忆于时空穿梭之中的治愈力;同时,以文化记忆的空间重归与时间重构为切入点,勾画出文化记忆时空建构的动态过程,破解记忆的意义符码,以此探微文化记忆理论的实质与意义。

从口述到文字:文化记忆研究的视角转换

口述与文字在传统史观中是一个对张的存在。口述史料由于其不稳定性等特征,相比于传统档案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不过,口述史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凸显了人的生命性和主体性特征。但口述史料也有局限性,从口述到文字的视角转换,人类的存储记忆变得丰富起来,人性培育的文化存储空间扩大。扬·阿斯曼认为人类留存的文字符号是探究文化深层意识的主流方法,大部分“真相”留存于以文字等符号为载体的文化记忆中,主要功能是给社会提供基本价值。转向文字的记忆研究路径,除了弥补口述史方法的局限外,还在于帮助我们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通过探索历史的深处,寻求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是文化记忆研究的建设意义。

文化记忆与文化遗忘的重新界定

数十年来,当代文化记忆研究在持续产生大量成果的同时,也因为核心概念的术语铺陈和语义过载而饱受诟病。本文以问题为导向,在批判式细读和历时性比较的基础上,对洛特曼式和阿斯曼式文化记忆研究范式进行了一些必要的理论调整,并从几个关键侧面对文化记忆与文化遗忘的概念与分类进行重新界定,为文化记忆与遗忘机制的研究提供新的参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