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视野中的英俄中亚“大角逐”(The Big Game)

19世纪中后期,英、俄两国在中亚展开了一场所谓的大角逐,新疆也成为两国角逐的目标之一。因此,清朝与英、俄两国围绕新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和谈判。自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者对这场大角逐的研究论述很多,但基本上都是依据西方文献,从西方人的视角进行分析论述。通过解析清朝文献,来阐述清人对这场大角逐的理解和认识,并希望能够借此对清末外交中的某些问题有更客观的分析。

大一统意识在晚清国家危机中的内聚作用与发生机制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意识在数千年岁月中,被形塑与积淀成一种政治传统与思想认同,展现出了强劲内聚作用。鸦片战争后,晚清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内外重大冲击,经历了政治价值及共同体认同危机,其所以能维持中华文明主体性,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而“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尤为关键。“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借由儒家传统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得以巩固和强化,在客观上给辽阔疆域内的多数成员带来了共同体认同所必备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在晚清抵御西方军事入侵与文化冲击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内聚力成为动员和号召社会的最有力要素,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得近代中国得以分而不裂,危而不亡。

清朝与瓦罕关系述略

瓦罕,是一个位于帕米尔高原最南面的土邦。1759年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瓦罕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但乾隆时期瓦罕与清朝的关系比较疏远,清政府不仅对瓦罕的求援置之不理,而且在布鲁特部落劫掠瓦罕人、牲畜一事上大多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乾隆朝之后,瓦罕与清朝的关系进一步疏离。在浩罕骚扰中国新疆的活动中,瓦罕多次派人参与其中。1883年,在英国的纵容下,瓦罕被阿富汗吞并,中瓦宗藩关系正式瓦解。而这与英俄在中亚的大博弈紧密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英俄两国探险家扮演着重要角色。总的来说,清朝与瓦罕关系的流转变迁,映照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传统的以“朝贡”和“羁縻”为中心内容的宗藩体制从兴盛走向衰亡的历史。

从清前期长城地带历史变迁看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关键词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系统、精准的总结、提炼,该理论即是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结合清前期长城地带的历史变迁可知,清朝在使用和管理长城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在促进长城地带统一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在维系长城地带的统合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在促进长城地带民族交融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在维系长城地带和平及贸易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有体有用:赵翼辽史学研究

清人赵翼关于《辽史》纂修的研究涉及其史源、纂修过程、纂修官、体例、内容的优缺点和史法。对于《辽史》的不足,赵翼能够较为客观地进行探讨,主张直笔和简洁的纂修思想。其对辽史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文治,尤为注重治乱兴衰。受统治者“大一统”思想影响,赵翼提出天下以“中国”为中心的统治秩序格局,树立起较为客观的民族观和疆域观。

清代多体合璧模式与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研究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代表着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最高水平。多体合璧模式作为清代政治文化重要特征之一,既是“同文”的表现,又是“盛治”的表征。该模式为多民族语言文字共存提供合理性,有利于消弭各民族隔阂和多元文化共生共融,更彰显了清代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

清代藏事碑的“大一统”叙事

清代藏事碑是清中央与西藏地方“大一统”意识构建的重要文献,也是清廷在西藏地方“大一统”政治实践的金石之证。清代藏事碑记录了清代西藏与其他边疆地方一起融入国家疆域“大一统”的进程,见证了清中央、入藏驻藏官兵与西藏地方人民国家疆域“大一统”、民族“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构建与演变过程,并为清代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法治与行政“一体化”留下实证。清代藏事碑是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的重要史料,是中国边疆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北魏洛阳寺院园林营建考——以《洛阳伽蓝记》为中心的考察

北魏时期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首都洛阳寺院园林大量出现。洛阳寺院园林的涌现,是北魏佛教的传播、洛阳长期积淀的佛教文化以及社会上层奢靡风气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在洛阳营建寺院园林的社会阶层十分广泛,包括皇帝、后妃、贵族、官僚以及一般平民,此外还有西域胡人,因而洛阳寺院园林在营建规模和建筑风格上,既有相同之处,也呈现一些差异。并且,洛阳寺院园林的建筑营造、假山和水池的修建以及植物的栽培也都各具特点,显示了精美化的特色。

“四库馆”与明清四书学转型

四库馆臣认为明代四书学多是讲章之学,学无根柢,考证不精,义理阐释上阳儒阴释,好为异说。四库馆"取"、"舍"四书类著述的标准,以程、朱之学为依据,同时,还要考证精审,昭示着清代四书学的新方向。就《大学》而言,乾嘉时期出现了由《四书》之学向《礼记》之学转变的新取向,重视古本和汉、唐注疏,《大学》成为经学研究的一部分。除了官方承认的程、朱四书学外,清代经学家对以四书学为代表的宋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反映了清代学术的特点。

“大一统之在我朝”:清朝对“大一统”的继承与实践

清朝统治者针对先秦以来中国传统“大一统”理论的弊端,在承认满洲乃“东夷”的前提下不仅为清朝“正统”的合法性进行了系统阐述,同时也将传统的“华夷中外”界定为是区域的划分,并非是对人群的认定,且将这种划分与“大一统”以及王朝国家疆域密切联系在一起,开创性地扬弃传统的“中外华夷”观念。清朝在发展传统“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更是将其付诸实践,全面推动了国家疆域理念、行政管理、法律制度、文教政策、天下民人等诸多层面的“一体化”进程,对“大一统”王朝国家疆域和国家治理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明清律结构及私法在其中的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法典以明律和清律为代表。明清律的基本结构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的法典编纂观念 ,稀少的民事规范在律典中杂附于刑法条文的存在方式反映了中国法律传统中民事问题刑事化的典型观念。

清代垦殖政策与陕北长城外的生态环境

陕北长城外地区位于蒙陕农牧交错带,属于典型的脆弱生境地带。清代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针对当地汉民承租蒙民土地从事农牧业生产这一环节,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垦殖政策,经历了封禁、招垦、禁垦、拓垦四个阶段,这既是清政府对陕北长城外地区逐步认识和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该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在政策—人—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过程中,制度、政策与权力的结合对区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驱动作用。

《皇清职贡图》的“大一统”与“中外一家”思想

《皇清职贡图》是中国古代绘录边疆少数民族数量最多,最全面的一部彩色图册,该图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清乾隆时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盛况。《皇清职贡图》中统治者题写的诗文,表达了清王朝"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图中民族的族称以及图像绘制的特点,体现了清朝"中外一家"的"民族共同体"思想。

清道光朝之后若干官修史籍论略

清朝官方史学经历了乾隆时期的繁荣发展之后,在道光朝已经显著衰退,但仍然保持着记录和编纂本朝各种史籍的基本格局。此外,清季的官方修史取得一些值得注意的业绩,如修成嘉庆《大清一统志》、纂修光绪《大清会典》及其附属各书、国史馆扩展其修史项目等,还编纂了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治平宝鉴》、《各国政艺通考》等书。这些书、史编纂,密切联系了清廷的政治需要,也包含有史学学术上的追求。即使在国力衰减、充满危机的状况下,清朝依然坚持了官方史学的运行,这一点超越了以往朝代,尤属可贵。

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上)

本文分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三个阶段,简要勾勒了九百年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的大致轮廓。透过这个轮廓可以清楚地看出,决定南宋迄今,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三:一是南宋以后占统治地位达七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的评价价值标准;二是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三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内与时俱进的社会气候变化,亦即现实政治发展路标的指向。透过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是非评议九百多年的变迁过程,足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事件评价是非得失的参考和借鉴。

重新思考明清鼎革——兼谈“十七世纪危机”、“大分流”、“新清史”

明清鼎革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次王朝更替,历代王朝失序瓦解重构的因果关系依然发生作用。同时,这次王朝更替发生在17世纪中叶,与欧洲、美洲正在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局有重要关联。复因时逢全球气候变冷,北半球温带农业生产水平普遍降低,中国与其他气候类似地区的经济低迷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震荡具有共时性和背景相似性。此次变革最深远的影响在于中华文明聚合运动的基本完成。鼎革之后,中国帝制体系经历又一轮强化,中国经济发生了农商并为本业的一次持续繁荣。综合而言,该时代中国历史与欧洲的变动相互关联、主题有重合也有差别,并不在同一轨道上。晚近学术界受全球史观影响,比前深化了对明清鼎革在全球历史大变迁角色的认识,同时也夸大了明清鼎革的国际性,一定程度消解了明清鼎革作为中国历史长期演变环节的性质。以满汉族群角色为轴心对明清两代关系的论说也不及在中华文明长期内聚运动视角下审议更具透视力。在现代化全面支配全球历史以前,世界各地间存在联系、互动,以及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可比性,但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差异远非仅用生产力水平比较可以说明,所以“合流”、“分流”之类话语,在未澄清比较视角与尺度的情况下,也是易于引起误解的。

清代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渐次扩展

通过对有关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清代、民国方志资料以及其他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得出在客观的自然条件和主观的人为条件的影响下,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地域范围在清代的不同时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并且每次变动的幅度,无论是在力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较前次为大,从而引发三次较大规模的伙盘地地域范围的勘定。而汉族移民的不断北迁,伙盘地范围的不断扩展,成为民国时期陕西和绥远行政区划纠纷的潜在原因,甚至很有可能成为建国后陕西省界勘定的主要驱动力因素之一。

清末民初(1905—1936)法律辞书的编纂与出版

清朝末年,随着变法修律运动的展开和近代西方法律制度、法学术语的大规模传入,近代中国第一批法律辞书应时而生;它们多与邻国日本有关。民国头二十年,由中国人自主编纂的几批法律辞书(约十五部)陆续出版,及至1936年商务印书馆《法律大辞书》出版,近代法律辞书的编纂与出版事业达到顶峰。梳理近代法律辞书编纂与出版对研究近代法律词语的生成、变迁与传播具有实质意义。

明清史地图籍中的长城图像

在历代传世地图中,最早的长城图像见于南宋的《华夷图》。自宋元之后,长城图像在史地图籍尤其是长城地带的省区通志和区域志书中,一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文地理要素。稽考明清各种典志图籍中的长城图像,并与相关的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对于我们探讨长城地带不同族群的互动与交流,将提供更加多元的观察视角。

论明清商人重教兴学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 ,商人重教兴学是较普遍的现象。立家塾、置族学、兴义学、捐助地方官学与书院等 ,是明清商人重教兴学的主要方式。明清商人重教兴学的特点主要有 :重教对象的宗族性、方式的多样性、地域的广阔性和教育内容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