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师声誉机制研究: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视角

基于中国弱法律风险环境,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提升审计师声誉的视角检验审计师的声誉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资本市场普通投资者已经关注审计师声誉,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在公司股价上得到了正面反应。在具体合并形式上,总部设在非北京地区的会计师事务所间合并以及合并一方为非国内"十大"所的,更能得到市场认同。但没有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合并能显著提高审计收费。

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门化投资与审计定价——以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的审计市场为视角

通过对2001年—2009年中国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的审计相关数据进行模型检验后发现,在中国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的审计中,行业专门化的审计师通过实施差异化的竞争战略获取审计收费溢价,进而获得超额利润,行业专门化的发展道路可以成为会计师事务所行之有效的一种竞争战略。

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收费溢价的相关性检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5～2006年1332家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审计事务所的行业专长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看,审计事务所的专业化水平对审计收费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专业化水平愈高,审计收费愈多;但从发展阶段来看,在高度专业化以前,专业化程度愈高,事务所的审计溢价收入愈多;而在专业化达到较高程度后,溢价收入消失。研究还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子公司数量、分部报告数量、近三年是否亏损以及审计意见等因素均对审计收费有显著影响,而企业的净利润额、应收账款额和年末存货额的影响不明显。希望该研究发现,能为审计事务所制定专业化发展战略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控制风险、风险溢价与审计收费——来自深市上市公司2007年年报的经验证据

理论上,内部控制质量是审计收费的决定因素之一,但是由于内部控制信息难以获得,因而鲜有这方面的经验证据。而2007年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提供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的规定为评价内部控制质量提供了契机。根据审计价值理论,以2007年深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控制风险(内部控制质量)和诉讼风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风险和审计收费之间的确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审计收费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风险溢价。

地方官员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地方官员变更会导致相关政策的不连续,并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文章利用2007～2015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公司所在地区市委书记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公司所在地区市委书记发生变更时,会计师事务所会提高对公司的审计收费,表明审计师会将客户所在地区官员变更所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视为一个风险标志,进而通过提高审计努力程度或者收取风险溢价来应对这一风险。并且,上述影响在与地方政府关联不紧密以及盈余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监管强度在官员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研究提供了官员变更对审计费用影响的经验证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治环境对审计行为的影响。

制度环境、审计声誉机制与收费溢价

有效的审计声誉机制体现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行业专长和声誉受损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同时,声誉机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本文选用2001~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数据,采用两阶段模型和分组检验实证考察制度环境、审计声誉机制和收费溢价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影响声誉机制功能的发挥,较好的制度环境下,会计师事务所声誉机制发挥作用产生的收费溢价为20.8%,而较差的制度环境下,会计师事务所的收费溢价仅为7.8%。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分类检验与股份制改革和新会计准则前后模型结构稳定性的检验结果支持了上述结论。该结论对政府监管部门、市场参与者和会计师事务所本身都具有参考意义。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品牌声誉与审计收费溢价

西方研究通常将"四大"的审计收费溢价归因于其品牌声誉,这亦可能得益于其寡占型的市场地位。然而,"四大"在中国证券审计市场并不占有寡占型的市场地位,事务所规模、品牌声誉与审计收费溢价之间的关系需重新加以审视。研究发现,与规模相比,声誉占主导地位,另外,在声誉达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下,规模大的事务所能够享受审计收费溢价,否则,规模并不能给事务所带来审计收费溢价的好处。这说明"四大"在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上的审计收费溢价得益于其品牌声誉而非垄断地位,亦说明在我们执行"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时,应使行政干预让位于市场力量,否则,"做大"不能"做强"。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溢价的研究

对审计市场结构的统计检验表明,我国的审计市场已经分割为两个子市场,一个由大事务所与大公司构成,另一个由中小事务所与中小公司构成。我们将会计师事务所细分为三个群体,即"四大"、"中资十大"及其他事务所,对事务所规模的差异是否导致审计收费差异进行了统计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群体的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收费有不同影响,"四大"对大公司及小公司均收取规模溢价,"中资十大"仅对中小公司收取溢价,而其他事务所收费没有溢价。

盈余管理、诉讼风险与审计费用溢价

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6-2008年经验数据,运用完全信息非对称动态纳什博弈模型,考察了公司客户在诉讼风险约束下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溢价的作用机理。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诉讼风险不对称性会导致上市公司减少(增加)收入的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溢价负(正)相关,正向盈余管理比同幅度负向盈余管理产生较弱的审计费用溢价效应,高增长型客户正向盈余管理导致的审计费用溢价效应在诉讼风险环境中被扩大。这表明审计师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充分考虑了公司诉讼风险的不对称性,修正了审计的风险判断。

发审委社会资本影响审计需求和审计收费吗?——来自中小板IPO的实证证据

以中小板开板至2010年12月31日止参加过会审核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对事务所发审委社会资本的需求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审计收费溢价差异。实证结果发现,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有发审委社会资本的审计师,而国有企业对审计师的发审委社会资本没有特别的偏好。此外,当民营企业选择有发审委社会资本的审计师时,需要为审计师的社会资本支付10%左右的审计收费溢价;而国有企业组中,发审委社会资本不能为审计师带来审计收费溢价。

特殊普通合伙制、法制环境与审计保险价值

本文以20092015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事务所转制对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影响,寻找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检验审计保险价值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事务所转制提高了公司的审计收费风险溢价,但具有时滞效应。进一步地,在法制环境建设水平较高地区,事务所转制后公司的审计收费风险溢价显著增加,而在法制环境建设水平较低地区,事务所转制对审计收费风险溢价没有显著影响。本文对考察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转制的政策效果具有借鉴意义。

会计师事务所法律责任与审计收费溢价

目前,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正从有限责任制转变为合伙制,组织形式的变化意味着事务所法律责任的增强,事务所的收费行为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在给定的法律体制下,大规模事务所应比小规模事务所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当事务所法律责任增强时,一方面需要审计师加大审计投入并增加审计程序;另一方面为了补偿更高的审计风险带来的损失,审计师需要提高审计收费;大规模事务所相比小规模事务所,其提高审计收费的比例较低,从而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溢价幅度应降低。

审计师收取客户债务风险溢价了吗?

已有研究发现,公司债务风险越高,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越高;然而,审计费用提高的原因可能是审计投入的增加,也可能是审计师收取客户公司的债务风险溢价。由于缺少审计投入的数据,已有研究无法回答审计师是否收取客户公司债务风险溢价的问题。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我国独到的审计工时数据,就此展开相关问题研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审计投入之后,客户债务风险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表明审计师收取了客户公司的债务风险溢价。进一步研究表明,审计师对财务状况较差和治理较差的公司以及非国有企业收取更高的债务风险溢价,规模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收取的债务风险溢价高于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

企业风险承担会导致审计溢价吗?——基于产权性质和费用粘性视角的拓展性分析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是长期以来较少有文献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鉴于此,本文以2009～2014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风险承担是否会导致审计溢价以及这一现象将会呈现出何种特征。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提高了审计收费,即存在针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审计溢价行为;相较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因风险承担造成的审计溢价相对较弱;审计溢价具有一定的粘性特征,即当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下降时,审计费用的下降速度要低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下降速度。

频繁并购重组与异常审计收费

以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异常审计费用衡量审计师对上市公司频繁并购重组的风险溢价,探究企业频繁并购重组与审计师风险溢价收费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频繁并购重组会导致审计师风险溢价提高。从商誉和盈余管理角度探究其路径机制发现,商誉和真实盈余管理是频繁并购重组导致更高审计师风险溢价两个重要中介变量,而应计盈余管理并没有发挥中介作用,即频繁并购重组企业操纵利润的手段倾向于采用真实盈余管理,而非应计盈余管理。

管理者权力、技术创新与审计风险溢价

文章以深沪两市2007—2018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管理者权力与审计风险溢价的关系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管理者权力对审计风险溢价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此关系受到股权制衡度和公司成长性的调节影响;技术创新对管理层权力与审计风险溢价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管理者权力越大,越有可能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私利,而在其进行过程中的经营风险及财务风险将增加进而加大了审计风险溢价。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转变公司发展方式和提高审计风险应对方法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研发投资、舞弊风险与审计费用

以2007-2018年中国A股市场研发投资额大于零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研发投资强度对财务舞弊风险和审计费用的影响以及CPA审计治理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资强度与财务舞弊风险和审计费用均正相关,并且财务舞弊风险在研发投资强度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分析发现,研发投资强度在前三种度量方式(研发投入额÷总资产、研发投入额÷净资产、研发投入额÷公司员工数)下具有很强的外生性,而在第四种度量方式(研发投入额÷营业收入)下是内生的。对审计治理效果进行分析发现,虽然高审计收费保证了CPA较高的执业努力程度,但与审计合谋正相关的异常审计费用的存在使得CPA审计治理效果并不佳,并且对研发投资强度大的客户、财务舞弊风险高的客户和高新技术企业收取更高的异常审计费用通常与更高的审计合谋倾向有关。

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收费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我国法定审计市场中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收费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我国法定审计市场上,"四大"能够获得审计溢价;与"四大"中的行业专家相反,非"四大"国际审计师中的行业专家收取了较低的审计费用。

媒体关注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

针对媒体关注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利用201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运用保险理论及成本效益原则,分析了被审计客户受到媒体关注时审计风险增加,事务所为了维护自身声誉、弥补审计失败的预期损失,从而增加风险溢价要求、扩大审计范围,以提高审计成本,揭示媒体关注与审计收费的内在联系,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媒体关注与审计收费呈显著正相关,并且规模大的事务所媒体关注与审计收费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

劳动杠杆与审计费用

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劳动杠杆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劳动杠杆提高了审计费用,表明劳动力成本结构是影响审计定价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表明,劳动杠杆通过增大审计资源投入强度和风险溢价,继而提高审计费用;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劳动力调整成本较高、市场竞争程度较为激烈、地区法制化水平和企业劳动密集程度较高时,劳动杠杆与审计费用的正向关系更显著;审计师为应对劳动杠杆风险收取的高额审计费用能够提升审计质量。上述结论表明,劳动杠杆具有显著的超额风险,而较高的审计费用不仅是审计师在审计决策中有效识别出劳动杠杆带来的不确定性的表象,也是提升审计质量的基础保障,这为解释审计师在应对和防范劳动杠杆风险中发挥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