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所规模与年报会计政策“类准则”披露——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通过计算上市公司年报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讨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是否为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披露行为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1)由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年报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较低,会提供更多公司会计政策的个性化信息。(2)在上市公司风险增强和会计准则重大变化的两大类场景中,事务所规模与年报会计政策披露“类准则”程度之间的关系都得到增强,说明事务所的风险压力和事务所能力是重要的机制路径。(3)由同一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更一致,具有同所效应。(4)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检验发现,若变更后的事务所规模更大,则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会降低;若变更后的事务所规模更小,则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会提高。

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与审计延迟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背景下,ESG信息披露在企业管理和资本市场投资决策领域掀起一股热潮,但ESG信息披露对审计师行为的影响尚不明确。基于此,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析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与审计延迟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能够改善年报审计延迟;良好的ESG信息表现可以通过提高企业透明度、降低财务风险而缓解审计延迟;企业内部治理(高内部控制水平、低代理成本)和外部监管(高媒体关注、高分析师关注、高政府环境监管)能够增强ESG信息披露对审计延迟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ESG经济后果和审计延迟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为提升企业年报信息价值、完善ESG信息体系建设、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沟通效率提供了有效建议。

开放悖论视角下战略信息披露对数字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开放悖论视角,考察数字企业战略信息披露引致的合法性与竞争之间的张力及其绩效结果。利用中国数字化上市公司2012~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战略信息披露与数字企业绩效呈U形关系,企业创新水平、市场集中度和行业透明度使该U形关系趋于平缓,并使其翻转为倒U形。基于数字情境异质性视角的对比分析发现,在数字企业、数字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战略信息披露与绩效的U形关系更显著。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的财务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文章选取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能够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且内部控制质量与信息透明度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分别发挥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同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该影响对“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国有企业更加显著。文章由此提出,政府应促使企业主动履行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义务,并根据企业类型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管政策;企业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提升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透明度和规范水平,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大所是审计质量高还是政策敏感性强?——基于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变迁的自然实验

我国审计市场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印记,当政府认可"大所即高质量审计"并将其作为推动审计市场发展的重要考量因素时,大所就有可能表现出比小所更强的相机迎合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研究发现,国际大所无论在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变更节点还是在规则存续期间,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行为。国内所在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变更节点,审计质量均显著提高,且大所比小所提高得更为显著;在规则存续期间,审计质量均逐年下降,且大所比小所下降得更为显著。国内事务所表现出了较强的政策敏感性,且大所比小所更强。

公司治理机制与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实证研究

以2001-2004年深圳证券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深交所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作为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衡量指标,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机制与信息披露透明度之间的关系。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我们发现,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会降低信息透明度,审计委员会的存在有利于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而独立董事主要通过审计委员会发挥作用。

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与信息透明度——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信息透明度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研究热点。选择2007—200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952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信息透明度的代理变量,采用单变量差异显著性检验和面板数据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别研究了独立董事比例、设立审计委员会与信息透明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比例与信息透明度呈负相关,设立审计委员会与信息透明度呈正相关,但统计上均不显著。这表明我国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高管审计师背景、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收费——基于A股制造业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2011—2013年A股制造业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的审计师背景对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和审计收费的影响,在研究审计收费时按照工作内容和职责两个维度将高管进一步细分,分析不同类型的高管事务所关联与审计收费的关系,结果显示:具有审计师背景的高管的所在公司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会进行盈余管理,导致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事务所为了弥补较高的审计风险会增加审计收费,但是有事务所关联的财务岗位高管凭借人际关系和"校友效应"能够降低审计收费,非财务岗位高管由于职责和利益所限不能降低审计收费。

政府透明度:概念界定与保障机制

法治政府要求公开公正,要求政府高度透明,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政府及政府透明度等概念有助于认识和把握相关问题。与现代社会发展相伴的政府治理、市场主体决策和人际关系等问题,都需要借助政府信息来加以解决,但政府信息公开仅是单向度的信息释放,还需要社会、公民参与政府决策,以促进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需要通过第三方来对透明政府建设状况进行评价。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制度及将第三方评价制度化等法律保障机制,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提升政府透明度。

考虑政府补贴时环保研发联盟中企业的研发投入决策研究

本文针对环保企业间的研发合作,建立了政府补贴下的领导者——追随者合作研发博弈模型,研究双方的研发投入以及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激励系数,比较Stackelberg和协同合作两种均衡时的研发投入水平,分析政府的研发补贴对激励系数的影响,并进行了数值仿真。研究表明,在上述两种均衡下,领导者和追随者的研发投入均随各自的边际利润的增加而增加;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激励与双方的边际利润相关;政府补贴的提高会降低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激励。

高管机会主义品行与公司信息披露决策

文章构建相应策略识别了高管机会主义品行,并探究其对公司信息披露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机会主义品行会显著增加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提升公司选择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概率,并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随着高管机会主义水平上升,公司更有可能作出上述决策。进一步地,国有产权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品行对信息披露质量的负面影响,却显著增加了公司应计盈余管理;当高管机会主义水平较高时,国有产权也无法发挥有效治理作用。从经济后果看,高管的机会主义品行能被资本市场识别,并显著减损公司未来价值。

信息互动关系有助于降低审计费用吗?——来自网络互动平台的经验证据

基于上交所“上证e互动”及深交所“互动易”网络互动平台中问答板块的爬虫数据,以2013—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研究了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信息互动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互动平台上投资者提问次数、公司回答次数越多,公司回复率越高,问答间隔时间越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程度就越高,而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使得审计风险减小进而降低审计费用。结论可为信息互动和审计费用关系提供经验证据,推进网络互动平台信息在审计领域的研究。

声誉激励、财务重述与审计费用

选取2001—2016年深沪两市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财务重述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结果表明:财务重述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审计费用显著高于没有财务重述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具有变更事务所和购买审计意见的动机倾向,行业竞争激烈加剧了事务所间的恶意竞争,事务所有可能蓄意降低审计费用招揽有财务重述的低端公司客户;由于声誉激励效应,声誉良好的大规模事务所对财务重述的公司所收取的审计费用显著升高,形成事务所竞争的"马太效应"。

国外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研究综述

非营利组织蓬勃兴起,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一系列财务丑闻却严重损害了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因此应着力探索和构建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以引导其健康快速发展。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起步较晚,关于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理论研究尚不健全,实证研究尤其匮乏。通过对非营利组织的内部监督、信息披露以及外部监督这三个方面的国外文献进行综述发现,监督机制对改善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提高组织绩效、维护行业公信力具有一定效果,这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建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基于债务风险的政府或有负债会计信息披露：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或有负债可能引发的债务风险是导致政府财政危机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的政府会计及报告体系未能有效地规范或有负债的信息披露,尤其在政府或有负债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上,存在着诸多管理真空。借鉴国际经验,需要从以下方面规范政府或有负债的会计信息披露:依据或有事项的发生可能性、事项性质、能否可靠计量等因素进行分类报告;在负债确认后加以持续关注;结合财务核算能力,对计量方法和报告方式做出具体规定;逐步完善政府会计基础向权责发生制转变;推进将或有负债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

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价值——基于中国上市家族公司的经验证据

由于家族股东的"一股独大"以及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及其治理模式也有别于非家族企业。本文基于家族上市公司中特殊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从我国2003～2007年沪深两市110家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分别选取了32家作为样本,从外部治理角度,对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发现:信息披露评价、当年的分析师预测人数与企业价值负相关,当年的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与企业价值之间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现阶段我国上市家族公司提高信息透明度并没有发挥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这一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应进一步健全家族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结构合理、实质重于形式的信息披露制度。

美国企业强化内部审计工作的主要措施及启示

美国内部审计专业机构的《2011年度内部审计能力与需要的调查报告》阐述了美国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能力与需要的情况。本文介绍了美国企业强化内部审计工作的主要措施:进行一次风险评估,然后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及时发现与确认风险的苗头,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将风险因素以发生的概率大小来进行排列顺序;认真贯彻落实《萨班斯法案》;提高各项交易业务检查与检测的频率;以增加公司价值为目的,建立增值管理型内部审计;尽可能实施质量保证复审措施。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我国实践,提出了几点建议: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进一步完善内部审计的信息披露机制;正确处理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关系,等等。

“金砖国家”预算透明度的比较与启示——兼论预算透明度提升的动力机制

公开透明是现代预算的基本特征,也是各国财政管理的重要准则。"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预算透明方面表现出诸多共性和差异。在"金砖国家"预算透明问题总体考察的基础上,系统分析这些国家提升预算透明度的动力机制,对于中国预算透明度改进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公开披露制度构建

近年来,透明度已经作为最广泛运用的评价财务报告质量的一个特征而出现。作为"经济警察",会计师事务所不仅应当致力于依照审计准则提高审计质量,还应当致力于以更加透明的方式反映对这些准则的执行情况以及其它与事务所治理相关的信息。本文在对比分析国内外会计师事务所信息披露差异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公开披露报告体系的建议,并就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公开披露可能滋生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

新《医院会计制度》下财务报告与信息质量研究

随着新医改方案的实施,大量资金投入到医院,会计信息成为获取医改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途径。分析了新旧《医院会计制度》财务报告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变化,就财务报告信息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提出建议:加强会计人员业务培训和内部会计控制;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监管;建立财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