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文学的“幸存”与“修补”——以普里莫·莱维的见证书写为例

见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以奥斯维辛书写为典型。它需要直面见证悖论与身份认同的质询,通过对书写困境的突围完成记忆主体的重建,让“缺席的证词”以一种介于言说与沉默之间的方式重新在场。这使得它成为对奥斯维辛历史裂伤进行抵抗与修补的范式。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兼具化学家、幸存者、作家多重身份,他的见证书写是研究见证文学何以实现思想抵抗与历史修通的重要资源。他对“被淹没者”形象的关切以及对历史修通可能性的洞见,一度成为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犹太哲学家法肯海姆等人反思奥斯维辛的线索。他更以“不可能的幸存”揭示了创伤修通的不可完成性,启发人们保持对奥斯维辛的见证与反思。

后奥斯维辛反思:阿甘本审美政治探微

审美政治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维度。阿甘本对奥斯维辛大屠杀之后的生命政治反思,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集中营”“活死人”和“见证”三个重要维度。首先,惨绝人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啻为纳粹至高权力制造“例外状态”的物质化空间。其次,集中营里“活死人”是阿甘本“牲人”系列的重要表征和“赤裸生命”的极端形象。最后,奥斯维辛大屠杀之后的“见证”,意味着“剩余”的创伤记忆与“幸存”表达等问题。阿甘本以关注生命政治的姿态,凸显了诗学正义和批判美学取向。他关于后奥斯维辛的审美政治反思,丰富了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的文艺理论空间。

创伤记忆:表征困境的突围与审美伦理的重建

创伤记忆的表征困境源于创伤对于语言符号的抵制,它反映了在创伤和语言之间存在着鸿沟。虽然创伤抵制着客观的历史叙述,但是它却给文学提供了入口。相对于散漫零碎的日常语言,文学能够通过想象和虚构以形象的方式抵近创伤。当代创伤文学通过叙事策略的调整拓展着现实主义的边界、重释着文学现实主义的内涵。同时,它也在挑战着阿多诺在创伤历史书写中设置的审美禁令,尝试着缝合奥斯维辛之后审美和伦理之间的裂痕,并在创伤现实主义模式中实现审美伦理的重建。

阿甘本论奥斯维辛对人性的摧毁:伦理、存在论和语言

阿甘本认为人性并非先定的,而是由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人类学机制”虚构出来的,这使得人性在极端境况下可以被剥离。在作为例外状态常态化和场所化的集中营中,人性的毁灭表现在伦理、存在论和语言三个层面上。首先,奥斯维辛的极端状况使囚犯们受动物求生本能的支配放弃了日常道德甚至助纣为虐;其次,生存状况最为恶劣的“穆斯林人”放弃了求生意志降低为植物生存状态;最后,“穆斯林人”还失去了使用理性言说意义的能力。奥斯维辛对人性的摧毁佐证了阿甘本关于西方形而上学虚构人性的观点,但同时也质疑了阿甘本以“身体使用”建构新型主体的努力。因此,我们必须将人性奠基于实践之上,以物质实践改变社会结构,方能实现人性的完善。

言说的困境与见证的力量——奥斯维辛大屠杀幸存者文学书写

幸存者文学是大屠杀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幸存者们的受难经历面临着"不得不说"和"如何言说"的困境。幸存者文学书写从第一代作家的见证到第二代作家的转述,第三代作家则面临着诸多艰难。如何以审美的艺术真实抵达历史的真实、如何在叙述的困境中努力突破经历和回忆的缺失,在后记忆时代用反再现的再现、创伤经验体认与想象虚构中拓展大屠杀文学的写作空间,使大屠杀超越特定时代成为普世化的认同,并由此建构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

奥斯维辛之后的道德沉思--从阿多诺“清理过去意味着什么”一文谈起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从奥斯维辛出发展开其道德哲学的思考。无疑,"奥斯维辛"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灾难性时刻,而"奥斯维辛之后是否能够被允许继续生活"则是阿多诺道德沉思的主题。文章从阿多诺"清理过去意味着什么"(1959/1962)一文出发,从星丛式历史观和与遗忘作斗争的启蒙观入手,阐发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性分析及其启蒙诉求。在阿多诺看来,只有重振主体性进而塑造一种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独立自主的成熟个体,才能使奥斯维辛永不重现。

马尔库塞“奥斯维辛之后”诗学思想的阐发

针对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诗学命题,马尔库塞提出并形成了自己的"奥斯维辛之后"诗学思想。在文化批判维度,马尔库塞分析了奥斯维辛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强化的肯定文化所导致的艺术危机。对于艺术应该如何表现以奥斯维辛大屠杀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恐怖,马尔库塞探讨了艺术创作的不同路径。在奥斯维辛之后如何铭记历史的问题上,马尔库塞强调通过文学记忆,不仅要让人们承担起不忘历史的主体责任,而且应当揭示和追究那些策划、执行、配合大屠杀者的主体责任。马尔库塞的"奥斯维辛之后"诗学思想,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理解艺术与奥斯维辛之间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二战历史教育的变革——以阿多诺社会批判思想为背景

受冷战形势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的联邦德国二战历史教育偏离了历史事实,德国大众试图逃避历史罪责。阿多诺不满于战后德国社会的大众文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以"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为代表的系列电台演说。他批判德国大众文化中暗藏的"野蛮",诸如"冷漠"、"坚强"、"集体性"、"权威人格"和"物化"等阴暗面,呼吁对儿童的教育和大众的启蒙。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思想激起了德国青年人对父辈历史的质疑,并对60年代以后的德国政治历史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阿多诺审美乌托邦的记忆伦理及转化

对于奥斯维辛之后艺术如何存在的问题,阿多诺认为战后艺术的合法性建立在对代际累积的受难记忆进行表征的基础之上,借鉴本雅明的神学救赎方法论对奥斯维辛事件及其现代性根源进行反思与批判。受难记忆在艺术作品中以星丛的结构存在,促使作品意义以迸发的方式生成,突破了同一性体系对意义和价值的垄断。以回忆作为手段,艺术通过呈现涵盖奥斯维辛事件的受难记忆,重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为想象全新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可能性,这是构建审美乌托邦的契机。审美乌托邦在否定辩证法的视野下,将受难记忆控诉资本压迫、要求承认其价值地位的伦理性诉求,转化为一种不包含革命选项的认识论话语,兼具意识形态批判与主体重塑。总之,这是从伦理和审美政治的维度拓展了对奥斯维辛事件的思考。

人性的光辉——从《寒夜》、《钢琴师》等反战作品谈起

战争中的个人并不总是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抗战文艺作品与反战文艺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使《寒夜》、《钢琴师》、《奥斯威辛的爱情》等作品成为优秀的反战文艺作品。

特定语境中的修辞分析——以《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为例

《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是对一般新闻稿的一种突破和创新,"新闻"是这篇新闻稿的关键词和修辞对象。在这篇新闻稿中,修辞对象——"新闻"不仅指向新闻稿本身,还指向作者所报道的整个奥斯维辛。这则新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不符合一般新闻稿的基本特征,甚至某些特征之间还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跨越"时间间隔"的叙事话语、突破"零度写作"的情感修辞、挑战"话语定式"的矛盾修辞。因此,从修辞的角度进行文本分析,才能更好地揭示该新闻稿的奥秘。

诗学与伦理共筑的场域——后奥斯威辛美国犹太诗人的大屠杀书写

与大屠杀小说和电影引起的热议相比,大屠杀诗歌似乎很少进入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事实上,美国犹太诗人在后奥斯威辛时期的大屠杀书写不但成为美国犹太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美国犹太诗学。由于大屠杀惨绝人寰的历史特殊性,美国犹太诗人的后奥斯威辛书写往往陷入"写"还是"不写"、"说"还是"不说"、"忘"还是"不忘"的多重困境,而冲出困境的秘密武器就是犹太诗人的诗学理念和伦理抉择。可以说,后奥斯威辛美国犹太诗歌是诗学和伦理共同筑就的场域。

家庭罗曼史的“幽灵”——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代际创伤

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以文学书写方式见证家族前辈们的劫后余生,展现了大屠杀对幸存者以及后代造成的巨大心理阴影。对幸存者后代而言,如何重建真实、连贯的家庭罗曼史都显得困难重重,他们在代际创伤的罅隙中重建历史的真实和见证纳粹大屠杀的后遗症,开创了家庭罗曼史书写的“幽灵兄长”叙事模式。

《文学笔记》的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的诗学与网络文学

指向网络文学的阿多诺文学批评可以简约为"奥斯维辛之后"的诗学与"奥斯维辛之后"的现实两个层面,前者意味着在经验、语言与世界之间确立批判视域,后者则将批评实践植根于文学与世界的现实土壤。"奥斯维辛之后"的文学世界无限敞开,阿多诺的网络文学批评必当秉持文学批判立场以及文学对于个体生存的关照。

奥斯威辛与否定的辩证法——一个马克思主义向度的批判

《否定的辩证法》揭露了旧辩证法的理性专制主义本质及其与纳粹主义的"同谋共犯"关系,主张以"怀疑一切同一性"来捍卫特殊性、差异性、个性、偶然性的生存权力,避免奥斯威辛式"理性杀人"的现代悲剧。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旗帜,《否定的辩证法》满足于抽象谈论同一与非同一、肯定与否定,既未挖掘旧辩证法滋长的土壤,亦未阐明"绝对否定"的生存论根源,更未将矛头对准孕育了纳粹主义的资本帝国。它将旧辩证法当做纳粹的替罪羊,严重遮蔽了马克思辩证法的精髓。

谁杀害了女主人公?——浅论《苏菲的选择》的负罪主题

苏菲的双重身份使她有别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其他幸存者。除了是受害者,她还是帮凶。就像她胳膊上的纹身一样,她那梦魇般的经历牢牢印在她的心灵深处,她始终无法摆脱一种负罪的困扰。她说谎,是为了消除她的负罪感;她忏悔,却暗示了这种感觉的根源;当她做出了最可怕的选择后,死神接纳了她。苏菲的死是她摆脱负罪感的最后选择。罪恶的阴影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它给人带来的心灵创伤会永远存在。

介入

介入艺术和自主艺术各有所长,却也各自存在着某种缺陷:前者取消了艺术与现实的距离,后者则否认了艺术与现实的关联。萨特的哲学走极端主观主义之路,故其“选择”就只保留着一种选择律令的抽象权威,“自由”则变成了一种空洞的主张。这种哲学延伸至文学,便使其介入远离了作品的客观要求,亦使其戏剧成为传达某种观念的工具,进而成了文化工业的同谋。布莱希特比萨特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想让其剧作培养出观众的一种反思态度,但其戏剧理论最终却成了一种说教诗学。由于追求政治层面的介入并鄙视各种中介,布氏理论与实践便患上了间离幼稚病;由于奉行审美简化原则或缩减技术,他对社会与经济关系的重构又过于简单,致使其戏剧终成虚假之物。因此,布氏戏剧往往有其专属缺陷—被虚假政治玷污的美学形式常常使其作品成为插图版的初级读物,结果坏政治变成了坏艺术,反之亦然。“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说法不宜缓和松动,但恩岑斯伯格的反驳同样正确,因为文学必须反抗这种定论。对这个世界的抗议体现在卡夫卡和贝克特那里,他们从内部爆破了艺术,这样的艺术反而极具攻击性;而所谓的介入却只是从外部服从于艺术,它华而不实,最终退化为一种业余手艺。法、德两国因文化传统迥异,它们对待介入问题便截然对立:前者的美学领域长期被“为艺术而艺术”所统治,号召介入就很革命;后者的文化传统认为,艺术作品绝不能为它自己存在,否则就会成为柔弱之源,行动之碍,于是鼓励介入就很错位。

统一以来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的概念

在本文中,我检验了关于统一以来德国外交政策争论中的"正常化"这一概念的使用。在20世纪90年代初,诸如尤根·哈贝马斯等左翼知识分子倾向于批判"正常化"这一理念,转而偏好一种基于对以往纳粹时期所应承担责任的德国例外主义的形式。一种建立在"正常化"理念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首先与频繁使用军事力量相关,这一点恰恰是右翼所提倡而左翼所反对的。因此,"正常化"成为了联盟能力的同义词。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例如埃贡·巴尔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开始使用"正常化"这一概念来指代一种建立在主权以及追求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在德国已经出现针对这一外交政策"正常化"的现实主义解读,并形成共识,但这并不足以捕捉到统一以来联邦共和国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复杂转变。

奥斯威辛的罪与罚——《苏菲的选择》中的原罪观解读

美国小说家威廉·斯泰隆的小说《苏菲的选择》是大屠杀文学的经典之作。斯泰隆将他的问题意识扎根于基督教神学之中,通过波兰女子苏菲在克拉科夫、奥斯威辛和纽约布鲁克林的生活遭遇重新诠释了基督教的原罪观念。斯泰隆的诠释不再只停留在对纳粹暴行的谴责上,转而关注于每个人原初的罪恶,由原初自由的丧失所导致的罪恶之境。这种诠释不仅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对大屠杀经验的反思,更为身处绝望之境的人们指明救赎的方向。

信仰的社会关怀——默茨的新政治神学思想的言说语境与社会关怀

文章通过对德国天主教神学家默茨"新政治神学"思想的言说语境的分析,并对默茨思想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实践"和"苦难记忆"的解读,揭示出默茨神学思想中浓厚的社会关怀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