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结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以中秋民俗艺术的深层历史内涵与现代转化为例

中秋节起源于月祭,月祭在世界各地早期均有发生,且多与“生殖崇拜”相联系,是原始思维的产物。但我国自周以来的官方月祭内涵已经从生殖崇拜转向了对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尊重,并与礼乐文化及“阴阳”观念结合。除了官方祭月活动,中秋节的民俗仪式在形成过程中更多地受到民间信仰、神话传说及文人赏月活动的影响。“嫦娥奔月”和“吴刚伐桂”是两个与中秋节密切相关的神话,它们在中秋民俗与信仰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通过考察中秋民俗,可以了解中国人信仰系统中某些美好的理念及长生久视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秋节的传统在当代社会受到了严重冲击,中秋节民俗仪式的重建活动需要抓住“团圆”“平等”“诗意”“生命感”四个核心内涵进行,同时利用当下发达的网络与社交媒体、教育戏剧等新手段进行推广,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春秋时期的共同性思想刍议——以《左传》《国语》为中心的探讨

春秋时期是早期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前奏阶段,在共同性思想上既有对上古三代依据血缘、亲情的祖先神信仰、礼法制度、德行教化等的继承,又呈现出从重血缘、亲情的礼法向重才能、相对平等的法治等新思想演进的趋势。就传世文献看,春秋时期所关注的共同性思想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重大伦理政治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另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饮食、音乐等日常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就春秋时期达到共同性的路径而言,主要是依据血缘、亲情的礼治和依据功利、能力的法治两大类。前者是规范社会生活、达到人际亲和关系的基本路径;后者更多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达到共同性的路径。春秋时期开启了关于共同性思想本身内涵的讨论,比如辨析“同”“和”“比”“党”等标志共同性思想的观念之间的差别,这些围绕共同性思想内涵的讨论是对思想观念本身的反思,亦是先秦诸子相关思想的源头。

论孤本《春秋要解》“以礼解经”特色

明末学者严自完所著《春秋要解》为孤本文献,具有鲜明的“以礼解经”的特点。“以礼解经”治学方法受清代学者推崇,严自完“以礼解经”的研究理路在当时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创新精神,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明时期《春秋》研究的常见范式。就礼学思想而言,严自完的礼观与朱熹存在诸多同质性的联系。深入剖析《春秋要解》对“礼”的诠释策略,可将其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重视制度、以礼观史与据实论礼。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春秋战争礼考论

春秋时期虽有“礼崩乐坏”的趋势 ,但实际上周礼传统仍然在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 ,规范着他们的言行。春秋战争中是否存在着礼 ,一直存讼不休。子鱼、墨子等人否定战争礼的存在 ,而孔子、司马迁等人则肯定战争礼的存在 ,并对坚持战争礼的宋襄公给予很高的评价。考绎春秋历史 ,诸如师出有名、师不伐丧、不伤国君、不杀厉等等 ,无不证实了春秋战争礼的存在。春秋战争礼的存在 ,不仅关乎各邦国之间的邦交关系 ,也对春秋社会结构特点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时代的伦理道德结构

整个春秋时代的伦理道德结构可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从天下体系看,尊礼重信是此时诸侯交往的基本伦理规范。其二,从家国结构看,孝、忠、义是此时家国公私的核心伦理道德,具体言之:孝是宗法制的核心伦理,忠是封建制的核心伦理,义则是两者之外的必要补充,体现了更多的开放性和公共性。其三,从个体美德看,智、仁、勇等是此时贵族最为推崇的道德品质,它们体现了道德主体的优秀和卓越。

梅山民俗中的鬼节文化与古代的秋尝祭祖仪式

梅山地区的人们十分迷信鬼神,崇尚天命。他们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取决于鬼神和天命,所以祭祀活动较为频繁。其目的是为了求得鬼神的福佑,免去灾祸。在梅山地区,一年之中祭祀活动最普遍最集中的时间是在农历七月半,俗称鬼节。关于鬼节的来由,传统上有道教的"中元节说"和佛教的"盂兰盆节说"两种观点。鬼节文化是儒道释多元文化杂交的混血儿,古代的秋尝祭祖仪式是其重要源头之一。

春秋行人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成因

春秋行人作为那个时代的特殊群体 ,他们的知识、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温文尔雅、冷静、沉着又不失犀利的语言艺术又为后世师法。

试论春秋时期礼的形态特点

广泛涵盖各种典章制度和规范准则等内容的周礼,是维护统治阶层等级制度的重要规范。至春秋时期,仪与礼逐渐发生了分离,礼在政事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从贵族僭越层面上讲的"礼崩乐坏",只是礼在春秋时期发展变化的一个方面。春秋精英们对礼的作用有深刻认识,他们实际上非常重视礼,甚至将其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些贵族将礼作为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甚至将其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念;而对于很多贵族而言,他们重礼更多地是由于其重要的工具性作用。

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王权的三位一体——以孙复的《春秋》学为中心

《春秋》是与政治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儒家经典,其中涉及丰富的礼制之事;而礼则是维持王权政治的重要保证。在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与王权是密不可分的,这在孙复的《春秋》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以经为本,不曲从前人传注,以王权政治理念贯穿其对《春秋》经的解读。孙复对《春秋》中所记载的礼典之事尤为关注。他以《春秋》议礼、以礼论政,通过对宗社之礼、朝廷之礼、人鬼(祭祀)之礼的阐发,对诸侯进行褒贬以维护王权政治。春秋后期,随着楚国、吴国势力渐强,华夷关系持续紧张。孙氏还以尊王之义贯穿其对华夷之辨的理解,以之作为礼的补充。在孙复的政治观念中,《春秋》、礼与王权乃是一体的。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

春秋决狱对礼法融合的促动

春秋决狱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通过以礼司法的契入点和以礼统法的审判方法以及对以礼注律的推动,最终达到了以礼入律礼律融合的目的。春秋决狱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礼法融合主潮的促动者。

春秋行人辞令简论

春秋行人是春秋时代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知识、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产生深远影响,而他们温文尔雅、冷静、沉着又不失犀利的语言艺术又为后世师法。通过考察春秋行人与时代的关系、知识构成、辞令特色以及对战国策士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到春秋行人辞令在文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

《孙子·用间》校读一则

据古书引文及文理,今本《孙子·用间》篇"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当作"受爵禄金宝于人,不知敌之情者",指从君主那里接受了爵禄、厚赏却不知道为取得战争胜利必须掌握的敌人实情的为将者。

从《春秋》礼学到春秋礼学——评《春秋礼学》

管正平博士的新著《春秋礼学》是一部研究春秋时期礼学整体现象的著作。礼包含特定的价值追求,作者将其归纳为十六类价值观原则,每类先界定表述内涵和讨论范围,然后列举该原则的相关表述,并运用实际例子给予详细解释。礼的内容与形式的结合非常复杂,作者区分了四种结合的状态并作了详细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作者将礼置于运动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对礼在运行过程中的规律作了创造性的探索。

浅谈春秋时期的人质问题

人质是春秋"礼"制被破坏出现"信"危机的产物。送交人质在春秋时已经相当普遍,而且方式多样且目的不一。送交人质的背后,一方面社会需要重新构建新的礼乐制度、民族思想来适应新的社会;另一方面,随着频繁送交人质以及送交方式的多元化,预示着掠夺和战争也将日益频繁加剧。

《春秋》经的“王道”观——基于《春秋》三传的经意发微

孔子述作鲁史而成《春秋》经。《春秋》经的王道观,是以其王霸史观为理论指导,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理想层面的《春秋》王道理想,孔子祖述尧舜的圣王治国理念,而主要又依托周公之礼并辅之以太公之法(刑律);二是在现实社会中吸纳、认可五霸的某些治世理念与外交做法。孔子的《春秋》王道观,并不同于《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的直接建构,而是通过述作鲁国《春秋》,在对实然社会的功德评判中,隐现其应然的王道理想。《春秋》经理想层面的王道观,以秩序、和谐、文明为特质与主旨,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根基,以尊尊与亲亲为相互渗透的两大支柱,主要内容包括分别在以尊尊的政治秩序、亲亲的人伦和谐与修己安人的道德伦理。同时,与《论语》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相比,《春秋》在力主周王天下共主绝对权威的政治前提下,更加认同天子授权或尊王意识下的齐桓晋文之事。

马来西亚广西籍华人秋祭仪式考察分析

在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兵败,20世纪初中国海禁取消及英国对马来西亚加速开发,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动荡局势的影响下,广西人先后三次较大规模地迁徙至马来西亚。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迁徙的广西人具有了新的身份——马来西亚华人。长期的异乡生活、浓厚的祖籍记忆和强烈的身份认同,使仪式文化现象通过马来西亚各州广西会馆的引导和组织在广西籍华人族群中得到传承。经过对雪隆广西会馆举办的秋祭仪式活动的调查和对参与活动的主要人员的访谈发现,广西籍华人秋祭仪式已发生了从宗族祭拜到“社群共祖”祭拜的转变。同时,广西籍华人秋祭仪式也显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如敬老重教的承继。此外,由离乡背井带来的环境、生活和身份的变化,使秋祭仪式在宗教、信仰、“先人”崇拜等方面显示出马来西亚广西籍华人独有的特征。雪隆广西会馆秋祭仪式充分显示了马来西亚广西籍华人当前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建构状态,辩证、客观地看待这一文化体系将为“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合作提供契机,为深化中马合作搭建桥梁。

《春秋》讳弑君笔法试析

春秋时期的弑君事件所反映出的通常是此诸侯国的政治不安定、礼乐制度约束的缺失,以及周王室地位的衰微,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社会极度动荡和人民的流离失所。作为礼乐制度的坚定维护者,孔子在修订《春秋》时,对于不符合礼乐的弑君事例采用了讳弑君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春秋笔法。弑君是政治不协调的结果,而讳弑君是维护礼乐制度的需要,它不仅表达了作者的情愫,同时给释者留下无限阐释的空间。

礼乐文化传统与老子、孔子的思想

老子和孔子大体生活于同一时代,承受相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即源于上古巫祝文化的三代,尤其是宗周礼乐文明;遭逢并应对着同时代的社会问题,即在礼崩乐坏的现实条件下怎样重构社会秩序。老子以"道"为核心提出其思想体系而开创了道家学派,孔子以"仁"为核心提出其思想体系而开创了儒家学派,从而把中国思想引领到具有"哲学的突破"之意义的诸子时代。他们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精神素质起了型塑作用,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