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善公主”模式的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探讨

中国佛教要在现代期内平稳发展,必须要在“佛教中国化”和“观音信仰”这两个基本维度下功夫。进入中国的宗教必须能够保证与当地的宗教或文化进行对接,或相互发生影响,从而促进两个异质的宗教与文化发生强烈的互动,同时又在一个内体中共同成长,也不排除最后形成一种特质的宗教与文化。对“妙善公主”类的观音信仰,应看到它的背后存在的民间信仰主因,这是中国佛教徒创作的,是地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结合之后而出现的结果。隋唐之前的观音信仰主要分布在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宋代以后观音信仰的地方化元素则呈现全面开花的势态。观音信仰证明,中国佛教界始终自觉地走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尽可能将外来信仰改进为民族性信仰,完成“在地化”转换。印度传来的“妙善公主”之观音信仰母本《法华经·妙庄严王本事品》部分元素被当地中国佛教界接受,创造新的“妙善公主”观音故事,再经过历代佛教徒不断地增衍,故事内容日益丰满,并且不断地扩编,最后成型变成中国佛教界自己的故事。观音信仰“在地化”表现,得到当地文化认可,受到当地文化尊重,影响了当地文化发展,成为具有地方特点的“佛教中国化”现象。

唐宋长寿王菩萨像及相关问题

长寿王菩萨像最早出现于晚唐,流行至北宋,是唐宋时期新出现的题材,以四川安岳石窟发现数量最多。该菩萨具有愿民长寿的本质,晚唐五代时期,受延寿信仰的影响被直接附加“延寿命”的功能。宋初《佛说受生经》出现后,被赋予更多新功能,图像粉本源于成都。长寿王菩萨最初的图像创作具有观音的特征,反映出观音信仰对佛教中国化、世俗化进程影响之甚。

从宋元普陀山山名看观音道场信仰的中国化

《华严经》中记载有古印度的观音道场信仰——补怛洛迦山信仰。译传中国后,受其影响,宋元时期浙江梅岑山(今普陀山)出现了多种与《华严经》相关的山名。从山名看,此山被认为是《华严经》记载的“补怛洛迦山”,但未能完全确定。直至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盛熙明撰写《补陀洛迦山传》时才“断无疑矣”。宋元时期普陀山山名种类及其演变,反映了观音道场信仰中国化的过程。

汉唐之际的海上历险故事

渔民、僧人、使者的海上历险是传奇产生的丰厚土壤。由海上漂流所得的见闻有的进入正史,成为海外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更多的经过夸饰与想象,成为传奇小说的重要类型。佛教徒利用此类故事宣扬因果报应、法术灵验等宗教观念;而道教徒则利用此类故事论证神仙可求、仙境实有。海上历险这一情节框架与中土殊方异域的传闻一起,构成了海上乌托邦故事,成为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彼岸想象,并对后世小说的主题内容产生重大影响。

观音题材小说的类型及演变

观音题材小说在观音信仰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中产生,其发展演变与观音信仰在中土的传播、变化密切相关,并成为观音信仰的重要表现形态与传播媒介。观音题材小说创作经历了从解说佛经、宣传宗教到融入理想、自由发挥的过程,可分成四种类型。小说中的观音形象由宗教概念化趋于性格丰满、生动、亲切。

明清小说中所展现的观音信仰及其文学功能

明清小说对于我们了解明清时期的观音信仰具有重要的民俗史价值。从明清小说的内容可以看出,观音信仰的信众多以女性为主,观音具有送子、救人于灾难、铲除奸邪、扶助信众等神职功能,其崇拜形式有偶像崇拜、印经和诵经、诞日和成道日庆典等。观音信仰的文学功能主要表现在它构成许多小说的内结构,对人物刻画有重要作用。

大乘佛教的悲智精神

文章通过观音和文殊这两种菩萨信仰来分析中国大乘佛教"悲智双运"这一理念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希望通过这一分析,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大乘佛教的理论特色和实践趋向,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大乘佛教菩萨信仰的本质与发展走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它在佛教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佛教修行实践中的价值。

玄奘与密教观音法门研究

玄奘一生传译观音类密教典籍共9部,13卷,其中有6卷与观音部有直接关系,他所传译的观音密典属持明密教体系,并以陀罗尼为主。如果从玄奘所译观音部密典与隋代的同本异译典籍进行对比,并以玄奘翻译的四类密教观音典籍为中心,则可呈现玄奘传译密教观音法门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汉文史料中记载的玄奘本人与观音、《心经》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探讨,从信仰的角度窥见玄奘对观音的崇信。

“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幡画,其中有的注明为“引路菩萨”。通过图像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引路菩萨”属于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其宗教功能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观音,虽然在造型、名号上与前者并不相同,但经过笔者的考察,证明汉传佛教中的“引路菩萨”与藏传佛教中的“莲花手”在宗教功能上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肃南上石坝河石窟第3窟壁画研究

肃南上石坝河石窟是一处地处偏远的小型石窟,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近年来由于对西游记壁画的关注,这处石窟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本文以第3窟中的壁画为研究对象,首次对壁画的空间分布、题材选择、情节内容做了详细、全面的阐释与研究。不仅解读出了所有的西游记壁画,还分辨出了观音救难等画面。在此基础上又对壁画的题材组合、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营建意图和壁画反映的社会思想状况做了初步探讨。

大理圣元寺碑刻文化研究

以圣元寺现存七通碑文为切入点,研究隋唐至明清圣元寺的兴衰历史,分析圣元寺兴衰的原因,探讨圣元寺与南诏大理国观音建国信仰之间的关系以及元代以后圣元寺观音建国信仰向民间宗教信仰转变的历程。

中土观音应化信仰的文化土壤

观音应化信仰是观音信仰体系中的一种类型,其渊源应该追溯到印度佛教。但观音应化信仰在中土的流播和发展,却是与中土诸种文化土壤息息相关的。原始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民间信仰、佛教自身、道教等,都对中土观音应化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这一理路的考察,对于认识和理解宗教信仰及其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大理观音塘碑刻和观音护国信仰

本文通过解读观音塘碑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揭示了包括观音塘碑刻,以及观音塘建筑设计与观音护国信仰之间的关系。

汉藏佛教比较视域中的普陀胜地知识源流考

“普陀山”,旧译“补怛洛迦”(Potalaka),有关的最早记载出自《华严经》,其被视为观音菩萨驻锡地,也是大乘佛教信仰共许的圣地。以此命名的观音道场遍布整个亚洲佛教世界,其中位于中国的浙江普陀山、西藏布达拉宫、承德普陀宗乘庙都是备受尊崇的胜地代表。这些与“普陀”相关的同名朝圣地的建立,与观音信仰的传播息息相关,不仅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更是见证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文章旨在从西藏文化中有关“■■■”(布达拉)的知识源流出发,梳理藏汉文佛教经典、修行文本、朝圣游记、胜地方志等文献中有关普陀胜地的记载,勾勒藏汉历史上对于普陀胜地的建构、认识与调适的过程,以汉藏佛教比较研究的视角,展现同名胜地文化的共享对于各民族之间精神交流的重要意义。

河北武安法华洞石窟调查与研究

河北武安法华洞石窟始建于宋代早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密宗在唐宋时期的广泛影响。明清时期对法华洞石窟进行过重修,但再没有大的雕凿。这个时期泰山圣母等民间信仰中的神祗逐渐在寺庙中占据了上风。法华洞石窟成为宋明清华北基层民众信仰演变的一个标本。

十圣观音叙说——以大足石刻为中心的考察

十圣观音是石窟艺术一种较为特殊的题材,文中以大足石刻现存8例造像龛窟为例进行了考察研究,特别是对大足石门山十圣观音洞进行了较详的分析。并认为,十圣观音造像在大足一地表现尤为显著;来源具有多种因素,主要是观音民间信仰为主;时间上主要盛行于南宋初期;在十身观音的组合上,各个龛窟造像有所变化,而非固定于某一种蓝本。

淺論觀音信仰與儒家“孝”之結合——以孝女故事《沈清傳》爲中心

我們皆知宋代有加深儒佛融合的現象,与此相聯繫的是,中韓日三國均有相似的孝女故事,即《妙善》(中)、《沈清》(韓)、《小夜姬》(日),其内容主要表現了女兒對嚴父之恩的回報,至孝感天。三國孝女故事每當關鍵時刻都發生奇異轉折,最終得到佛教所説的靈異,特别是在民間以觀音靈異爲代表的法華功德。這一點令人不禁想到东北亚所信仰的佛教的靈異性與儒家以“孝”为萬行之本的思想結合。本文以韓文小説《沈清傳》爲例,簡要分析在孝道倫理上所表現出的儒佛融合現象之特點。

觀音形象在中國民間信仰中的嬗變

起源於印度的觀音信仰在傳入中國後得到迅速發展和廣泛普及。一方面,觀音信仰彌補了中國傳統文化、民眾精神世界之不足,形成廣泛影響;另一方面,中國民眾對觀音信仰進行多方位的本土化改造或演繹,從而出現了脫離印度佛教和正統中國佛教的諸多新形象,如以妙善公主爲主要代表的女性觀音形象,以觀音老母爲代表的中國民間信仰神祇,在文化誤讀基礎上誕生的觀音佛祖信仰,以及在三教合流趨勢下產生的以觀音爲主尊的民間眾神圖。這些新形象都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國宗教史上重要的崇拜現象,也是中國民眾宗教信仰特徵、民族性格、精神需求和藝術審美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