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道德:协调的视角

米塞斯的理性概念是对人的最一般意义的假设,同时也包含了"人具有共同的心智结构"这一认识。根据这种理性观,道德指的是遵循有助于协调的规则,而且也只有这样的规则才是正当的。安·兰德所强调的理性是对人提出的一种要求,其中主要是"思考",据此,不运用自己的理性就是不道德的,也即道德是一个与理性本身有关的问题,但安·兰德的理性概念也包含了自然法的思想,否则她无法说明社会为什么会存在,或不同的行为为什么能够实现协调。在这一理论框架中讨论利己与利他问题,利他主义与不顾正当规则的利己会破坏社会的协调,因此两者都是不可取的。

论安·兰德对康德形而上学的批评与继承

安·兰德作品以及其整个客观主义思想对康德持否定的态度,同时,安·兰德思想与康德的古典哲学有近亲关系,都是绝对理性的产物,但有一些冲突却无法调和,而所有其他领域的差异皆源于他们在形而上学的差异。文章首先概括安·兰德及其客观主义对康德的认识,接着总结二者观点异同,同时指出安·兰德误读康德部分之所在,最后分析安·兰德对康德形而上学的批评与继承。

安·兰德:客观主义还是存在主义——安·兰德与萨特哲学思想比较研究

同为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小说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安·兰德与萨特的哲学思想之间存在不可忽略的可比性。如两者都强调个人意志、生命意志以及自由意志等。但是从本质上而言,兰德强调"客观"的客观主义哲学与萨特强调"主观"的存在主义哲学在具体哲学观念上有很大的分歧。具体表现为,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前者强调存在的实体性,意识(理性)反映存在的被动性,后者强调存在的自在性和自为性,以及意识作为自为存在的主动性;前者强调自由的理性本质、绝对性以及目的性,后者强调自由的非本质性、处境以及非目的性;前者强调自我与他人的无冲突论、人只对自己负责,后者强调人总是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中,人不光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还要对他人的选择负责。

美国安·兰德研究述评

分析了20世纪美国作家安·兰德的创作特征,认为尽管她的小说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持巨大的销量,但是其作品并没有获得评论界、尤其是传统学术圈的青睐。从囿于美国的影响范围,平缓的线性时间发展阶段,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多元化三方面概括了安·兰德研究现状。

安·兰德伦理思想研究述评

伦理思想作为安·兰德客观主义哲学思想的关键,其目前的研究现状可以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来分析。研究内容上聚焦在总体特征、政治伦理思想、女性伦理思想以及商业和教育伦理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上主要有阐释研究、论证研究和比较研究。总体而言,目前对兰德伦理思想的研究不足与局限在于:批评内容的狭窄和肤浅,批判方法的缺乏,以及批评态度的两极化。

重与轻:论安·兰德的生命观

安·兰德的生命观建基在其客观主义哲学思想之上,主要包括生命与理性、生命与价值、生命与生存以及生命与死亡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兰德认为:生命就是理性,理性就是生命,生命的本质在于理性;生命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生存是生命的基础,生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更好的生存;人不应该将生命置于死亡的阴影之下,而是要无惧死亡,勇敢面对生命。兰德试图举重若轻,借助理性为生命的沉重找到一条轻便的出口,但是这样一个出口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仍旧是一个疑问,这也是兰德的生命观仍需商榷之处。

“利己主义”与“商人英雄”——论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

安·兰德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以经济和商业活动为基本主题,以文学作品中并不常见的“商人”为主角,设计了独出心裁的“精英罢工”情节主线,充分演绎了其理性利己主义思想。安·兰德秉持理性自利的伦理观,将一切行为放到人性自利的逻辑中重新确认,将他人的利益纳入到自我的价值(体系)之中。她的经济观则是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自由放任和公平交易原则,而“商人”便是这一原则的道成肉身。同时,安·兰德也支持相当有限的“守夜人”国家设计,对“大政府”的干预可能对社会、个人造成的侵害极为警惕。安·兰德对“理性”之力过于理想化,也忽略了许多复杂的现实难题,但其小说对理念的渲染和英雄形象的塑造却富有魅力,形成了一种“浪漫现实主义”的独特风格,其影响力至今不衰。

安·兰德与亚里士多德:友爱的自爱本质

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深受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具体到两者的友爱思想,传统中对亚里士多德利他和兰德利己思想的认识,并不能深入两者友爱思想的实质。兰德与亚里士多德都强调友爱的自爱本质,但内涵、话语方式和内在逻辑截然相反:兰德强调价值的互换,亚里士多德突出德性的自爱;兰德注重友爱的规则伦理,亚里士多德强调友爱的德性伦理;作为两种不同的伦理思想体系,友爱思想体现了两者对人这一本质存在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不同认识,这一认识建构在不同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之上。比较两者友爱思想的差异与联系,分析其合理性与绝对性,认识他们贡献了现代思想的力量,其意义既是学理的,也是现实的。

思想性与艺术性之间:安·兰德《源泉》的文化符号学解读

因其思想鲜明而激进,安·兰德作品的文学性常常被忽略甚至诟病。本文以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为研究方法,从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融合、文本意义的编码与解码以及读者阐释的社会语境三个方面,分析兰德代表作《源泉》的文本意义再生机制,指出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融合和促进的,并期望引起学术界对其作品的文学性的更多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