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教观与魏晋赋格建构

在三国儒运衰微、西晋儒术复振、东晋玄儒消长的过程中,宣扬王权一统、四海归一仍是其间重要的文人心态和文学命题。魏晋咏物赋具有鲜明的儒家"比德"观的痕迹,而其篇幅容量和表现技法又有着异于汉赋的细入、周密、采缛等特点。此外,魏晋的变乱局势激发了文人关注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个性自由、独立批判、注重挖掘和表现内在情志等主题,更是创新性的拓展了汉赋言志讽喻的传统。儒家政治文艺观念在流变中不断向魏晋辞赋渗透,并对魏晋辞赋精神气格的建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魏晋辞赋对于儒学影响的剥离运动也始终存在。魏晋玄儒并济的赋风、东晋玄言赋的兴起与纯自然化笔法的推广,均是其表现。

修中诚《两都赋》《二京赋》翻译研究

汉赋往往给人“虚辞滥说”“靡丽多夸”的印象,细读英国汉学家修中诚的《两位中国诗人——汉朝生活思想剪影》却并非如此。修氏在其作品中从独特的角度出发,以班固和张衡作为长安和洛阳历史兴衰的见证者,研究《两都赋》《二京赋》的文学意义和史学价值,从班固、张衡的知识论意识和两汉时期的意识形态出发考察汉代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翻译汉赋,整体上把握两篇赋的内容,客观介绍历史史实,与普通的文学翻译有所不同,让人耳目一新。

《汉书·艺文志》刘歆、班固选扬雄赋考论

《汉书.艺文志》由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在扬雄赋的著录上,班固在《七略》原四篇赋的基础上增补了八篇,本文就这十二篇赋的篇名和刘歆、班固各选扬雄赋为哪几篇作考论,从而看出刘歆和班固著录扬雄赋的标准之差别,感受二人不同的文学观。

班固赋论的讽颂转向及其范式意义

在班固之前,西汉赋家每每陷入“劝百讽一”的体用困境中无法自拔,赋体的“夸饰”本性与经学的“讽谏”要求形成二元对立之势。班固选择绕过讽、劝,独标“颂”义,通过纽合诗赋、还原“颂”义的学理建构,使“颂”义回归赋学领域,最终完成赋论的讽颂潜转。“言语侍从”身份与献赋制度是确立颂美赋论的内在动因,都邑赋、帝王颂、符命文确立的“颂美”文本范式对后世辞赋、子书、类书等均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