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思想变动与晚清报刊诗词演进——以梁启超及其主持的报刊为中心

梁启超在晚清主办主持了多种报刊,即便在流亡日本后,其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仍在当时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从《清议报》开始,梁启超在其主办主持的报刊中开辟了诗词专栏,专门刊发当时士人最为熟悉的诗词,这不仅结束了此前中文报刊零星刊发诗词的状态,开辟了报刊诗词传播"专栏"时代,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从"新学诗"的实践到"诗界革命"的鼓吹,再到最后向诗学传统的回归,代表了晚清诗学发展的一种典型路径,甚至代表了当时士人对于传统文化命运的一种典型思考。若不能够深入到当时文化传播的现场,对之做"在场"的观察,恐怕不易理解梁启超的"流质易变",也不易理解当时众多士人左冲右突的文化探索。梁启超主办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庸言》杂志等刊物,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化传播的"现场"视角。在维新立宪、清廷预备立宪和革命的话语交织中,在新文化与新文学准备登台亮相的前夜,不断进行新的文学与文化尝试,又不断调试以诗词为代表的旧体文学与新文化的关系,梁启超的文化选择与思想变动,无疑是晚清士人中的一个典型。

愚忠报主的痴奴——焦大和包勇论略

焦大和包勇都是有功于贾家同时最忠于主子的痴奴。然而,由于他们的性格耿直、说话不讲方式,以及生活习性的某些缺陷,尽管对主子无限忠诚,也只算是一种愚忠。不仅得不到主子的赏识,同时又得不到下人的赞同,分别酿成命运多舛的悲剧人生,颇值得世人深思。

两种视角的冲突与妥协——解读清乾隆年间“清丈黔省田亩”之争

本文通过四顾乾隆年间清政府高级官员之间关于是否全面丈量贵州土地的政策争论,试分析国家力量向边地伸长过程中国家视角与地方视角如何冲突和妥协。

谁断了“牛舌案”?——宋朝留下的一历史悬案

包拯以擅长断案而闻名,传世史书多有记载,其中巧断牛舌案便是其所断“奇案”之一。长期以来,大家对此均无异议。但史书中还有张、叶宾、穆衍断牛舌案的记载,四者几乎完全一样。经考证,原来张、叶宾、包拯和穆衍四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审理了类似的牛舌案。

江永、方苞京师之会的书写与汉宋之争

乾隆五年,江永尝至京师,与方苞论学三礼,此事后世书写不断,成为清学史上一大公案。汉学家们称方苞为学自负,大折服于江永;桐城派人则认为双方皆畅然满意。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方苞本人未有相关记载,而江永视之为人生大事。对各方观点影响最大者为戴震,其褒汉贬宋之意,或可视为清学史上汉宋之争的滥觞。正是通过持续的历史书写,江永、方苞京师之会彰显出恒久的学术魅力。

用堆积法制备新型MPOF

微结构聚合物光纤是一种新型的光纤,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分析了蜘蛛网包层结构聚合物光纤的典型结构,阐述了实验室微结构聚合物光纤的制备过程。

《红楼梦》中的男性形貌服饰描写及其在文本中的作用

《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巨著,描写人物众多,作者对女性形貌服饰倾注了大量笔墨。对男性则仅有四人,即贾宝玉、贾雨村、北静王和包勇,对这四位男性进行形貌服饰刻画无疑在文本中具有重要作用。

八卦五雷钱:雷法传承的民间传播

自宋代神霄雷法流传以来,道教雷法一直强调修炼体内脏腑五行平衡,以达到自身感通天地万物的五行八卦之气,进而由性命双修而神通妙变。但道教雷法信仰要在民间普及化,除了保持其神秘化与神圣化的特征,还必须依靠通俗化形式的传播。因此,在道教文化内部,便可能依据雷法义理,衍生出某些兼具祈禳和吉祥意义的饰物。八卦五雷钱在正面使用后天卦图式,背面根据道教符箓构图规律符式,铸刻祝愿"斩妖辟邪、永保神清"的咒语,以结合相应的开光仪式生效。这整套做法其实内蕴道教雷法对天地人关系的系统认知,牵涉从个人实修到天人感通的修炼论述,提醒佩戴者修炼雷法如何入门。但民间信奉开光八卦五雷钱,未必完全深研五行、五脏、五雷互构互动哲理,也不见得因理解而趋向复杂的修炼程序,他们主要还是相信其中感通神人的超自然作用,期望佩戴可以造福主人。这种现象,既是道法理论民俗化的表达,也反映出历史以来知识型的道教雷法义理如何适应普通老百姓趋吉避凶的信仰愿望,互相是既有距离又有结合。

康雍乾盛世的粮食危机与乾隆的酒禁政策

康雍乾时期,史称“盛世”,然而随着人口急剧增长,耕地垦殖殆尽,粮食亩产量难以提高,人口与粮食供给的矛盾日益凸显。此时,酿酒业的兴起耗费大量的粮食,加剧了粮食危机。乾隆嗣位后即采取严厉的禁酒禁曲政策,得到了以方苞为代表的主禁派官员的坚决支持,而以孙嘉淦为代表的开禁派大臣则极力反对。双方各执一词,彼此辩驳,思想交锋异常尖锐。终乾隆一朝,酒禁政策未曾废除,但执行力度于其中后期有所缓和。酒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危机,相反弊端丛生,给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滋扰,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生活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