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NJ协定海洋遗传资源货币惠益分享制度:建构逻辑、不足与完善

MGRs货币惠益分享制度是BBNJ协定治理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但各方无法在政府间谈判中达成一致意见,遂以发达国家强制性年度缴款延后具体规则的构建。BBNJ协定既未从规则层面回应发达国家对于MGRs货币惠益分享制度构建必要性的质疑,亦未为公正分享资源所衍生经济利益提供制度解决方案。为消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平衡MGRs货币惠益分享与激励科研创新的关系,宜要求开发者在商业利用阶段履行货币惠益分享义务,将1%左右MGRs研发商品销售净利润作为货币惠益的具体类型。同时,国际社会应当通过鼓励自愿捐款、建立MGRs强制性来源披露制度、明确MGRs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法律属性解决制约货币惠益分享具体规则成立与实施的因素。

BBNJ协定下划区管理工具机制对中国的法律影响及应对

BBNJ协定规定了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的划区管理工具的建立和实施机制。该机制主要从划区管理工具与其他机制下相关措施的关系、体制安排以及实施机制这三个方面做出了安排。这些安排中有一部分(如“不损害”的要求)符合中国的立场和主张,但也有一部分安排(如决策机制)对中国有一定的潜在不利影响。如果中国选择缔结该协定,则需要在充分利用协定中符合中国立场的有关安排的基础上,采取策略去规避BBNJ协定下划区管理工具机制对中国的潜在不利影响。如果中国选择暂不缔结BBNJ协定,则应警惕该协定划区管理工具机制对中国可能的间接影响。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BBNJ协定谈判研究

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在BBNJ协定谈判中提起案文建议,分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单独提起、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联合提起、国际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联合提起和与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提起。在BBNJ协定谈判的不同阶段,国际非政府组织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参与特征,并在其中扮演着“资助方”“宣传方”和“协调方”的角色。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BBNJ协定谈判仍存在法律地位不明确、影响力有限、中立性不足等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决。中国应当坚持包容、开放的立场,鼓励更多为全球海洋治理问题发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协定谈判。双方也可通过在谈判目标上达成理念共识、在观点表达上寻求共同立场、在案文确定上保持内容一致等方式在国际协定谈判中展开合作。

战略环境评价问题研究——以BBNJ协定为视角

战略环境评价要求在决策中考虑到环境保护的因素,最大程度上减少政策、计划、规划实施过程中对环境的损害,是一项重要的环境治理工具。在此之前,各国通过制定战略环境评价对各自管辖范围内的海域进行保护,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相比之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战略环境评价制度的构建还是一个相对新的领域,而实际上这部分的海域占据着地球海洋的三分之二。这些地区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家园。作为BBNJ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环境评价在衡量累积影响,促进海洋一体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加强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战略环境评价研究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国际法视角下公海保护区内合理限制捕鱼措施研究——兼论与BBNJ协定的协调问题

随着公海保护区建设进程的推进以及BBNJ协定对于公海保护区的关注,如何在公海保护区内合理限制捕鱼自由已经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热议的问题。虽然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法文件规定了一些限制捕鱼的措施,但存在诸多局限。虽然既有的四个公海保护区限制捕鱼的实践措施有明显的改进,但仍存在一些疏漏。同时,公海保护区在限制捕鱼方面与BBNJ协定的协调性仍待加强。从国际法角度分析,完善公海保护区内合理限制捕鱼的措施,既要立足于现实、稳妥地加以推进,又要通过适当的国际条约,采取宽严适度的限制措施。具体而言,应当在限制捕鱼的方式、例外规定、针对非缔约方的倡导性规定、提升公海渔业透明度以及增强与BBNJ协定的协调性等方面继续探索与完善。我国应当积极遵守现有公海保护区的合理限制捕鱼措施,参与未来公海保护区的建设,提升渔业透明度,加强打击IUU捕捞的国际合作。

《BBNJ协定》争端解决机制评析:自愿、强制抑或另一视角?

争端解决条款是《BBNJ协定》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以1995年《鱼类种群协定》为蓝本,参考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如果从争端解决机制“强制性—自愿性”的对抗性视角看,尽管存在一定限制,《BBNJ协定》第60条仍然强调了强制性法律程序,特别是强制仲裁的核心地位,理论上可能推动当前海洋法司法仲裁实践中强制性管辖权的进一步扩张。该协定还首次纳入对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意见的规定,这可能对法庭和各国态度产生重要影响,但这是否会成为强制性程序扩张的新路径,仍有待观察。同时,该协定对防止争端制度的规定可能超越“强制性—自愿性”二元对立的传统思路,为我们提供另一种争端处理的视角。对此,我国可考虑针对有关条款严谨设计法律声明,并积极发展防止争端机制,以求更好地处理争端和避免滥诉。

中国视角下风险预防方法在《BBNJ协定》中的适用

2023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以下简称“《BBNJ协定》”)通过。风险预防方法相对于风险预防原则具有灵活度高、法律性质明晰、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等特点。风险预防方法适用于《BBNJ协定》,可以指导各国在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养护与可持续利用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协定》在“一般原则和方法”中强调了风险预防原则或方法的适用。划区管理工具的提案、紧急措施、监测和审查等条款涉及到风险预防方法的应用。环境影响评价的门槛、决策、监测授权活动的影响等条款也体现了风险预防方法。中国支持风险预防方法在《BBNJ协定》中的适用,并为相关具体条款的制定做出了贡献。

BBNJ协定中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规范的适用——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国因应

BBNJ协定是国际社会在国际法层面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这一国际公域治理的最新成果。其中,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部分旨在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包容、公平和有效的各项合作,帮助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BBNJ协定的各项目标。然而,该部分在制度安排上存在一定妥协性,很可能为后续公平公正的法律适用埋下隐患。如何以重要的全球海洋治理实践为示范,以期对BBNJ协定其他缔约方的后续履约产生引领作用,值得深入探究。海洋大国对BBNJ协定中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部分的实践,能够为其他缔约方的积极履约率先垂范。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海洋大国,已经站在全球海洋治理的舞台中央,中国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BBNJ协定下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部分的宗旨与原则不谋而合,在BBNJ协定的谈判历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传递中国声音的理念载体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中国应继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思想,直面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部分的法律适用挑战,并通过国家实践对该部分的法律适用发挥示范作用,落实公平正义的国际海洋秩序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目标,携手构建全球海洋治理新格局。

评BBNJ协定下建立划区管理工具的国际合作与协调

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是BBNJ协定“一揽子”事项的重要内容。其中,建立令人满意的BBNJ协定与“相关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全球、区域、次区域和领域机构”(IFBs)的合作与协调机制是谈判和最终协定的核心和关键所在。最终协定以规定缔约方大会在建立划区管理工具及采取相关措施方面的职权为主要方式,努力平衡BBNJ协定与IFBs之间的权限范围,并为二者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搭建框架机制,同时规定缔约方大会作出的建立划区管理工具及采取相关措施的决定不应损害IFBs。总体上,BBNJ协定所确定的建立划区管理工具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仍是框架式的,具体如何开展以及成效如何,还有待BBNJ协定生效后的实践。BBNJ协定建立的科学和技术机构的能力建设令人担忧,这些科学和技术机构与更为专业的区域或领域机构相比不具优势。既是BBNJ协定缔约方、又是IFBs成员的国家可以在国际合作与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建议我国深度参与划区管理工具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尤其要积极参与BBNJ协定和IFBs的科学技术工作,高度重视并加大BBNJ协定生效后对未决事项的议定参与度,积极推动BBNJ协定缔约方大会的决策按照协商一致的原则作出。

论BBNJ协定中公海保护区宜采取全球管理模式

当前,联合国大会正式启动了就国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样性(BBNJ)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进程。该文书被视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三个执行协定,将处理包括公海保护区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议题。在谈判过程中,各方对于公海保护区的管理模式到底应当采用全球模式还是区域模式一直未达成共识。通过对全球模式和区域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可得,区域模式在公海保护区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后续谈判时,中国应当在继续主张采取全球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措施,以切实推动公海保护区议题的谈判。

BBNJ协定与公海渔业制度的关联与协调

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BBNJ)养护与公海渔业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二者在内涵范畴、养护措施和治理目标等方面具有明显共通性。正在谈判中的BBNJ协定虽不直接调整公海渔业问题,但其与渔业法律规范及管理机制存在固有关联,相互影响。一方面,公海渔业管理的已有经验可为BBNJ协定提供制度参考,区域性渔业组织的协助和配合也有助于BBNJ协定的具体落实。另一方面,BBNJ协定谈判的不断推进,对于进一步遏制过度捕捞、弥补传统区域模式下渔业管理的局限性,也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同时,BBNJ协定和公海渔业制度之间也存在一定协调障碍,需要在协定后续谈判中将相关渔业事项纳入整体考量。中国在引导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当积极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统一立法进程,同时持续关注在此背景下的公海渔业发展趋势,注意多角度平衡自身的海洋利益,并促进BBNJ协定与相关制度间的协调合作。

从区域实践到普遍参与:BBNJ协定下公海治理的条约困境

BBNJ协定将海洋保护区问题纳入谈判范畴,意在遏制公海治理中“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的继续演化,缓解公海自由与海洋保护的矛盾,调和主权国家间的利益冲突。然而,囿于条约相对效力原则,除非公海保护区条约所载规则为习惯国际法,否则对非缔约方无拘束力。而习惯国际法的形成有赖于国家实践,即使被认定为习惯国际法,非缔约方仍可依据一贯反对者规则主张不受其约束,此外,国际社会新设例外规则约束非缔约方的动力亦不足。为实现公海保护区的普遍参与,应当在BBNJ协定制度构建上突出互利性,增强公海保护区制度与现有公海治理规则的互补性,坚持规则定向与价值导向并重,以条约实践促进非缔约方实践,以破解公海保护区的条约困境。

BBNJ协定谈判的焦点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遇到新的挑战时,以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为目标的国际协定(即BBNJ)成为全球海洋秩序调整和利益整合的新方案,其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海洋遗传资源、海洋保护区、环境影响评估与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四个实质性领域。对此,欧盟、美俄和77国集团均根据各自的目标和利益诉求展开博弈。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海洋大国,在美国不愿继续承担全球海洋治理大国责任的情况下,需积极参与、主动引领BBNJ国际协定谈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和全球海洋治理秩序深刻调整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需抓住机遇,以联合国为核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理念指导,积极推进国际软法新秩序的建设,掌握国际规则创制、议程设置及话语主动权,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BBNJ协定下中国参与公海渔业资源养护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BBNJ国际协定谈判的进展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该协定是未来调整各国海洋利益和秩序整合的重要方案之一,涉及海洋遗传资源、海洋保护区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海洋治理能力提升与技术转让四个重要领域。目前,BBNJ协定已经进入关键谈判阶段,而我国的渔业产业结构亦在逐步转型,渔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关注重点。然而,国家利益博弈、国际渔业冲突和资源养护与经济发展的短期矛盾阻滞了中国参与公海渔业资源养护的步伐。中国应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整体布局下,积极开展全球渔业资源养护主体多层次的友好合作,促进国际软法在渔业政策执行上的硬法化,全方位构建我国渔业资源治理体系。这不仅有益于中国在BBNJ协定中做出表率,也能推动中国在渔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论BBNJ协定与《南极条约》体系的协调

《南极条约》体系适用于南纬60度以南的陆地与海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适用于全球的海洋,以其为基础的一系列条约组成的《公约》体系同样如此。因此,南纬60度以南的海域将受到2个条约体系的同时约束。在《南极条约》体系内,《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及根据该公约所建立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已针对公海保护区及IUU捕捞等问题采取相应措施;此外,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已经在2002年注意到南极陆地与海洋生物遗传资源的利用,相关的立法工作也已在该协商会议框架下启动。这些问题也是《公约》体系内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以下简称“BBNJ协定”)的核心内容。有关BBNJ协定的国际立法工作目前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各国代表们应注意到上述现象,并应对该协定与《南极条约》体系的协调进行探讨,以为将来BBNJ协定在南极海域的适用打下基础。

BBNJ协定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模式比较分析

联合国大会已经启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BBNJ协定)的立法问题。在环境影响评价问题上,通过对国家管理模式与全球管理模式的分析,结合两种模式的利弊,统一环评标准,建立全球监查体系,强调国家主权在环评过程中的参与。在之后的谈判中,中国应完善国内法规定,输出中国治理理念。

BBNJ协定与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开发的关联性--兼论中国的参与路径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协定谈判的四个实质性领域虽未直接提及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开发,但具体内容都与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存在密切联系。BBNJ协定应与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开发的国际法律秩序互为补充,共同促进全球海洋利益整合与秩序重构。国际主体间的不同理念、北冰洋公海渔业利益冲突以及对渔业资源养护的监管是中国深度参与BBNJ协定谈判和北冰洋公海渔业事务的主要制约因素。中国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以BBNJ协定谈判为契机,推动软法治理在北冰洋公海渔业领域硬法化,通过多领域协同的方式实现中国参与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开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现代海洋法的发展--以“BBNJ国际协定”的制订为视角

“BBNJ国际协定”是现代海洋法的最新制度进展,在该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凝聚国际共识的现实需要。从利益、价值和责任三个维度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现代海洋法中具备理论根基;从“BBNJ国际协定”的海洋遗传资源及其惠益分享问题、划区管理工具措施、环境影响评估以及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四个核心议题出发进行分析,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纳入“BBNJ国际协定”具备制度基础。在直面现有海洋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思想来凝聚国际共识,从而构建具有良法属性的“BBNJ国际协定”。

论BBNJ国际协定中的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

目前,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简称“BBNJ”)国际协定的立法进程已经进入关键阶段,谈判各方对于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的讨论存在单一权利主体模式和多元权利主体模式两种主要观点。前者认为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是传统知识的唯一权利主体,后者则认为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不仅限于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还应当包括国家及其他个人或实体。研究表明,多元权利主体模式不仅能够满足主体适格性标准和主体确定性标准,还能够涵盖各国立法例中的传统知识权利主体类型,并符合国际立法实践的发展趋势,是较为适合BBNJ国际协定的选择方案。在制度运作中,传统知识归属于持有者应是普遍适用的一般原则,直接归属于传统知识所在国仅为特殊情形下适用的例外。作为负责任的海洋大国,中国应当通过阐明自身关于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的立场和理据、加强与BBNJ相关传统知识的信息采集与研究工作、完善与传统知识相关国内法等方式应对BBNJ国际协定谈判中的传统知识权利主体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和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BBNJ国际协定及中国应对

BBNJ国际协定的制定和实施将对现有国际海洋秩序和国家安全利益产生重要影响。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百年来我们党的国家安全思想不断自我总结、修正、完善的结果,是观察世界的方式,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BBNJ国际协定中涉及和平目的、地理范围和航行自由、制度相互作用与平衡、海洋基因资源等国家安全要素。我国作为海洋大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推动BBNJ国际协定的谈判和实施;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政治责任,提升海上安全风险治理专业化能力,建立常态化、多学科、专家集体、行政决策机制,建立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库,并从法治的各个环节健全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从而全面提高国家软实力,在承担保护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生物多样性责任的同时,积极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海洋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