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中调剂相关问题的解读与探讨

[目的]解读早期中药学专著《名医别录》中药物调剂的论述,探讨其对现代中药调剂工作的指导作用。[方法]摘录《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中有关中药调剂的主要内容,借助《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工具书,并参考相关文献,对其进行解读。提取其对现代中药调剂有指导作用的内容,进行探讨。[结果]《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将古代药物的不同计量方法统一用质量进行了折算,对丸散剂制备中药味的粉碎、过筛及合药的方法进行了记录,对汤剂、酒剂和膏药的制备方法进行了详细表述。该书还记载了使用蜂蜜和蜂蜡的技巧。[结论]《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中的内容,对了解古代方剂中药味的计量方法和古人调剂方法具有重要作用,对一些药味的特殊使用方法具有启发作用,对优化现代中成药制药工艺和绿色防腐及包装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年代学家刘坦及其学术成就

历史年代学家刘坦,是一位民间学者,天津武清王庆坨镇人。他终生探讨历史学,在星岁纪年的研究上绝学特立,受到中国科学院郭沫若、竺可桢的重视。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他的《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一书,至今仍是这一问题的唯一专著。这部卓越的著作,特别清理了西汉末刘歆的纪年体系,揭示其造伪行为,指出历代学者对于中国之星岁纪年皆认识偏颇、讹误,对此一一廓清,取得破解千古迷茫的成就。

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略论

清人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虽以“佚文”为名,但并不从辑佚学的角度“以搜辑佚文为事”;而是从目录学的角度“推寻端绪”,努力复原《别录》的体制,其《七略别录佚文》也成为最接近《别录》本来面目的文本。具体而言,他将《七略》《别录》作为“二书”分别写录,揭示了两者一为校雠学、一为目录学的学科分殊;分析《别录》成书始末,显示《别录》存在两个版本,一是“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的单篇叙录,二是“时又别集众录”而成的第二个版本。以此为据,可知第一个版本只有基于校雠分工的简单分类,第二个版本则完整地承绪了《七略》的分类体系。此外,姚振宗收录《战国策》等八篇相对完整的叙录,也反映他的灼见。然而,姚振宗也存在以荀悦《汉纪》“为《辑略》之文”、因没有认识到《汉志》班固注兼取《别录》《七略》而将班注全部移录为《七略》佚文等方面的不足。

刘氏父子与古文经学的兴起——以《别录》、《七略》为个案

文章梳理了刘氏父子的治经理念,重点分析了《别录》、《七略》编纂中发散出的古文经学思想,及蕴含的浓厚的古文经治学方略与朴素的人文主义精神,肯定了刘氏父子在古文经学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汉书·艺文志》注注者补考及其史料来源探考

《汉书·艺文志》注可以确定为班固所为;从编撰《七略》的目的与功能上看,刘歆缺乏为《七略》所著录的书籍撰写说明或解题的必要性;基于刘向没有为相关书籍撰写"书录",或者虽撰有"书录"而仍有补充的前提,刘歆才会为相关书籍撰写说明或解题;以班固《汉志》注为据《七略》删减、改写而来不能成立;班固《汉志》注的史料来源,包括《别录》《七略》及其他的文献资料等,班固当也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对相关书籍作了注释。弄清以上问题的意义在于:其一,可以进一步确定班固在《汉志》编撰中的地位,及其为古典目录的体式制定所做出的贡献;其二,对于《汉志》总序中所说的"今删其要"可以有新的理解,所"删其要"之对象,除了《七略》外,还当包括刘向《别录》在内;其三,对于班固为《汉志》作注释的用心也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姚振宗、章炳麟两家《别录》辑本异同及《别录》体制考论

清末姚振宗的《七略别录佚文》和章炳麟的《七略别录佚文征》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别录》辑本。二者同是《别录》一书的辑本,但仍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这些不同反映了姚振宗、章炳麟对《别录》一书的体制存在不同的认识。《别录》一书在体制上存在两大特点:第一,《别录》当是与《七略》不同的独立的一本书;其次,《别录》仅仅有一个粗略的分类框架,并不具备细致的分类体系。

《别录》书录中的“缮写”考论

本文与《 <别录 >书录文句的断句问题新探》一文为姊妹篇。在前文的基础上 ,本文探讨了《别录》书录中“可缮写”一语的含义 ,认为“缮写”是刘向校书的一个程序 ,是指用缣帛抄录所校典籍的复本 ,以便庋藏和“御观”。

石膏药性功效辨析

石膏乃"泻热之圣药",始载《神农本草经》,辛、微寒,《名医别录》改为辛甘、大寒,《中药学》教材及《中国药典》也标为"大寒"。石膏辛甘后世无异议,大寒分歧较多。石膏本非大寒,乃清而和缓的微寒之性,寒凉之性虽不及黄连、黄柏、龙胆草等苦寒之品,清热能力远高于诸药;张仲景17首方剂用石膏,白虎汤因何重用石膏,微寒何能胜任阳明大热?石膏虽为微寒但质重气轻味辛,质重能坠热下趋,气轻可透热外出,味辛则横通郁结,热乃散消于无形之中,配知母苦寒增强清热之力;微寒亦是张锡纯用石膏之基础,治愈例证数以千计,少则三两,多则七八两,甚则达数斤,患愈之后,饮食有加,毫无寒胃之弊;无论经典文献或医家悬壶,均可证石膏"微寒"而并非"大寒",可放胆运用。石膏治烦乃取寒凉能清,质重能降,辛能散郁之性;大渴必为邪热深伤津重,胃为水谷之海、营卫之源,人参补中益气,鼓动水谷生化,方为治津伤口渴要药,仲景治阳明大渴必加人参;石膏只清邪热,切不可见表象而言石膏为止渴要药,更不可不见大渴而不投白虎于危难之中。石膏发汗,只发实热之汗,不发新受风寒之汗;内热壅盛无论有汗、无汗皆可用石膏,解肌发汗以清热,热清汗自止。石膏味辛能行、能散,微寒能清、能凉;能凉解郁热,消除热痛(因热致郁而痛)。结论:石膏质重气轻、性辛甘,微寒非大寒,能除烦不能生津止渴;解肌发汗只发身有实热之汗,不能发新受之风寒也;能凉解郁热,消除因热致郁而痛者。无论内伤外感、偏虚偏实,确有热者,投无不宜;合理配伍,对虚实并见、寒热错杂或因郁致热,因热致郁等证亦无不宜,即使大剂量运用亦无寒凉伤中之弊。正如王焘所言"石膏无毒有大益,乃养命上药,不可忽其贱而疑其寒"。

刘向《别录》:宋玉辞赋流传的依据和保障

首先从目录学角度考察出宋玉辞赋流传的源头为刘向的《别录》,其次从《别录》成书后自汉代至唐的流传考论《别录》与后世宋玉辞赋的流传产生关联的可能性,再从宋玉辞赋自东汉至唐得以保存并流传需要依据和保障的角度,论证《别录》之于宋玉辞赋流传的依据、保障作用,进而得出的结论是:宋玉辞赋自东汉至唐的流传保持的是刘向最初整理的面貌;宋玉辞赋真伪问题的考辨应上推到西汉刘向之时或之前;以东汉至唐宋玉辞赋之流传为依据的宋玉辞赋真伪辩不能完全成立。

《名医别录》中的食用作物述论

《名医别录》是中国早期的医学专著,该书记载了大量中药材,此类药材有许多源自农作物,其中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用作物又占据多数。按照作物使用类别可以分为粮食类作物、蔬菜类作物、瓜果类作物以及其他经济作物。通过对它们名称、科属、种植或食用情况的爬梳与探讨,可以使我们对《别录》中所涉食用作物有一个初步了解。这对我们研究南北朝及其以前的农业史以及饮食史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探讨石膏在经方中的应用

各时代不同医家对石膏功效的认识众说纷纭,现代中药学将石膏归为清热药中,大部分学者认为石膏只清里热,但从历代本草对石膏功效的认识,并结合张仲景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含有石膏的方剂来看,石膏的功效应用不仅如此,还具有解肌发汗,化饮等功效。故参考以《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为代表的古代本草学著作中石膏功效,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关于石膏的代表性方剂及相关条文进行分析,以期还原张仲景运用石膏思想的本来面目。

中国古代国家图书馆馆藏图书目录之起源——兼论《汉书·艺文志》

中国古代国家图书馆馆藏图书目录起源于西汉刘向、刘歆所编撰的《七略》、《别录》,但是这两部目录从唐五代时期已经散佚了,幸运的是东汉班固在编撰《汉书》的过程中,将《七略》经过删减增补之后,较为完整地抄录其中,这为后世研究西汉及西汉以前的中国古代图书传播情况与学术流派学术思想情况保存下最为珍贵的一批目录学资料。刘歆、刘向《七略》、《别录》的成书过程、学术价值以及和《汉书·艺文志》的关系,《汉书·艺文志》保存至今的现实与其学术价值,则是本文所要论述之主旨。

《尚书正义》“郑依贾氏所奏别录”解

孔颖达《尚书正义》"郑依贾氏所奏别录为次"一句中,"别录"被普遍认为是一部著作。这部"《别录》"的作者,马雍认为是贾逵,闻思、程元敏、马士远等认为是刘向。"别录"二字并非著作,其文义应为:郑玄注本的百篇顺序是依据贾逵奏上的顺序过录的。

汉代目录与序文体制——以目录文献生成的文体条件为考察对象

《隋书·经籍志》中“簿录类”小序,基于《别录》《七略》与典籍序文在体制上的相似性,提出目录文献或源于远古史官司籍,因岁月久远而体制湮灭,从孔子作《书序》到汉代群书目录之序文,可以窥见序文体制在目录文献体制形成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该小序首次从文本体制角度总结目录文献史,但论述未详。本文分三部分阐述序文体制在《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三部目录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演变,通过考察序文体制的内容结构和演进历程,从而分析其在两汉目录文献生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自先秦出现的序文体制是孕育群书目录文献中名目(及附注)、叙录(或解题)、类序等体制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