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双边投资协定(BIT)通过两国间政策安排的方式,降低了跨国投资者的投资门槛与风险,促进了中国OFDI的发展。但由于双边投资协定(BIT)签署国之间客观存在的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差距,其对中国OFDI影响的方式及程度可能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利用2005—2012年中国对57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通过面板校正标准差模(Panel-Corrected Standard Error,PCSE)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BIT)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从检验结果看: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对低制度环境国家更加明显。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若干问题及对中美BIT的启示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是中美BIT协定"负面清单"的先试先行。目前,我国对"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开放模式还处于探索时期,对"负面清单"能否包括目前不存在的部门和领域、内容的可更改性、地方政府的保留权限以及对内容的解释方法的理解还不够透彻。这些问题都为将来国际投资纠纷埋下了隐患。我国作为重要的投资接受国,在与美国进行BIT谈判时,应保留将本国尚未出现的产业列入"负面清单"的权利;保留有条件的改变负面清单的权利;采取"民族自治区"与"大陆地区"的差别对待方式;以及采取严谨措辞加兜底条款的表述方式。

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战略为研究背景，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03～2012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签订BIT能够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并且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要比发达国家更加显著且效应更大。

中美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中的“非排除措施”条款研究——以中国海外投资风险分析与安全保障为视角

中美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中面临的"非排除措施"(NPM)问题,涉及中美双方在国家利益例外及投资风险承担方面的政策差异。正常情况下,东道国按照BIT的规定保护投资者利益,但一旦出现NPM条款中列明的特殊情况,东道国即可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由于NPM条款中涉及的目标抽象,因而容易产生滥用N PM条款的可能性。为确定NPM的适用条件,有必要对条款中的关键词加以解释,并确定相应的审查标准。对于中国是否应当接受美国式NPM条款以及如何制约该条款的滥用问题,本文将从NPM的功能和结构、条款解释、审查标准等方面分析NPM如何平衡国家利益和投资者利益,并结合中国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与安全保障方面的考量,做出初步的结论。

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选择及影响因素

在资本全球化大量流动的背景下,对国际投资的协调机制的需要日益凸显。由于国际投资领域多边机制不足,双边机制建设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这种双边机制的建设也成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共同关心的问题。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缔结双边投资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争端解决机制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中心议题,不同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关于争端解决机制形式的条款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别,特别是在对国际组织的授权上。本篇文章将基于已有的对BIT争端解决机制形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探寻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争端解决机智的形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欧盟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及中欧谈判展望

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间组织，其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商签有别于一般的主权国家。尽管值得借鉴的实践经验有限，但从欧盟与韩国及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欧盟商签的投资协定呈现向美式BlT靠拢的趋势。中欧经贸合作空间巨大，合作模式须从“贸易驱动型”向“贸易投资双驱动型”转变。因此，在中欧BIT的谈判中，应特别注意“负面清单”的“网络化”、审查和磋商机制、产业保留、“搭便车”风险等一系列问题。

中欧投资协定升级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基于OFDI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中欧CAI谈判完成的背景下,文章概括了中国对欧盟OFDI及中欧贸易特征,总结了中欧BITs升级的政策背景及主要内容。基于2003—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国对欧盟OFDI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中欧BITs升级对中欧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BITs升级产生贸易创造效应,中国对欧盟OFDI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且中国对欧盟OFDI产生的进口贸易创造效应更强,这将有利于减少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中方应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变革,加大投资开放力度,中欧双方需加快推进中欧CAI批约进程,力争推动该协定早日签署生效。

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

海外投资保护制度是国内法与国际法有机结合的产物,需有相关立法的支持和专门机构的配合。本文从我国海外投资保护的现状入手,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拟建一个制度性系统化的规范体系,保护和促进我国对外投资以及涉外经济的发展。

新国际投资协定背景下中美BIT谈判的问题及中国的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投资协定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在中美BIT谈判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环境劳工标准、国家安全审查标准方面。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应反映这种新变化,同时借鉴美国2012年BIT范本的先进经验,在该协定中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投资模式。我国也要审时度势,针对双方的分歧,在谈判过程中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贸易和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基于二元边际的视角

本文利用企业异质性理论将OFDI的研究从宏观延伸至微观层面,从集约和扩展边际两个维度探析OFDI的增长来源。基于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和2005~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微观数据,应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Ologit和Oprobit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FTA及BIT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显示:FTA服务贸易协定通过显著促进集约边际来促进OFDI总量的增长,而FTA货物贸易协定并未起到显著影响;BIT通过显著促进扩展边际来促进OFDI的增长。

TPP机制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兼容性分析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外交战略与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大国关系。在外交战略层面,TPP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但二者并不必然相互抵触,这主要取决于四重因素:统一的亚太区域合作制度平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多重FTA体系;RCEP与TPP的关系;中美经贸关系的现实条件。在贸易与投资层面,对比中国和日、加、墨等TPP谈判方的对美贸易与投资情况,TPP对中美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负面影响十分有限。在亚太区域统一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之间的多重FTA体系,中美双边合作机制的三重保障下,TPP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呈现较大的兼容性。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中的调解：现状、价值及制度构建

以投资条约为基础的国际投资仲裁是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争端的主要方式,但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因其高风险、高成本而备受诟病。在这一背景下,调解制度逐渐受到关注。调解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一直未被重视,由于传统投资条约中涉及调解的规定抽象、模糊甚至多年缺失,即便新近的投资条约提及调解,调解依旧很少被当事方选择。此外,新一代的部分双边投资协定中关于调解适用于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的规定,也将进一步导致投资条约的双边化风险。现有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规则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改革当下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构建有效的调解制度十分必要。统一推行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化改革,促进投资仲裁与投资调解相结合,强调将调解作为前置性程序是可行之道。我国作为签订投资条约的大国,又有着丰富的调解文化,也应积极探索调解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适用以主动应对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