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R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法制的完善,BJR在我国有引进的需要和适用的前景,论题构建了中国式BJR的定义、与勤勉义务的关系、构成要件、适用程序,并分析了BJR在派生诉讼、敌意收购以及雇用行为领域的运用,最后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对BJR的内容和适用程序做出规定,并拟定了详尽可行的参考内容。

BJR(Business JudgmentRule)与我国新公司法

对我国公司法而言,BJR就是指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其职权范围内为了公司最佳利益并认真履行了知悉义务后做出了不涉及个人私利的商业上的判断,这样的判断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出现损害后果时也不追究决策者的个人责任。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法制的完善,BJR在我国有引进的需要和适用的前景,从地方法院的判决中也可以看出司法实践需要BJR的指导。在构建了中国式BJR的定义、构成要件和具体适用程序之后,建议从国情出发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对BJR的内容和适用程序做出规定,并拟定了详尽可行的参考内容。

董事信义义务结构重组及对中国模式的反思 以美、日商业判断规则的运用为借镜

围绕公司法律制度核心规则之一的"董事信义义务",美国"三分法"论者和"二分法"论者针对"诚信"路径的地位曾有长达十数年的争论,从该争论过程来看,"诚信"路径的主张主要伴随对商业判断规则适用条件的理解和把握产生的分歧而产生。因此,对于仍未确立商业判断规则的我国而言,在引入董事信义义务"诚信"概念的问题上应当谨慎。鉴于我国的成文法传统,为弥补董事信义义务理论的缝隙,我国可讨论发掘董事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之间的同质性。而在商业判断规则的具体适用问题上,日本的实践却能给我们一种新的启发。本文认为,现阶段我国可行的董事信义义务重构路径有两条,其一是对传统的董事"忠实义务"范畴进行适度扩张;其二是对董事"注意义务"范畴进行扩张。同时,应明确董事违反信义义务责任追究之诉中法院适用商业判断规则的方法,其路径也有两条,其一是将商业判断规则作为满足一定条件下排除法院介入的"司法不审查"原则,并明确其适用的顺序和方法;其二是将其作为法院审查董事经营判断"过程"及"内容"两个层面的指导原则,并明确其具体的适用标准,同时应进一步激活董事追责的路径。

美、日公司法上的董事合规、内控义务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公司法对合规进行回应需先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是董事会职能的重新定位,包括确立董事会的监督职能,明确董事承担业务监督义务;其二是明确董事不作为责任的追责路径,并在适当时机引入体系规则和董事的体系义务。从美、日经验来看,确立董事会经营监督职责,乃至董事合规及相关体系义务必先构筑董事会与业务执行之间的信息获取渠道。而董事不作为责任追责中的核心,则是在明确商业判断规则适用的基础之上,对包括“体系内容”及“红旗信号”(red flags)等进行合理审查。对于我国而言,可将商业判断规则作为法院对董事义务履行进行实质审查的方法,并基于“相当的因果关系”区别认定非业务执行董事和业务执行董事的责任,并在对我国公司治理进行改善的基础上引入体系规则和董事的体系义务。只有通过以上重构,才能在董事的“合规、内控”等公司管理责任承担中更好地寻求实质正义和社会效率。

德国经营判断原则的发展及其问题

1997年,联邦最高法院对Arag Garmenbeck案的判决是德国法上首次肯定经营判断原则的案例。该判决对德国经营判断原则的立法产生深远影响。德国于2000年在《股份公司法》第93条第1款第2项中规定了经营判断原则,明确经营判断原则由以下五个要件构成:第一,企业家的经营决策;第二,可以合理地相信董事是为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而实施的行为;第三,该行为不受特别利益或外部之影响;第四,可以合理地相信该行为是基于恰当信息而作出的;第五,善意行为。然而,联邦最高法院近年对经营判断原则的适用提出了新要求:当公司主张董事因违法行为对公司造成损害时,董事负有举证证明自己并未违反义务,或者不存在过失,或者该损害是由其他行为而产生等的责任。除此之外,董事还须举证证明其经营决策行为并未超出企业家裁量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