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与巴蜀相关民族的族属问题

先秦的巴、蜀和先秦至秦汉的夜郎三个西南方国,疆界连接交错,关系极为密切。古代的巴、蜀、夜郎地区的主要民族所处区域虽先后有别,但秦之时其分布的大体格局就已经形成。整个巴、蜀地区在古代称为“夷越之地”,这里的“夷”是指氐羌族系的民族,而“越”是指濮越族系的民族。“西南夷”中的氐羌族系与现今的藏缅语族有关,濮越族系与现今的壮侗语族有关。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仍基本没有改变,即今西南地区除了苗瑶语族的民族外,壮侗语族和藏缅语族的民族基本上仍是当地的主要民族。

巴蜀地区摩崖佛寺的流变

摩崖佛寺是佛教石窟寺的晚期形态,是石窟寺传入中国后在中国本土文化及建筑体系的影响下其空间形态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敞的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从石窟建筑空间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追溯了摩崖佛寺这一类型建筑的产生过程;结合巴蜀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论述了巴蜀地区摩崖造像的历史源流及摩崖佛寺的建制。

论司马相如在开发西南夷中的贡献

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期先后两次出使巴蜀,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准确地宣示了汉王朝的旨意,对开发西南夷作了政策上和理论上的阐述,安定了民心,取得了开发西南夷的成功,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同时对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开通南丝绸之路也有着重大意义。

论巴蜀文化对李白侠意识的影响

李白一生以侠客自居,始终保持高昂游侠豪情,这与他青少年时期所受巴蜀侠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巴蜀地区自先秦以来民众就显得剽悍劲勇、质直好义,表现出原始朴素的侠义意识。秦汉以后,在中原秦赵燕等地豪侠文化的影响之下,巴蜀地区形成以地方豪强为特征的豪侠文化,盛极一时,延绵至隋唐。这样一种浓郁的豪侠文化氛围,对青少年时期李白的性格与个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豪侠的行为特征,并影响终生。

蜀郡的设置与昭通政区之肇始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两国,分置巴、蜀二郡,拉开了中原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的序幕。张若、李冰为最早的两任蜀郡太守,而此时的昭通境域即有部分属于蜀郡。秦汉以降蜀郡凭借四川盆地的地理优势,以及得中原文化风气之先的历史机遇,对南中地区起到了广阔的辐射和强劲的带动作用,昭通政区的沿革演变亦与蜀郡的分合调整息息相关。

北宋至南宋前期巴蜀地区的人口迁徙流动

随着经济的发展,至北宋仁宗朝,川西地区的人地矛盾越来越大。一部分人们向四川盆地南部及西部迁徙,这种人口流动限于巴蜀内部民众。南宋前期的人口迁徙,主要是外来民众为避靖康之乱通过长江三峡或四川盆地北部进入巴蜀地区,使得巴蜀地区的人口激增。无论是巴蜀地区内部人口的流动还是域外人口的迁徙,都促进了汉族群众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也对迁入地的文化教育起过推动作用,同时又因对边地的垦辟而致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试论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生物资源的开发及其与周边地区的交流

隋唐时期,由于"扬一益二"的经济格局,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作为帝王、文人等关中、河南民众逃避战乱的战略后方,巴蜀地区被隋唐中央政府倚为根本,在两朝中央政府的关注之下,巴蜀地区各项事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巴蜀先民承接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开发态势,对巴蜀地区的生物资源再次进行了深入的开发。较之前一阶段的开发,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生物资源的开发更为深刻、更为广泛、更为专业。无论地域、规模还是专业化程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高度。这里试图将这一时期巴蜀生物资源开发进行分类整理分析,以期揭示这一时期巴蜀生物资源的开发进程与特色及其与周边地区的交流。

巴蜀园林与唐五代诗人及诗歌关系之探讨

巴蜀地区独特的地缘性,使得唐五代诗人在该地的际遇和创作有一定的特殊性。唐五代诗人在巴蜀地区游览、吟咏、居住、建造过的园林,与他们的诗歌创作关系密切,成为诗歌创作的背景、主体、主题甚至精神内核,同时对特定题材如咏史诗、特定文体如西蜀词的生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考辑相关园林文学文献,探讨其中蕴含的意义,也对丰赡唐五代文学地图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诗歌又反作用于巴蜀园林,二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秦汉帝国治域下巴蜀的华夏化

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创建,其自然成为华夏的"具体化、政治化象征"。在其治域下,地处西南之隅的巴蜀也开始了华夏化进程。通过"开土列郡",巴蜀首先从政治体制上跻身华夏帝国行政序列;随着秦汉对巴蜀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更化改造,巴蜀民众渐趋"染秦化","好文雅",从而逐渐与中原习尚、主流文化趋同;随着政治文化上的认同,巴蜀族源谱系亦发生变化,"黄帝"后裔的族源建构推动巴蜀从血统上完成华夏化。华夏化的巴蜀成为中原与西南夷之间的中介与桥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汉末刘焉父子时期巴蜀主要政治关系新探

刘焉、刘璋父子时期巴蜀地区政治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除巴蜀大族、外来士人、东州士外,还应充分考量四川盆地东西两侧山区的军事力量,及在长安朝廷任职的蜀郡赵氏。巴蜀大族反抗刘焉,不仅因为刘焉杀当地豪强,也因其行为妨碍了蜀郡赵氏与巴蜀大族的结合。刘焉借助董扶、赵韪控制了盆地东西两侧的军事力量,是他能够在战争中取胜的重要原因。刘焉时期外来士人入蜀的还不多,东州士入蜀更是在刘焉与巴蜀大族的战争之后,故并非支撑刘焉统治的主要力量。刘璋借助东州流民击败赵韪后,采取了对外来士人和巴蜀大族并重的策略,而巴蜀大族政治地位略高。在与刘备的战争中,巴蜀大族普遍追随刘璋直至成都投降,外来士人则大量地较早投向刘备。

巴蜀地区青铜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战国时期,巴蜀地区窖藏和墓葬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铜钺,学术界通常俗称为"烟荷包"形,其特征为圆刃,体厚,横截面呈阔叶形,中腰收缩,腰以上形成肩,肩以上收缩成銎,銎口作椭圆形或六角形,形体有较大、中等和较小三类。巴式钺窖藏出土很少,多战国墓葬出土,分布的范围也较广,在川东巴地与川西蜀地均有分布。它不仅是作为兵器,还具有一定的宗教意义和权杖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