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重大不良影响”型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研究——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22条第(三)项

2023年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第22条首次将商标恶意注册申请作为一个单独条款加以规定,彰显出修订草案对商标恶意注册申请的消极评价。但是修订草案中第22条第(三)项的规定与第15条“禁用标志”条款因“不良影响”而交织在一起。厘清修订草案第22条第(三)项与第15条“禁用标志”规定之边界尤为重要。通过对修订草案进行体系分析,将两个条文中的“不良影响”进行含义释明,提出对第22条第(三)项情形的规制路径,是有意义的。且厘清二者之间的关联,有助于进一步释明第22条第(三)项认定为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条件。第22条第(三)项“其他重大不良影响”型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还应当具有相应的法律规制后果,以加强该规定的约束力。

恶意注册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研究——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为有效规制商标恶意注册,我国新一轮《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新增恶意注册商标强制移转制度,就适用范围、程序规范和审查条件作出全面规定。据此,针对他人恶意注册的商标,在先权利人除提出无效宣告申请外,还可请求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将该注册商标移转至自己名下。构建强制移转制度既可有效遏制恶意注册、又能及时维护在先权利,并有助于我国参与和融入商标恶意注册国际治理体系。在适用范围上,应有效涵盖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驰名商标的恶意注册,有信义关系的当事人恶意注册和侵害他人在先权利(益)的恶意注册;在审查条件上,现有规范设计合理,但需做适用顺位上的细化研究;在程序安排上,则宜更进一步,将强制移转制度引入注册审查阶段;在后续修法程序中,对相关条款设计可做相应优化和调整。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商标权不当行使案件中的适用

本文梳理了涉及商标权不当行使的18件民事诉讼案件,归纳其要点,评析裁判得失,由此探讨不当行使行为的认定方式和规制模式。商标权不当行使行为的规制核心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问题。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作为一般条款,无法采用“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的适用框架,应当引入动态系统论方法,识别出认定行使行为构成权利滥用所需考虑的各个要素及其权重综合作出判定。对于商标权不当行使中最主要的恶意注册商标并行使权利的行为,无论是根据司法解释还是动态系统论方法,都应当基于其作为主要目的的恶意直接认定构成权利滥用。由此总结出依据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规制商标权不当行使行为所需考虑的四个方面:权利外观、行使行为、滥用认定和法律后果。

萨特的“自欺”是一种个体现象,还是社会现象?

萨特通过对自欺与说谎的具体区分表明,自欺仅是涉及意识之单一性结构的纯粹内在的个体行为;同时,他通过将意识之寻求成为自在-自为或上帝的最初谋划视为一种原始的自欺现象来表明,意识在其内在的存在结构中是一种相关于自在、自身的关系性存在,从而自欺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体现象。但另一方面,萨特用以阐释自欺行为的“初赴约会的女子”和“咖啡馆侍者”这两个经典事例却含蓄地呈现出,自欺有可能是在主体间或社会语境中发生的;而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第三卷和第四卷中的相关分析恰恰具体说明了社会或他人因素在构成自欺现象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只有对自欺的个体维度与社会维度之潜在的、可能的内在关联进行考察,才能更全面、更充分地理解自欺。

12-14周岁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惩治的理论省视与优化适用——再论《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条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条通过有限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将12-14周岁低龄未成年人纳入刑事追诉对象的方式有效回应了我国的犯罪低龄化趋势。然而,由于立法规定与刑事司法解释的欠缺,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贯彻与否,“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的罪之内涵,各实体限制要件间的逻辑关系,“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土引入等在该条款的具体适用中产生诸多理论争议。因而,通过主张恪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消极主义刑事司法观,从严采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的罪名说解释,采用各实体限制要件层层递进的判断基准,对“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予以本土改造等方式予以理论回应,能够有效助推该条款的规范适用,并兼顾社会治理与儿童利益保护双重机能。

旅游市场不诚信行为研究:以安徽省旅行社为例

旅游诚信危机近年来愈演愈烈,严重影响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文章以安徽合肥、芜湖和黄山三地旅行社从业人员为研究对象,识别出旅游市场的30个不诚信行为,采用重要性—绩效分析模型(IPA)的研究方法,对不诚信行为进行评价和讨论,得到4种类型的旅游市场不诚信行为:第一类不诚信行为影响较大,存在较多;第二类影响较大,但存在不多;第三类影响较小,存在较少;第四类影响较小,但存在较多。此外,采用方差分析对不同工作年限下的旅行社从业人员进行分析,比较发现不同工作年限下的员工对不诚信行为的感知和评价存在差异。4类不诚信行为的感知与评价以及不同受访者之间的感知差异可以为旅游市场诚信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重复保险制度的适用与发展——以我国保险法与各国保险法的比较为立场

在吸纳了各国保险法对重复保险的一般规定的基础上,我国保险法建立了重复保险制度,以防止被保险人利用重复投保而获得不当利益。但是我国的重复保险制度在对恶意重复保险的制裁、善意重复保险的保险责任承担、重复保险对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的适用等问题上,却与各国保险法理论和保险惯例存在着重大差异,致使我国的重复保险制度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我国的保险立法应当引入恶意复保险理论,使主观具有恶意的投保人所订立的各保险合同均归于无效。至于善意复保险的法律效力,应借鉴连带赔偿主义的立法例。健康保险、伤害保险则属于中间性保险,应当从人身保险中独立出来,适用重复保险规则。

时效取得制度中的善意与恶意

时效取得制度是否以善意占有为要件,存在不同观点及立法例。权衡利弊,不以善意占有为要件的时效取得制度更为可取。作为这一制度选择的体系化要求,有必要对占有人的占有方式、时效期间、溯及力及相关债权关系等作相应调整,以谋达既能维护财产秩序、促进物之效用,又能协调原权利人与占有人之间利益平衡的时效取得制度之构建。

网络交易平台上的知识产权恶意投诉及其应对

近年来,网络交易平台上的知识产权恶意投诉呈增长之势,其行为样态多,恶意投诉目的各异,但实施路径都是利用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中通知+删除规则的抽象性规定。从源头上制止恶意投诉行为,还需立法或司法解释对通知+删除规则做出具体而微的解释,特别需要对合格的通知、反通知、错误通知担保以及必要措施等做出明确规定。

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占有规则立法研究

占有系民法(典)物权编(法)上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其于整个物权法、民法乃至全体私法上占据关键地位。我国编纂民法典物权编时应于现行物权法既有规定的基础上对其作较大的建构、厘定、补充及完善,由此以形成我国占有法的规则系统,彰显其系统效应。占有的体例安排应置于物权编之末而予规定。占有规则的设计宜借境域外多数立法成例而作出。占有与占有人的涵义、占有权利与样态的推定、直接占有人、间接占有人与占有辅助人的涵义及其判定、占有的变更、移转、合并与分离、善意、恶意占有人的责任及其与所有人等之间的回复关系、占有人(含占有辅助人)的自力救济权与物上请求权、共同占有及其权利行使、占有的消灭及准占有等,皆应一一加以确立、建构或完善。透过这样的工作和努力,我国的占有法规则系统势可彰显其维系社会的和平与稳定秩序的功用与价值。

《商标法》第4条中“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的认定

2019年修改的《商标法》第4条禁止“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该规定为打击商标“抢注”提供了新的制度探索契机。但商标注册制度下对于商标使用目的的要求如何落实,“恶意”含义如何确定,这都给该规则的解释和适用带来了挑战。从学理解释角度,该条款的理论基础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包括违反商标注册制度目的和以侵犯他人或公共利益为目的两个维度的解释;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该条款应主要适用于侵害特定民事权益之外的损害公共利益或侵害商标注册制度目的的申请行为,其是《商标法》第44条第1款既有实践的延续和发展;“恶意”在实体和程序上都是该条款的重心,应根据申请人所追求的不正当目的进行认定;“不以使用为目的”应在“恶意”认定的基础上进行推定;预防性注册作为例外,应允许具有在先正当利益或使用目的的标志权益人进行注册,也应允许企业为商业经营计划和商标保护策略需要而预先申请备用商标。

从侵权角度看保险人的恶意拒赔--以美国保险法中的恶意侵权为例

在美国,保险人没有合理的基础却恶意地拒赔或拖赔被保险人的索赔时,可以适用恶意侵权责任对其进行规制。该责任是以合同中当事人应善意而公平交易的默示约定为基础的,它于合同之外而构成独立的侵权责任。恶意侵权责任最早见诸于第三方保险之中,其后扩展到第一方保险,表现为保险人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被保险人之上而拒绝赔付保险索赔或者拒绝与第三方原告进行和解,因而造成被保险人的损失。在责任范围上,恶意侵权责任包括保险金、律师费、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等。尽管还没有得到完全一致的认可,但是保险人的恶意侵权责任在美国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于我国实践也有借鉴意义。

超额保险的法律规制

超额保险破坏了保险的根本原则———“损害补偿原则”,故为法所不许。在分析超额保险时,必须遵循“损害补偿”这一保险的基本理念,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出发,区分构成超额保险的不同原因,并对之进行不同规制,从而达到保护善意投保人,惩戒恶意投保人的目的。

试论建立高校信用制度——探索大学生信用教育模式

现代社会,信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建立健全信用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基本保障。近年来,高等教育中存在大学生缺乏诚信、不守信用的诸多问题,情势发展日愈严重。本文就建立高校信用制度问题作一些探讨,对大学生的信用教育模式予以思索。

存在与生命的自由选择——论托尼·莫里森两部小说中的萨特式存在主义思想

《最蓝的眼睛》和《宠儿》在哲学视角上体现了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的"自欺"理论和"他者"理论,处处流露出莫里森对人类,尤其是黑人生存环境和命运的思考,阐释了个体不同的选择行为会造成不同的命运结局。

民法上的善意与恶意新诠

界定了民法上的善意与恶意概念并给予了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视角的分析与解释 ,同时对与善意与恶意概念相关的过错、无过错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 ,最后对善意与恶意的认定提出了标准。

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机制下对域名持有人“恶意”的认定

由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建立的针对通用顶级域名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机制对及时有效地解决域名抢注争议具有重要意义。该机制规定,投诉得到支持的条件之一是域名持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具有恶意。实践中对如何认定"恶意"产生了许多需要澄清的问题。既有的大量专家裁决为判定"恶意"提供了重要线索。因此有必要结合前述裁决,对"恶意"的认定标准及主要情形进行分析,从而为相关当事人和律师提供一定的指引。

论无因性原则下的恶意第三人问题

恶意在民法中有其特定的含义,在物权行为无因性中它指的是明知他人无处分权。在这种意义下,根本不可能成立反无因性论者所说的“恶意也能取得所有权”。本文分析了反无因性论者所说的“恶意”的含义,并分析了它在无因性原则下所具有的意义。

商标独占使用多重许可法律问题研究 帕弗洛公司诉艺想公司、毕加索公司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案评析

在实际的商标运营中,商标权人为一己之利,存在对外多重独占许可的可能,知识产权权利变动规则不如物权变动之清晰可辨,导致被许可人之间产生激烈的利益冲突。《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恶意串通,通常表现为利用合同形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以及与相对人之代理人串通损害相对人利益。认定恶意串通,不仅要证明被告主观上具有加害的故意,还要证明客观上具有勾结、串通的行为。在后的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合同,难以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即使未经备案,仍可对抗非善意的第三人。在先的商标独占许可使用权,可以对抗非善意第三人在后的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合同关系。

论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美国黑人自欺的自我认识

美国黑人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笔下的角色常处于精神和文化缺失的黑色孤岛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歧视和迫害后常形成自欺的自我认识,以逃避来自外界的焦虑和自我认定的责任,从而导致自我的迷失,甚至是自我颠覆。这篇文章从萨特的本体论入手,分析了三种自欺的自我认识,以反映黑人群体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冲击下,在被歧视的白人社会中所遭受的心灵的煎熬和困惑,以体现黑人精神和文化重建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