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迥与宋初文学

晁迥是宋代文学世家晁氏家族的奠基人,早年写作白体诗,同时又追求一种“洪丽”、“雄富”的文学理想;他与杨亿是志同道合的僚友,其西昆体诗折射出他“修洁”的人格情操,是当时宫廷政治斗争的曲折反映。其漫长的文学活动经历了宋初主要的文学浪潮,基本上代表了宋初文学的健康发展方向,并且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学界对宋初文学的一般认识;其诗文与时推移,递有嬗变,把他单纯地当作白体诗人或西昆派都显偏颇。

白居易讽谕诗的诗体与言说方式

在白居易讽谕诗的主题与言说方式之间,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除少数颂美作品采用模仿章表体"对君言"的第二人称形式外,其他"规刺"之作均采用基本一致的客观叙事形式,这既是文体限制和创作惯例使然,也是作者采取的一种明智的修辞策略。讽谕诗又由传统的兴寄体和政论体两种诗体组成,但显然是以后者为主,用后者的时事性、宏观性、批判性改造、融汇了前者。

白居易在宋初的“影子”——论白体诗人李昉与白居易

宋初,举朝上下弥漫着一股崇尚白居易的风气,宋诗也以"白体"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学者多关注宋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学习,然而王禹偁却推崇另一位诗人"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此即当时一位颇受皇帝重用、位高权重又喜好赋咏的李昉。李昉在宋初堪称白居易最忠实的追随者。与王禹偁受困于仕途的坎坷磨折不同,李昉更有条件追仿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和闲适诗风,由此也成为宋初主流风尚接受白居易的代表,代表着王禹偁之前宋初"白体"的真正风貌。

《白氏文集》“古体”与“古调诗”之关系

《白氏文集》卷11卷首体式标注之"古体",与同属感伤诗的卷9、卷10之"古调诗"是同体异名,均指五言古诗。《白氏文集》卷11卷首之所以标为"古体",而非此前诸卷所标之"古调诗"与《白氏长庆集》的实际编撰者元稹诗体分类观念和诗集编撰方式的新变有关。从元和中期开始,元稹就减少了讽谕寄兴作品的创作,与之相应,他在元和末年及长庆初编撰诗集时也不再使用"古讽"、"乐讽"和"律讽"等诗体名称。至长庆四年(824)编百卷《元氏长庆集》时,元稹则将以前创作的讽谕寄兴之作归入"古诗"和"乐府",将非讽谕题材的五言古诗归入"古体诗"和"伤悼诗"。基于同样的考虑,元稹在同年稍后编《白氏长庆集》时,就将白居易新近创作的感伤诗,且为五言古诗最后1卷的卷11,标为"古体",而非沿用白居易原先自编诗集时所用的"古调诗"。这不仅反映了元稹本人创作趣味和诗体分类方式的转移,与元和中期至长庆末年白居易五言古诗创作题材的嬗变也是相合的。

论白居易《百道判》的思想价值

“判”是唐代科考中的一种特殊文体,凡欲入仕为官或继续为官者,必然要与“判”发生关系。《百道判》虽是白居易参加“书判拔萃”试前的虚拟性习笔,但其中所反映、思考的问题,诸如家庭婚姻、科举教育、丧葬礼仪、为政之道、军界生活、品行操守、触律犯禁等,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较大的学术价值,且是透视白氏早期思想的重要文献。

晁迥拟“白体”诗歌简论

在宋初诗坛上,晁迥可谓"一身兼三派":诗拟"白体",名列"西昆",而实开"理学体"门户。其"拟白"诗主要表现为形式上对白体的模拟,这种模拟甚至到了句句求似的地步。56诗中拟乐天诗11首,拟乐天诗句8句。

元和体辨说

文章对元和体这一概念从历时性的纵向角度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将历史上对于元和体的解说归纳为元稹和白居易、唐李珏和李肇以及唐以后诸家的论述三个阶段，并论述了这三种说法的内在联系，即元和体的内在特征──新变。在此基础上，将元和体界定为：元和体是对唐宪宗元和年间普遍流行的，以新变为主要特征的元白、韩孟等多种诗歌创作倾向的一种概括。

“元和体”考辨

“元和体”曾经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及其后风靡一时 ,但目前对于“元和体”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这首先表现在对“元和体”的界定上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本文从梳理“元和体”的概念入手 ,分析造成分歧的原因 ,并对“元和体”创作时间、主要人物。

明清之际桐城诗学宗白取向

明清之际,以潘江、方文等为代表的桐城诗人宗法白居易,此种风气的形成,极有可能受到公安派的启发。但在特殊时期,与公安派崇尚白诗之闲适情调不同,桐城诗学宗白重在其讽喻诗。他们有鉴于七子派与公安派的流弊,主张将模拟与变化相结合,认为诗学史上处理二者关系最为妥当的是白居易,故将其树立为学古的典范。学白之中,较之潘江的援笔而成,方文之学白,加以杜甫锤炼的功夫,进而达到陶渊明诗自然的境界,是苦吟的平易,诗学成就最高。

白居易的园林情结及其对传统私家园林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园林情结,剖析其园林思想,并归纳他的“中隐”思想和朴实造园手法对传统私家园林产生的深远影响。

西昆体七律的审美转向与艺术新变

西昆体七律融合了白体七律的铺陈议论、晚唐体七律的属对精工及李商隐的比兴用典,形成“以赋为律”、以学问为诗、注重属对功夫的特征,为北宋七律奠定基本格局。其后北宋七律走向正是融白体的日常化交游、晚唐体的写景言怀、西昆体的学问化为一体,将文人雅趣引入琐细的日常生活,形成于日常生活中见学问的特征,造就宋诗平淡而高深的独特面目。西昆体的许多创作理念与技巧,是宋诗有别于唐诗的关键所在。自从西昆体七律出现后,北宋七律几乎都有了“西昆体的底子”。

论“希真体”

朱敦儒的词有着非常突出的个性特征,世人称之为"希真体"或"樵歌体"。他的这种词风是通过苏轼这个中介,以白居易闲适诗的诗歌精神为旨归而形成的一种似苏更似白的词体特征。这种风格特征在南渡以后许多词人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尤以朱敦儒最具代表,究其原因是诗化与隐逸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果。

浅谈白居易的通俗诗风

白居易是我国诗歌史上独树一帜的伟大诗人 ,是主张诗歌改革的主将 ,其身体力行的新题乐府诗平白浅切、生动自然 ,读来琅琅上口且便于记忆传诵的通俗诗风 。

魏野诗体辨

魏野是宋初著名诗人,关于他的诗,后世多把它归为"晚唐体",但也有人指出其诗"白体"成分。首先从宋初诗坛具体情况出发,结合魏野的生活实际辨别魏野诗风的形成,然后具体从魏野诗歌题材、内容、体裁和艺术特色四个方面辨别他的诗风特点,从而辨明魏野诗歌在体派归属中争议的原因,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宋初诗坛,更好地把握魏野的诗风。

清人对白居易、白行简赋的评点——以赋选为中心的考察

白居易、白行简赋在清代颇受欢迎,有至少二十余部赋选、赋话将其编入、注释、评点或论析。清代赋选对二白赋的评点,有题解、圈点、眉批、旁批、尾评等多种方式,内容上或品赏佳句隽语,或分析写作技巧,或评论艺术风格,或肯定文学史地位,从中不难看出清人对律赋破题、章法、修辞的重视,以及二白赋雅正工清的文风。

褚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及白居易研究

北京大学教授褚斌杰先生是著名学者、文学史家、教育家,他在五十多年学术生涯中,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学教育,特别是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与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褚先生的学术成就又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对褚斌杰先生有关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以外的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白居易研究等的贡献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宋太宗与“白体”诗风

宋初诗坛"白体"的盛行从某种意义上应归因于太宗皇帝的大力倡导,因为太宗皇帝想通过风雅诗歌宣扬"逍遥"和"知足"的理念,以达到加强统治的目的。

唐末至宋初的宗白诗风

把握唐宋之际的诗歌变化,白居易是一个关键人物。由唐入宋,文人对白居易的学习经历了一个由讽谕转向闲适又复归讽谕的变化过程。受战乱影响,唐末五代初的诗人们与白居易诗讽谕精神产生共鸣。五代中后期,效法白居易的闲适诗风成为主流,并一直延续到北宋初。在北宋初的闲适诗风之外,王禹偁则自觉以白诗讽谕精神为创作导向,并进一步由学白转向学杜,从而揭开了宋诗发展的序幕。

白居易“效陶诗”心路历程溯源

白居易晚年一味独善其身,知足保和,提出中隐理论并以“似出复似处”的中隐模式庸俗地生活着。他消极的人生观表现为乐天知命、退守自持的儒家思想、老庄“知足止辱”、佛家色空观的杂糅。他晚年的效陶诗,究其精神实质来说并非积极意义上的学陶。陶渊明诗歌的“无我之境”和他伟大的人格是白居易效陶诗欲学而不能的。

论晚唐时期刘白诗人群的文学活动与诗词创作

白居易、刘禹锡在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与其在中唐时差别极大,元白诗派就此进一步发展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