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的狂言绮语观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影响

平安中期,陷于现实政治、理想追求与佛教信仰矛盾深渊中的代表性文人群,把源于白居易的狂言绮语观作为重要的思想思潮与文学思潮引入日本,从而使佛教信仰与文学追求统一起来,增强了对文学的信心与勇气,使创作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平安中晚期、镰仓时期和南北朝·室町时期,狂言绮语观作为日本重要的文艺思潮,几乎在所有文艺领域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其本身也逐渐从二元论发展到一元论,甚至成为庶民教化的媒介,最后融入整个文艺之中。

论元稹的文学成就

唐代大诗人元稹的诗歌特色和成就长期以来在“元白”并称中被掩盖或曲解 ,本文论述了元稹的诗歌个性 ,指出元诗的美学趣向重点在于“风致宛然”的艳丽小诗和次韵相酬、属对精工的长篇排律 ;元诗的艺术渊源主要在于杜诗 ,另外还受到齐梁宫体以及诗人李白等的影响 ,从而形成了与白居易词中有异的风格。

论晚唐时期刘白诗人群的文学活动与诗词创作

白居易、刘禹锡在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与其在中唐时差别极大,元白诗派就此进一步发展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身体书写与白居易“中隐”思想的形成

白居易从小就体现出早衰多病的短寿迹象,有很多关于这类题材的诗歌,他的身体书写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体弱而关注己身,产生短寿的忧虑,顺而采取慵懒的人生态度,这是白居易“中隐”思想形成的基本理路。白居易对于“慵”的书写是其身体书写中的重要内容,包括咏“慵”、咏“懒”在内的诗歌约有120多首,心安体适、身心慵懒既是“中隐”生活对他身心的滋养与改善,也是“中隐”思想的一种体现。同时,在“中隐”思想的影响下,白居易不仅积极接受了年老的事实,而且还超越了对于生老病死的忧虑,完成了身体观念的转变与超越。

白居易诗酒中的蒸馏酒探微

含义隐晦的酿酒用语,可能是引发中国古代蒸馏酒源起争议的重要原因。本文以深谙酿酒之道的白居易诗酒作品为据,借助酿酒工艺学及蒸馏原理,以“知酒读诗”的方式展开讨论。白居易的酿酒之法涵盖了蒸馏工艺,醇浓清澈的酒中“沆瀣”“醍醐”当为蒸馏酒之俚语,而“干酿酒”之名又当源于固态酒醅的无水蒸馏工艺。在证实唐代蒸馏酒及酿酒蒸馏工艺演进特点的基础上,也揭示出酿酒工艺学对于释读诗酒作品的特殊意义。

简评《白居易与下邽故里》

《白居易与下圭阝故里》描写了白居易在故里的主要活动 ,收集了白居易作于下圭阝里的诗赋、家状、墓志铭、祭文、记事、自传等。该书点面结合 ,侧重明确 ,深入挖掘 ,实际考察 ,去伪存真 ,注释准确 ,精雕细刻。作者以探本求源、一丝不苟的精神 ,查对核实 ,寻出可靠根据 ,是值得信赖的 。

不如来饮酒--白居易的饮酒之思

不同于王绩构建世间本无的“醉乡”,白居易立足世间生活,赞酒之功,思酒之事。他认为,饮酒能够让饮者变寒为暖、转忧为乐,也能够斩断在世因缘与消除心中思虑,实现身心和乐。酒醉思虑不生,知欲不行,无用于世,由此销忙为闲。酒醉而得闲,不为世累,身心自在。尽管吟诗谈禅、游山玩水都是其兴趣所在,但是,他认为酒有精神,同时不断把醉精神化,又将醉与自由相互勾连。因此,白居易总是始于饮酒、归于酩酊。在现实的抉择中,白居易拒绝高士归隐、农夫种田、商人行贾、军旅征战、炼铅烧汞、高官显爵、红尘争斗等“忙人”之“忙”,而主张归于“饮酒”之“闲”。他总是把饮酒、醉当作最好的生存方式与人生唯一的归宿,显示出独特价值取向与生存智慧。这为我们当代思考酒的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以人为喻”的审美思想与“情”的审美细化——白居易文质观审美刍议

在白居易之前,中国古代的“文”“质”理论历经审美融合的演变发展,体现出“以人为喻”的审美特征。基于辩证统一的文质思想,白居易在文质观的发展与转向中对“以人为喻”的审美传统作了承继,并提出“气力”说与“粹灵”说,拓展出具有唐人以人论诗特征的审美理论,实现了对唐代审美才性论的理论总结。同时,白居易还将“文质”范畴中的“情”统筹细化为“情志”“情性”“情理”等审美概念,并进行相关的诗歌创作,使其具有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特点。考察白居易的文质观,对于白居易研究和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与丰富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写印转换时期唐集流传方式举隅——以程大昌《演繁露》所见《白氏文集》为例

《白氏文集》宋代诸本系谱研究在白居易研究领域一向为学者所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白氏文集》大体完成了由写本向印本的转换,其卷目编次也由“前后续集本”变为“前诗后笔本”,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互动值得探讨。在此背景下,调查清楚白集宋代诸本的状况,成为梳理版本衍变源流的关键。本文以程大昌《演繁露》为例,通过分析其征引《白氏文集》的情况,发现在南宋士人的阅读视野中“,前后续集本”和“前诗后笔本”同时存在,而程氏所见或出南宋秘阁藏书。同时根据卷帙分析来推测,《白氏文集》从“前后续集本”到“前诗后笔本”的体例更革,最早可能完成于写本流行时期,至印本流行时期则被读者选择成为社会主流版本。

长安居,大不易:白居易科场轶事的“制造”与传播

白居易干谒顾况的故事自张固《幽闲鼓吹》记载以来,在史籍文献中流传甚广。但细察白居易的干谒活动与顾况的人生轨迹,发现二人并无交集。“长安居,大不易”这一科场轶事极有可能是好事者有意杜撰,以迎合人们对长安科考之难与宦海风波的想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名人效应”,也折射出唐代的科场风习。同时,与此轶事相关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也由于本事的“加持”,得以广泛传播而成为经典。

论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的编纂特征与后代流传

唐代作家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典型体现了写本文集的编纂与后代流传特征。白居易生前对个人文集的持续编纂、多重保存、广泛传播,确保了该文集在后世的长久流传。反映写本原貌的前后续集本《白氏文集》,虽然一度被宋人重编前诗后文本《白氏文集》所取代,但前者依然借助日本、朝鲜的一些传本传承至今。《白氏文集》的流变历程,提示我们在研究写本文集时,要注意辨析不同版本的时代意义,注重域外汉籍的文献价值。

儿童文学批评视角下的白居易诗歌创作论考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因兼具通俗意义和审美价值,多次被选入中国通用语文教材,排名仅次于李白、杜甫、王维。其诗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为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广泛接受。究其原因,是其诗歌创作具有集简约与崇高于一体的特征,能够将通俗性与审美性自然融合,在思想上多反映现实生活,同时具有较高的诗歌理论水准。本文拟从儿童文学视角切入,以文学内部研究为方法,试图对白氏诗歌的理论指导思想、创作特点、写作内容与审美维度等方面展开纵深式论述,结合具体作品剖析读者期待视野中的通俗性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文学性,以及其兼顾的独特古典美学现象。

从白居易的性情看《长恨歌》的主旨——兼谈词体生成过程中的一个问题

以往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主旨的探讨主要是以作者的政治观点、思想态度为出发点的。从新的角度解读可以见出 ,白居易的性情特征与他的文学创作关系非常密切。白居易乃“最深于情之人” ,易于感怀 ,情感细腻 ;因此 ,《长恨歌》的主旨主要应是表达了作者对像李、杨爱情这种亘古难全的人间憾事的深沉喟叹。

从巴蜀诗接受看白居易学杜重心的转变——以擢任忠州刺史后的创作为中心

白居易入蜀后的诗歌创作深受杜甫巴蜀诗影响,在宏大广阔的博物视野和缘情体物的爱物精神上深得杜诗要义,但学杜重心已由政治讽谕的精神内核和关心民瘼的仁者情怀转移到了博物本身及表现个人生活上,这与白居易此期的仕宦体验、身份意识、处世思想息息相关。白居易巴蜀诗学杜重心的转变,表面是对杜甫巴蜀诗中浓厚生活情趣的进一步放大,实质则是擢任忠州刺史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带给他一系列影响后的必然结果。

白居易接受史的“指南针”——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

在层出不穷的历代各类诗文选集中,白居易作品的入选比率是其接受史地位高低的“晴雨表”,也是其作品受关注程度的“显示器”,对接受者的选择及阅读趣尚有导向和牵制作用。以白居易诗之多之冗,必待甄选而后始精,删汰而后始善,而选政固亦不易。待选者少则无以取精,待选者多亦难乎所删。梳理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考察专门专题性白居易诗文篇目,分析比较其选目、凡例、评点、批校、序跋等,是研究白居易接受史的重要一端,称之为“指南针”也不为过。

记洛阳出土的两件唐代石刻

文章报道的两件出土文物 ,一件与武周政权的政治运筹关系密切 ,反映出武则天利用佛教文物推行其“转轮王”崇拜的策略用心 ;

后唐定难军节度押衙白全周墓志考释

《白全周墓志铭》于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陕西省横山县魏墙村。墓主白全周称贯南阳,与志文中所言先祖白居易之郡望不符,当为伪托冒袭。墓主先后在定难军担任正兵马使和节度押衙,主持回图重务。揭示了唐末五代时期的定难军夏州政权以回图贸易作为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墓主之仕宦,由正兵马使迁转至于节度押衙,说明在唐五代时期的定难军政权中,节度押衙之职级略高于正兵马使。同时,墓主还以押衙身份兼知他职,乃至管理藩镇经济事务,说明定难军节度押衙一职出现了阶官化趋向。

《御选唐宋诗醇》对白居易诗歌“诗史”价值的重新审视

作为受清高宗敕令编修的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御选唐宋诗醇》一反清初盛行的贬白风气,予以白居易诗歌极高的评价。选评者不仅通过强调白诗的史笔之实和立意之正,首次将白诗纳入“诗史”的评价传统,更是给予白诗上承魏晋盛唐、下启苏陆的诗史定位,首倡白居易为唐诗第三家。虽然就质量而言,《御选唐宋诗醇》评语良莠混杂,部分有生搬硬套、言过其实之嫌;但其对于白诗所作出的许多结论性评价,以及评析中所采用的诸多新视角新方法,在其后的诗坛中均得到了广泛回应并影响至今。可以说,作为链接清初持“神韵”说者大肆贬白与中晚持“性灵”说者不吝褒白两阶段之间的关键选本,《御选唐宋诗醇》在清代白诗接受史上有着态度转折之关捩作用。

唐代论诗诗的诗学价值及其意义散论

唐代论诗诗承前代发展而趋成熟。杜甫组诗《戏为六绝句》,开创了论诗绝句组诗体的先河,这种新的文学批评样式由此确定而盛行于世。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继承与发扬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反映现实的精神,直接以诗来发表对当时诗歌创作实际的观点、立场和主张。其思想倾向与艺术手法,或褒或贬,或破或立,或扬或弃,及时有效地引领唐代诗歌创作步入光耀风骚传统而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从而使唐代论诗诗呈现出一种承传风骚、反映时政的现实主义诗学精神,这对后世反对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诗风起到了典范作用。杜甫论诗绝句的组诗样式,开启了后世论诗绝句组诗体的不二法门。

慧萼东传《白氏文集》及普陀洛迦开山考

现存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所留下的12条跋语是考察慧萼东传70卷《白氏文集》的珍贵资料,从中可了解《白氏文集》东渐日本的具体过程。从对慧萼生平的考证可发现其东传《白氏文集》还与禅宗首传日本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联。在日本,《白氏文集》不仅是一部被顶礼膜拜的文学别集,更是一部引导大众走向净土的重要佛教经典。白居易本人也被尊为文殊菩萨而被慧萼供奉于普陀洛迦山不肯去观音院,并对日本平安和镰仓时代文人的佛教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是《白氏文集》成为构建日本古典文化基石的核心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