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诗歌中“猿”意象的多重意蕴

“猿”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典型意象,在白居易笔下具有多重情感意蕴.在不同境遇和思想观念影响下,白居易赋予“猿”意象不同的情感:“猿”意象或表现诗人贬谪失意、羁旅思乡的悲苦心情,或寄托着其离别相思、孤独寂寥的忧愁情感,或展现其闲适自在、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对白诗中的“猿”意象进行研究,可以更全面深刻地了解白居易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感,探究其情感变化背后的根源,进而体悟其“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思想观念.

白居易的偶作诗与唐宋诗学转型

偶作诗作为一个特定的诗歌类型,定型于中唐时期。白居易是第一个大量创作偶作诗的诗人,他之所以创作数量如此庞大的偶作诗,除了受到了洪州禅“平常心是道”和“无事”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以外,还受到他以作诗为生活方式的创作观念的影响。结合白居易和其他中唐时期诗人的偶作诗,可以发现其多以叙事手法表现诗人当下的闲适生活。除了以叙事性突出诗人的日常生活,注重表现哲学性和思辨性,它们还具有“重意”“戏作”和“内省”的特质。中唐到宋代偶作意识的变化,反映出了诗人身份和创作行为不断为古典诗人所重视的演变轨迹。

采诗诉求:士人心态的映现与价值取向的含蕴

“采诗诉求”是指中唐以来因采诗制度长期未能得到实质性恢复,而在士人、文人间产生的要求朝廷重设采诗官、期待诗歌被采集的呼声。这一诉求首先由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初期集中提出,他开始将基于外在政治目的的采诗传统转化为士人的内在价值诉求。采诗诉求涵括了制度期待与自我期待,映现了士人心态、身份意识及生命价值取向,含蕴着期待、无奈、失望乃至愤懑情绪,形诸于诗文之中而成为特殊的文学现象。中唐至宋元以来,采诗诉求从对外在制度的呼吁和要求出发,逐渐发生主体转向,士人开始自觉担荷采诗使命与自发采诗,深层次地反映了士人寻求并重建个体价值的心路历程。基于主体视角的采诗诉求研究,可从一个特定角度理解政治制度与士人心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唐代曲江诗研究综述

曲江是唐诗中出现非常频繁的地名,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人文意蕴,是大唐气象重要的文化象征。分析近三十年来唐代曲江诗的研究成果,从唐代长安诗、唐代曲江诗、曲江诗的著名景观、著名诗人等方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当前研究成果集中于曲江的历史文化、曲江诗的意向、曲江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曲江诗所反映的大唐气象、唐代历史变迁、唐代文人心态等,这些研究推动了长安历史文化、唐诗学、唐代文学的研究。现有研究成果对于曲江季节诗研究的较少,对不同诗人所描写的曲江季节诗的对比研究较少,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救济人病 裨补时阙——白居易咏物诗思想内涵略论

白居易是唐代创作咏物诗最多的一位诗人。白居易的咏物诗在题材类型选取上,与前代相比没有大的差异。但在思想内涵上,却有很大的创新。白居易不仅将咏物诗融入个人世俗生活,同时他通过讽谕类咏物诗观风知政,进行诗教书写,在寓言体咏物诗中委婉表达其人格品性与政治立场。这些诗歌思想内涵丰富,彰显出针砭时弊,干预现实政治的社会意义,因而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咏物诗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白居易居所竹景探析

【目的】一代文豪白居易作为文人的代表,在多次造园活动中应用竹子造景,其营竹造景方式、赏竹体验及其竹文化观对后世影响深远,该文希望从白居易居所及诗词分析其营竹、赏竹行为和竹文化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文人的竹文化观。【方法】笔者搜集整理白居易一生的多处居所,并结合其在各个居所创作的诗词,对其营竹造园实践活动和游赏竹景行为进行分析,深入挖掘其竹文化观。【结果】经研究分析发现白居易居所多有竹景相伴,并常采用竹窗造景、竹水造景和竹林造景等手法营造园林。白居易乐于多方位、多角度地欣赏竹景,并注重与竹的游园互动,这些赏竹雅事和相关竹诗词的大量创作对于推动竹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笔者进一步挖掘了其竹文化观,白居易齐修儒道佛,而竹作为三教共赏之物,体现的品格正符合白居易的精神追求,故而以竹律己、以竹为友,形成了自己的竹文化观。【结论】在君子比德思想影响下,竹成为文人追求精神品质的物化表现,竹也成为文人园林的代表性植物。

论苏轼对白居易咏茶诗的承变

同样经历贬谪、从挫折中寻求超脱之道、追求素朴闲适的生活,苏轼将白居易视作自己的精神导师之一。白、苏二人都爱茶,苏之咏茶诗继承了白诗的表现内容及艺术特色。苏接受白将茶与酒并言比较的写法,认为茶是闲适生活的象征,并改造白种植松树及其他植物的诗作为种茶诗,表现自己的政治追求。相较白诗,苏之咏茶诗丰富了茶作为文学意象的艺术内涵:突出咏茶诗的动态性,用更细致的语言绘茶,将茶与诗人自我的关系紧密化。

由名号入诗看白居易在宋代的接受

白居易名号入宋诗,体现其在宋代的接受。宋诗提及白居易,或为专述,或为旁涉,包括因其地思其人、阅读仿效追和其诗、评价其人其诗其事、用其典故四种情境。以不同名号、情感色彩入诗,与不同地域、作品关联入诗,呈现出差异化的白居易形象。经众人手笔,其形象又逐渐趋同,集中呈现为闲适隐逸、才子诗人、文人雅聚、为官有为、学佛参禅、多情风流、多病长寿、后嗣艰难等类型。与白居易搭配入诗的人物,同样事关其接受。宋诗中白居易常与元稹等人并称,与陶渊明等人对举,这推动了白居易形象的定格。

日本学者丸山茂对白居易诗歌时间层的研究

《白氏文集》自日本平安时代传入以来,对日本古典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研究白居易的众多日本学者中,丸山茂无疑是极具创新视角的一位。他在研究《白氏文集》时特别注意到了其作为回忆录的一面并对其时间层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白居易诗歌的时间层首先体现在其单首诗作常常以“依旧”“重过”“重到”“重寻”等词语来展示;其次体现在形成于某一时间段的诗歌群,如洛阳城东赵村杏花作品群、长安城里曲江作品群、写马的作品群、某一个任官之地的作品群等;再次体现在白居易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作品编集起来并有意识地保存流传后世。丸山茂的这些研究展现出重视时间意识、纵向挖掘精深细致以及材料荟集兼顾思理分析的鲜明特点,但也显示出“史证”意识淡薄、征引不够的弱点。

“以诗证史”视角下的诗、史关系——以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为例

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是学界普遍认可的诗史互证的典范,其史料别择、考据精密,令人叹服。由于诗歌保存了许多不见于史书的材料,成为史家进行历史阐释时重要的补充史料;诗歌文本理解的差异性,直接关乎学者在阐述问题时对史料的采摭;“以诗证史”与“史蕴诗心”既强调了诗史关系之“异”,又强调了“同”;清人章学诚以比兴之旨贯通诗史而通“义”的观点,为考察诗史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线索。

试论白居易文学对《枕草子》的影响

在汉文学中,给《枕草子》影响最大的首推白居易。作品中白居易诗文的引用随处可见,引用的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中既有原封不动的照搬,又有作者的精心加工,显示了作者的非凡汉学才能和过人智慧。清少纳言在这部具有宫廷文学性质的随笔作品中,依据自己的审美基准来引用白氏诗文,而且所引用的基本上都属于闲适感伤类型的作品。论文作者通过考察指出,抒发人生感悟和追求大自然的美是白居易和清少纳言共同的理想,这一点同时也是白居易文学能够流行于平安王朝的原因之一。

论白居易诗歌中的酒文化内涵

白居易是一个喜好饮酒的诗人,在其现存的2800多首诗歌中,与酒有关者多达900首。其诗作体现出丰富的酒文化内涵。白居易在诗中提到了多种酒名,其饮酒诗和劝酒诗,不但体现了诗人的饮酒特征和饮酒诉求,还表达了诗人的人生观念。唐代发达的诗酒文化浸染了白居易的创作,白居易的创作又反过来促进了唐代诗酒文化的繁荣。

白居易诗歌归类考——兼及《长恨歌》的主题

一般认为,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除杂律以形式为依据以外,讽谕、闲适、感伤三类诗歌均根据内容进行分类。但研究发现,讽谕诗、闲适诗的分类是以"儒家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两个方面为依托,这里并未为感伤诗提供相应的位置,因为儒家这一核心思想并无第三个方面。因此感伤诗的分类,不可能采用与讽谕诗、闲适诗相同的内容依据。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实际上使用了三种标准,是三次分类的结果,把这一分类结果进行直接并列,而不是分层次表述,这种处理方式与现代严格的逻辑分类要求不同,反映了我国古人思维方式的特点。按照白居易自己确定的标准和分类方式,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并无归类不当问题,但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由于不是以表达特定内容或主题为依据,所以既不能作为表达爱情主题的证据,也并不影响它以特殊的方式表达政治主题。

白居易讽谕诗的诗体与言说方式

在白居易讽谕诗的主题与言说方式之间,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除少数颂美作品采用模仿章表体"对君言"的第二人称形式外,其他"规刺"之作均采用基本一致的客观叙事形式,这既是文体限制和创作惯例使然,也是作者采取的一种明智的修辞策略。讽谕诗又由传统的兴寄体和政论体两种诗体组成,但显然是以后者为主,用后者的时事性、宏观性、批判性改造、融汇了前者。

白居易与中国古代“自咏诗”

魏晋南北朝咏怀诗和咏物诗的平行发展,到唐代达到高潮并形成汇流,于是开始产生一种新的、特殊题材类型——自咏诗:以"自咏"为题,或题目涵义等同于"自咏"的一类诗,其特点是以自身为观照对象,把自身当作一"物"来吟咏,且全诗句句不离自身这个主体。这种"自咏诗"实为咏怀诗与咏物诗交叉重叠的部分。最早大量创作"自咏诗"从而开辟"自咏诗"新宇宙的是白居易。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恋情结和不朽愿望,是白居易大量创作自咏诗的主要动因。白氏"自咏诗"为后世仿效与继承,影响深远,它标志着自咏诗作为新的类型范式登上诗史舞台,开拓了古代诗歌的题材类型和风格类型,为知人论世提供了第一手史料文献。

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

白居易对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接受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白居易的接受付诸于诗歌创作之中,是一种最为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接受方式。白诗中的艺术形象、思想情趣,白乐天本人的性情风仪,甚至与他相关的事件人物,都可以成为中唐以来至明清诗歌创作的题材和艺术上的模仿对象,这就是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诗歌的形式对其诗作进行评论,二是在创作过程中对其艺术创作技法的学习,三是对其诗歌理论和思想精髓的继承,并融会于诗歌创作之中。

晁迥与宋初文学

晁迥是宋代文学世家晁氏家族的奠基人,早年写作白体诗,同时又追求一种“洪丽”、“雄富”的文学理想;他与杨亿是志同道合的僚友,其西昆体诗折射出他“修洁”的人格情操,是当时宫廷政治斗争的曲折反映。其漫长的文学活动经历了宋初主要的文学浪潮,基本上代表了宋初文学的健康发展方向,并且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学界对宋初文学的一般认识;其诗文与时推移,递有嬗变,把他单纯地当作白体诗人或西昆派都显偏颇。

白居易经行商州之因由及其商州诗的多维情怀——兼论白居易商州诗的创作特色

商州在唐代的地缘结构、南北交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商山道更是官宦士子赴往江南、西南或由江南、西南返还京城的重要干道。白居易曾有过"七年三往复"商州的经历,其因由分别是元和十年自京贬赴江州、元和十五年由忠州召返回京、长庆二年自请出刺杭州。白居易经行商州时先后创作了20首商州诗,反映、表达了其吟咏风光、感伤羁旅、思念友朋、追慕四皓、反省人生等多维情怀。白居易的商州诗在创作方式、表现手法、审美特征等方面体现出酬和畅情、时空叠映、痛嘲自讽等诸多独异之处。

白居易居洛闲适诗探析

白居易居洛闲适,经历了向往归洛、思洛、暂居、分司、离洛、归洛、中隐、致仕、终老等较为复杂的人生过程,它是诗人政治失意后的华丽转身,是他对生命本真意义的探寻,是一种诗意的栖居。居洛闲适诗表现出大雅大俗的审美特征:慵懒的日常生活、凡俗的个性生活、世俗的大众生活,与清雅闲静的园林生活、名士风流的宴饮游乐生活等,互为表里。这种生活方式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对后世文人、文学、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张耒晚年“乐府效张籍”

张耒晚年"乐府效张籍",走的是相同的"复古"道路,即发扬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北宋中后期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弊端、民生疾苦、风俗人情,再现了汉乐府风歌的艺术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