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anslation of Metonymy in Li Bai's Poems from a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Metonymy is not only regarded as a figure of speech,but also an important cognitive instrument of human beings.There are many types of metonymies in Li Bai's poems.Metonymy can make the language vivid and reflect poet's mode of knowing and thinking about the world.This paper proposes five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on of metonymy in Li Bai's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 tics.

白居易诗酒中的蒸馏酒探微

含义隐晦的酿酒用语,可能是引发中国古代蒸馏酒源起争议的重要原因。本文以深谙酿酒之道的白居易诗酒作品为据,借助酿酒工艺学及蒸馏原理,以“知酒读诗”的方式展开讨论。白居易的酿酒之法涵盖了蒸馏工艺,醇浓清澈的酒中“沆瀣”“醍醐”当为蒸馏酒之俚语,而“干酿酒”之名又当源于固态酒醅的无水蒸馏工艺。在证实唐代蒸馏酒及酿酒蒸馏工艺演进特点的基础上,也揭示出酿酒工艺学对于释读诗酒作品的特殊意义。

儿童文学批评视角下的白居易诗歌创作论考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因兼具通俗意义和审美价值,多次被选入中国通用语文教材,排名仅次于李白、杜甫、王维。其诗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为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广泛接受。究其原因,是其诗歌创作具有集简约与崇高于一体的特征,能够将通俗性与审美性自然融合,在思想上多反映现实生活,同时具有较高的诗歌理论水准。本文拟从儿童文学视角切入,以文学内部研究为方法,试图对白氏诗歌的理论指导思想、创作特点、写作内容与审美维度等方面展开纵深式论述,结合具体作品剖析读者期待视野中的通俗性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文学性,以及其兼顾的独特古典美学现象。

《御选唐宋诗醇》对白居易诗歌“诗史”价值的重新审视

作为受清高宗敕令编修的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御选唐宋诗醇》一反清初盛行的贬白风气,予以白居易诗歌极高的评价。选评者不仅通过强调白诗的史笔之实和立意之正,首次将白诗纳入“诗史”的评价传统,更是给予白诗上承魏晋盛唐、下启苏陆的诗史定位,首倡白居易为唐诗第三家。虽然就质量而言,《御选唐宋诗醇》评语良莠混杂,部分有生搬硬套、言过其实之嫌;但其对于白诗所作出的许多结论性评价,以及评析中所采用的诸多新视角新方法,在其后的诗坛中均得到了广泛回应并影响至今。可以说,作为链接清初持“神韵”说者大肆贬白与中晚持“性灵”说者不吝褒白两阶段之间的关键选本,《御选唐宋诗醇》在清代白诗接受史上有着态度转折之关捩作用。

从巴蜀诗接受看白居易学杜重心的转变——以擢任忠州刺史后的创作为中心

白居易入蜀后的诗歌创作深受杜甫巴蜀诗影响,在宏大广阔的博物视野和缘情体物的爱物精神上深得杜诗要义,但学杜重心已由政治讽谕的精神内核和关心民瘼的仁者情怀转移到了博物本身及表现个人生活上,这与白居易此期的仕宦体验、身份意识、处世思想息息相关。白居易巴蜀诗学杜重心的转变,表面是对杜甫巴蜀诗中浓厚生活情趣的进一步放大,实质则是擢任忠州刺史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带给他一系列影响后的必然结果。

论“诗王”:杜甫接受史的一个别样角度

杜甫和白居易,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诗王”?探讨这一话题,意在辨析后人眼中的一朝之内、两代之间诗坛领袖的迁变。“诗王白居易”的说法,尽管屡见不鲜,但未见可靠的文献依据。真正被称为“诗王”者,实际上是唐代大诗人杜甫。较早的文献出处,见于后唐冯贽所撰《云仙散录》,其中所称“诗王本在陈芳国”已成诗歌典故,为历代诗家所常用。从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看,较白居易而言,前辈杜子美更堪称是当仁不让的诗王。白居易之所以会被误认为是“诗王”,或源自《云仙散录》中引录的“声振扶桑享天福”所引起的误解。只有在一衣带水的扶桑,广大教化主白居易的声名和影响,才有可能成为老一代“诗王”之后而被人们所推举出来的新一代“诗王”。

漫论白居易《长恨歌》通行英译的得失——以郭杰《白居易诗歌精解》为参照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传播的成功,离不开前人注疏之功。综观《长恨歌》问世的译本,多数译者对于原诗蕴含的字句与涉及的文化缺乏足够的训诂与考据。具体表现为包括典故、文化负载词在内的历史文化元素的误译、原诗旨归的误读以及译文风格的错位。以学界高度认可的郭杰《白居易诗歌精解》为基准,通过分析翟理斯等几位西方汉学家及许渊冲和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本,说明权威的选注本对于译者明典故、察背景、考身世大有裨益。因此,经典诗歌外译须以注疏为法,择善本而从。

唐代联章七绝典范新论——以王昌龄、杜甫、白居易为中心

唐代绝句大家作品之中,传统选本批评难以解决的争议问题可结合联章体进行论证,以重释唐人七绝大家及其作品的典范意义。在唐人联章七绝诗中,王昌龄的联章七绝艺术造诣极高,而联章体可从另一侧面凸显李白、王昌龄绝句艺术特质之差异;杜甫的联章七绝颇具结构意识,联章体亦是诠释批评史上杜甫绝句争议的一个新视角;白居易的联章七绝数量最多,反映了中唐绝句艺术的创变。三位绝句大家的联章体可谓唐人联章七绝艺术的多元典范。

白居易诗歌对高丽文人李奎报影响研究

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诗人之一,其诗歌远播古代朝鲜、日本。白诗自新罗时期传入朝鲜半岛,高丽时期已然风靡文坛,出现了一批如李奎报、崔滋等文坛巨擘对白居易诗歌进行品评、模仿和创作。白居易诗歌影响李奎报诗歌创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李奎报创作了一系列追和白居易诗歌的作品,因视白居易为楷模而追和,并仿其神韵;李奎报晚年承袭白居易“感伤诗”,成为其诗歌创作重要的内容;李奎报模仿白居易“讽喻诗”,创作了一系列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的白居易诗歌研究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的白居易诗歌研究,主要体现在对白居易及其诗歌的一般性综论、对白居易文集版本及其诗作的考论、对白居易诗作的个案探析、对白居易诗作传播接受及影响的考察、对白居易诗歌日中联系的比较等领域。它们从不同板块呈示日本学者对白居易诗歌研究的推进及贡献,不断夯实了东亚古典诗学的学科建构。

论白居易闺怨诗的主题内蕴、文化意蕴及文学地位

白居易的闺怨诗数量不多却韵味悠长,具有多重价值。其诗或述闺中女子所思所怀的复杂心态,或刺时悯民,或抒己不遇,呈现出丰赡的主题内蕴。缘时缘事而发的写作特点及诗人为政治家、文学家的独特视角使其闺怨诗蕴涵史学、社会学、美学等多重文化意蕴。白居易的闺怨诗以其思深意远、众韵兼备的特点而横绝中唐、俯瞰诸家。

白居易商州诗的情感特质及变异探析

白居易贬谪行经商州、在长安与友人唱和及官居洛阳期间,关于商州的诗歌创作甚夥。白居易商州诗明显可见地域元素,并呈现出独特的情感特质,主要体现在风物书写与人生感怀、馆驿题壁与思亲怀友、四皓歌咏与情思志趣三个方面。通过分析其商州诗创作,以图揭橥白居易往来商州前后情感的转变,并照见其中因人生遭际所引发的幻灭感和因地域文化滋生的中隐之情。

“以诗证史”视角下的诗、史关系——以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为例

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是学界普遍认可的诗史互证的典范,其史料别择、考据精密,令人叹服。由于诗歌保存了许多不见于史书的材料,成为史家进行历史阐释时重要的补充史料;诗歌文本理解的差异性,直接关乎学者在阐述问题时对史料的采摭;“以诗证史”与“史蕴诗心”既强调了诗史关系之“异”,又强调了“同”;清人章学诚以比兴之旨贯通诗史而通“义”的观点,为考察诗史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线索。

试论白居易文学对《枕草子》的影响

在汉文学中,给《枕草子》影响最大的首推白居易。作品中白居易诗文的引用随处可见,引用的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中既有原封不动的照搬,又有作者的精心加工,显示了作者的非凡汉学才能和过人智慧。清少纳言在这部具有宫廷文学性质的随笔作品中,依据自己的审美基准来引用白氏诗文,而且所引用的基本上都属于闲适感伤类型的作品。论文作者通过考察指出,抒发人生感悟和追求大自然的美是白居易和清少纳言共同的理想,这一点同时也是白居易文学能够流行于平安王朝的原因之一。

论白居易诗歌中的酒文化内涵

白居易是一个喜好饮酒的诗人,在其现存的2800多首诗歌中,与酒有关者多达900首。其诗作体现出丰富的酒文化内涵。白居易在诗中提到了多种酒名,其饮酒诗和劝酒诗,不但体现了诗人的饮酒特征和饮酒诉求,还表达了诗人的人生观念。唐代发达的诗酒文化浸染了白居易的创作,白居易的创作又反过来促进了唐代诗酒文化的繁荣。

《白氏文集》“古体”与“古调诗”之关系

《白氏文集》卷11卷首体式标注之"古体",与同属感伤诗的卷9、卷10之"古调诗"是同体异名,均指五言古诗。《白氏文集》卷11卷首之所以标为"古体",而非此前诸卷所标之"古调诗"与《白氏长庆集》的实际编撰者元稹诗体分类观念和诗集编撰方式的新变有关。从元和中期开始,元稹就减少了讽谕寄兴作品的创作,与之相应,他在元和末年及长庆初编撰诗集时也不再使用"古讽"、"乐讽"和"律讽"等诗体名称。至长庆四年(824)编百卷《元氏长庆集》时,元稹则将以前创作的讽谕寄兴之作归入"古诗"和"乐府",将非讽谕题材的五言古诗归入"古体诗"和"伤悼诗"。基于同样的考虑,元稹在同年稍后编《白氏长庆集》时,就将白居易新近创作的感伤诗,且为五言古诗最后1卷的卷11,标为"古体",而非沿用白居易原先自编诗集时所用的"古调诗"。这不仅反映了元稹本人创作趣味和诗体分类方式的转移,与元和中期至长庆末年白居易五言古诗创作题材的嬗变也是相合的。

以美学视角的“对等”比较李白诗歌中数词的英译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李白诗歌英译研究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衡量标准。以数词的英译为切入口,以美学视角下的"对等"比较李白诗歌意境美、气势美和情感美等非纯形式诗歌特质在译诗中的还原和再现,对李白诗歌英译研究具有指导和突破意义。

李白诗歌在英国的译介及特点

李白是中国盛唐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李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是中国古典文化西传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十八世纪至今,李白诗歌在英国的翻译传播史已逾百年,对英国诗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18世纪的"小荷才露尖尖角"到19世纪的预热升温再到20世纪至今的如火如荼,李白诗歌在英国的英译作品的数量、质量都显著提高;译者们的研究范围也从单纯的诗作翻译扩展到对李白生平、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分析研究;他们的翻译原则也由直译为主、间接翻译为辅过渡到律诗和散文诗翻译并存。本文以李白诗作在英国的译介及特点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梳理李白诗歌在英国的翻译及传播历史,有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李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化西传的途径、特点与影响。

论白居易对高丽诗人李奎报晚年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奎报的晚年诗歌创作,无论是其诗意、诗语,还是诗体、诗律,都深受白居易为人为诗的影响。在李奎报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完整地遗存了白居易的诗学观。

大沼枕山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

日本近世后期随着以古文辞学派为代表的拟唐、拟明诗风的衰颓,平明浅近的诗风藉此气运重现抬头之势,此前一直不受江户诗坛重视的白居易诗歌因此成为诗家的模仿对象,而在幕末诗坛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大沼枕山便是其中之一。他对白诗的吸收并不局限于和韵等常见形式,更是在深刻理解白诗的基础上积极摄取其创作技法,将日本本土传说故事整合于歌行体诗歌中,实现了汉诗的日本化,这其实也表明了江户后期诗坛接受白诗的成熟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