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内地发展政策与大湾区“融合发展”--基于HKPSSD数据的实证研究

促进港澳青年"北上"内地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最终实现"人心回归",是"粤港澳大湾区"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回归以来,中央已累计推出100多项鼓励香港青年到内地发展的政策,其效果和机制亟需进行评估。论文基于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KPSSD数据,以国家认同作为政策效标,评估现有内地发展政策对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效应,并从心理层面考察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频繁返回内地对青年国家认同确有提升作用,心理融合在此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该机制在通过倾向值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并且心理融合的中介效应量有所上升。研究表明,香港青年内地发展政策已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效应,心理融合在机制中起到关键的效能转化作用。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制度框架底下,做好心理融合工作,将是香港青年内地发展经历转化为国家归属感的重要抓手。

试论白居易文学对《枕草子》的影响

在汉文学中,给《枕草子》影响最大的首推白居易。作品中白居易诗文的引用随处可见,引用的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中既有原封不动的照搬,又有作者的精心加工,显示了作者的非凡汉学才能和过人智慧。清少纳言在这部具有宫廷文学性质的随笔作品中,依据自己的审美基准来引用白氏诗文,而且所引用的基本上都属于闲适感伤类型的作品。论文作者通过考察指出,抒发人生感悟和追求大自然的美是白居易和清少纳言共同的理想,这一点同时也是白居易文学能够流行于平安王朝的原因之一。

略论《长恨歌》的主题转换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有“讽喻说”、“爱情说”、“双重主题说”等几种观点。笔者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是随着白居易创作时心态的变化而变化的。主题转换的脉络是讽刺、同情、感伤、对理想爱情的歌颂。这种转变的原因则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复杂的情感。

元白风情诗产生原因及其文化心理研究

作为封建社会科举制度成熟和文人政治基本确立时代的典型文人 ,元稹和白居易的风情诗既是唐代社会文化的产物 ,同时又以其典型意义生动表现了古代文人的情爱心理 。

论量移忠州之于白居易的政治意义

白居易于元和十三年末由江州司马量移忠州刺史,并于元和十五年春末夏初离任返京。白居易的忠州之任,对其政治生活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影响,不仅终结了其三年半的屈辱贬谪生涯,预示着其政治生态的向善转好,而且也为检验其施政能力和践行其早年施政主张,提供了机会、搭建了平台。此外,贬官江州的宦途风险以及就任之地的偏远荒蛮,也造成其失落情怀的蔓延和警戒心理的滋长。

传统隐逸文化与白居易之隐

隐逸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士人的心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呈现出多样形态。唐代诗人白居易将"中隐"作为晚年立身行事的准则,在大量闲适诗中表现出其中隐心态。在传统隐逸文化的背景下,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一种随遇而安、既求超脱之境又无法彻底超脱的并不纯粹的折中之举,但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下又有积极的意义。

论杜甫和白居易谏诤心态差异的文化模型

唐代设置了从八品至三品的谏官体系,谏官的制度化,一方面满足了文人谏政的政治愿望;另一方面又使得谏诤权力固化,削弱了文人谏政的政治使命感。这种现象在白居易的任职经历中表现得最为集中。与杜甫相比,杜甫虽然最高官职仅是八品拾遗,但却终身未忘谏诤本色。而白居易任拾遗只是其政治生涯中的短暂时光,谏职期间,敢杀身进谏。而不任谏职之后,则再无谏臣风采。杜甫和白居易代表了唐代谏臣的两大类型。杜甫是使命性谏官,而白居易则是职务性谏官。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创作心理分析

诗人的作品与他所处的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外部环境对人的内心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分析一个诗人的诗作,必须结合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作家的生平经历来看诗人的创作心理。白居易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表达了对人生命运的看法。这组诗的创作心理与他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思想也在其影响下发生了改变。

宋诗学观照下白居易诗歌“浅、清、切”诗性体认与翻译

白居易诗歌的“浅，清，切”的意致与韵味乃是白诗之魂，白诗之味，白诗之韵。诗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艺术体裁，它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内涵和意趣构成了跨文化诗译中将原诗的形、意、象、韵和风格等美学因子用另一种语言重现与创化的困难。从哲学思辨和美学认知共识与相异的视角体认诗歌的理趣和神韵，白诗翻译思维与实践必然体现既理性而又“形而上”诗性涌动的思辨观和方法论。故用“似又不似”，“信而创化”的“变易”观和方法论实践白诗翻译不失为是一种“理”与“情”互为共融的翻译范式。

白居易诗歌对写实精神的开拓

白居易诗歌的尚实艺术风格,在中唐时代背景下振奋人心,其"意激而言质"的文辞在写实精神的开拓上呈现出丰富性与延展性。儒家出仕的人格需求、地缘文化的空间特征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寄托,共同构筑了白居易诗歌写实创作的灵魂与血肉。

白居易诗歌中的大鹏典故

白居易对《庄子》的受容,是以实用为原则。以大鹏典故为例,白居易对"大鹏"的认知和情感态度随着人生阶段的转换而悄然改变。前期,"大鹏"是他政治抱负的象征,热烈追求的目标。被贬江州后,逐渐看清政治现实,开始理智对待自己的理想。退居洛阳时期,推崇知止知足的生活态度,满足于"蜩鸠""斥鷃"的逍遥生活,"大鹏"不再是他企慕的对象。白居易对"逍遥义"的改造性接受,也是受其人生态度影响的。白诗对大鹏典故的运用也表现出与前代诗歌不一样的特质,在大鹏典故接受史上占据着一定位置。

评价理论态度系统视阈下的白居易诗歌英译研究

本文从评价理论的态度系统角度,对白居易10首叙事诗以及Levy的英译在情感、判断、鉴赏三大子系统的评价资源的分布和使用频率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Levy的翻译有增加态度资源的倾向,但情感资源翻译不够充分,在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的比例上和原诗有差距,对于负面评价译诗多用明确表达等评价策略特点。而这些评价策略和白诗英译者Levy的翻译目的即强调译诗的可读性紧密相关。

唐东都洛阳履道坊白居易宅院出土经幢研究

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53岁的白居易杭州刺史任期届满后，被皇帝召为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宦海沉浮多年的他，开始了“吏隐”生活，“老爱东都好寄身，足泉多竹少埃尘”，并于同年秋在洛阳购买了宅院。宅院位于履道坊西北隅，是“故散骑常侍杨凭宅”。此后白居易又短期外任。至大和三年（公元8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