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狂欢节乌托邦”的诞生与灭亡

《伤心咖啡馆之歌》(1943)是美国南方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一部中篇力作。许多评论家都把它看做表现人类"精神隔绝"的普遍生存状态的一个生动寓言,却往往忽略其颠覆现实世界的乌托邦色彩。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分析"咖啡馆"的地点隐喻和罗锅李蒙的形象塑造中蕴涵的狂欢精神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作品中"狂欢节乌托邦"的诞生与死亡过程显示出文本对美国南方等级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立场。

从意识形态符号学角度看社会谚语

社会谚语包含了很多人生哲学和道德准则,像镜子一样,映射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谚语又是语言和文化的集合,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所以对社会谚语的研究大多是从文化的角度,前苏联著名语言学家巴赫金提出的意识形态符号学理论就是其中一种。巴赫金符号学理论将话语作为典型的意识形态符号,社会谚语是典型的话语,所以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是自然和社会在人头脑中的反射和折射,受文化模式如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这些模式来自于文化的深层结构。意识形态符号又包含了文化深层结构的内容。从这点上理解,意识形态符号就是文化符号。文化深层结构以社会谚语作为表现形式,渗透到个人的意识中去。那么抽象的文化观念就变成了具体的感知和行为。所以文化能够长久。

《解忧杂货店》的时空体特征

《解忧杂货店》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代表作之一,运用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从虚实转换的多重时空、人物的心灵困境以及作品的主题透视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解析,拟从全新的视角对东野圭吾的创作技巧进行探讨和挖掘小说的艺术价值。

批判性坎普：约翰·阿什伯里的《世俗的国度》政治维度(英文)

本文旨在探讨约翰·阿什伯里在2007年出版的诗集《世俗的国度》,尤其是其书名和内容所勾勒出来的政治面向,两者皆隐晦地呼应了他一直以来所讽刺和批判的美国态度。本文也通过探讨此诗集中的政治维度,阐明阿什伯里的诗作不仅止于自娱娱人,更具备在社会政治上关注性的批评,进而反驳对其泛泛的抑或轻蔑的解读,包括那些倾向于将他的作品或同性恋性向与毫无相干的唯美主义硬性关联的评论。通过论证阿什伯里诗性语言中的坎普风格,文章指出,诗人将形形色色的互文性与论述相互交织于社会场域,而绝非只是形式上的语意展演,只求跳脱语言的陈规旧律。他将这种坎普风格建立在意象与态度上,由衷体现一种批判的在场性。这与苏珊·桑塔格的坎普定义截然不同,因为后者旨在刻意展现社会中那些隐而不显的特质。阿什伯里的政治维度具有一种"反阐释学"的态度,强调诗性语言的困顿源自阐释学与其单一性——一个索绪尔留给后结构主义的遗产,即意义指涉的钳制与联结逻辑的制约是为保存中产阶级式的论述基础及其消费型态,但此举却忽略了对多元的社会关系的审视:一是巴赫金所谓的"众声喧哗",一种在社会交流、价值交换传播的互存依赖关系中体现的独特音调语气;二是福柯式的"三度空间思维",一种取决于权力关系机制中主体客体交相互动错置所衍生出意义的辩证更新。处于消费社会中的我们将不难察觉阿什伯里的诗因何被误解为哗众取宠之作。同时,他诗中自我蔑视的语言,也正是对美国社会与帝国主义的讽刺。

后现代杂耍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大众媒体模拟复调中的主体间性新论

在美国娱乐、休闲和流行文化史上,杂耍处于边缘地位,并常常引来争议。从1980年代末到整个1990年代,杂耍不但没有消失,相反,康尼岛(Coney Island)上作为后现代现象而出现的新型杂耍及其遍布纽约城的各色花样,直接导致杂耍的复兴。尽管近几十年来人们常常将巴赫金狂欢化与康尼岛相联系,并将其与复兴之后的杂耍本身相联系,但后现代杂耍绝非一味宣扬媚俗和狂欢化。笔者认为,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后现代杂耍,是通过对话理论来重塑主体间性的典型例子,它对理解当代美学也颇为重要。此外,与大众传媒模拟复调有所不同,后现代杂耍不仅利用社区艺术宣扬外位性,通过对表演者的介入挑战正常化准则,而且它还通过对话理论试图融合艺术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