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后期日本回船贸易的发展及其对幕藩体制的冲击

江户时期,德川幕府通过大阪中央市场和特权商人集团管控国内贸易,维系幕府统治。到江户后期,随着沿岸航运的日渐发达,联通全国的航运交通网开始形成。西南诸藩借助西日本濑户内海的区位优势,依靠回船贸易成功摆脱了财政困境,同时又因位处迎击西方“黑船”的前沿位置,不得不积累财富并加强武备。回船贸易带来的财富积累,让西南诸藩具备了可以对抗幕府的经济实力,也让其统治者及有识之士坚定了贸易致富甚至开国通商的想法。由此,“黑船来航”成为西南诸藩主张开国通商的借口,更成为促使日本推行幕末改革、开启明治新时代的外部契机。“萨长同盟”则成为推翻幕府统治的内部政治力量,推动日本走上倒幕维新之路。

日本江户幕府初期的幕藩体制与商品经济

江户初期是幕藩体制的确立时期,幕府在完备统治全国的体制的同时,必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秩序。幕府首先通过颁布锁国令建立锁国体制,由此掌握了贸易独占权,之后又通过实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完善交通运输机构这一系列政策,为幕藩制下的商品流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17世纪后半期,日本出现了以三都(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市场、由幕府支配全国商品流通的幕藩制商品流通机构。

关于德川幕藩体制及其与日本近代化关系研究的文献综述

幕藩体制是日本近世独特的社会制度,是幕府集权与各藩分权的统一,是至尊天皇与至强将军的统一,是日本历史进入近代化前夜独特的社会制度。因此对于幕藩体制的看法史学界争论颇多,存在不同的观点,大量关于幕藩体制的特征及其与日本近代化关系的著作和论文的涌现,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了论述,加强了人们对日本近世社会制度的了解。

日本江户幕府中后期的幕藩体制与商品经济

江户中后期,幕藩制社会无论在经济构造还是政治体制上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经济上幕府和各藩都出现了财政危机,政治上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幕藩体制进入到危机期。与之相对,江户初期的幕藩制商品流通机构的绝对优势地位,也开始受到农村商品经济和各藩独立领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而发生动摇。为了解决危机,幕府在经济上一方面通过加强对商品市场统制,利用株仲间控制全国的商品流通,压制商品经济在农村和各藩的发展;一方面又开始转变初期“重本抑末”的倾向,积极地吸收商品经济的成果振兴幕府经济。因此这一时期幕藩体制已开始成为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障碍。

日本江户幕府末期的幕藩体制与商品经济

江户中后期幕府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挽救幕藩体制的危机,18世纪末19世纪初,幕藩制商品流通机构开始解体,其主要表现是以大阪为代表的特权性质的中央市场逐渐衰落,而以广大农村小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基础的民族性统一市场逐渐形成,加之幕末各藩的成功改革以及开国贸易给日本国内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幕藩体制及其商品流通机构最终瓦解了。

近世前期的城下町建设

近世前期,日本的中央政权及地方各领主在全国范围内较集中地进行了各自领国都城城下町的建设,同时实施一系列政策举措将其全面经营成为领国统治的中心。通过城下町建设、经营过程中各项政策举措的实施,领主们推动了近世社会身份制和阶级关系的巩固与强化;实现了对领国内物资生产和流通领域较为全面的掌控,建立起以城下町为核心的领国独立的经济圈,保护着领国内市场体系的平衡与稳定;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商品经济因素向领国农村的渗透,维护了领国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

“黑船”冲击与幕末日本的社会因应

西方“黑船”强行叩关,引发幕末的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反应。位处中心的幕府优柔寡断,而位处迎击“黑船”前沿的西南诸藩,其反应程度明显要比幕府强烈,原因在于各藩的多重需求及动机。一是对幕府遏制各藩军事发展的不满;二是对幕府垄断国内外贸易的不满;三是对缺乏政治话语权的不满。最终,军舰加强了各藩的武备建设,商船活跃了国内的商品流通,藩篱的打破和锁国体制的瓦解致使幕府统治走向终结。迎击“黑船”的关键在于解除《大船建造禁止令》,解禁之后的发展出路唯有扩大通商贸易。只是禁令一朝解除,日本的国家走向便朝开国而去,倒幕维新便成不可扭转之势。最终,如同“蒸汽”为“黑船”注入动力一般,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蒸汽船为日本近代工业化发展注入了原动力,加速推动了日本向近代国家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