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重要异文汇校辨正

古今的《老子》诠释异见纷呈,这与异文的大量存在不无关系。但通过对地上地下诸重要版本的对勘,可从异文中甄别出凿实可信的文本,从而为校准或深入理解老子思想奠定坚实基础。此处选取一些可能引发思想歧变的重要异文进行辨析,以确定“多闻数穷”“而有(又)静居众人之所恶”“予善天”“鬻人昭昭”“执今之道”“自今及古”“荣馆”等文本,消除或防止相关的一些误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梳理出文本流变历程。

传世本《归藏·齐母经》“瞿有瞿有觚”考释

本文通过对比传世本(以下简称“传本”)《归藏》、秦简《归藏》、今本《周易》及其他文献典籍,以求传本《归藏·齐母经》之文的准确训解。在一些引用《归藏·齐母经》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瞿有”一词,盖因误解“瞿有”与“有瞿有觚”所致,本文结合《诗经》“有A有B”句式,论证了“有瞿有觚”应为“瞿觚”之义,并且论述了传本《归藏·齐母经》之文与今本《周易·睽》卦爻辞存在一定的关系。

从出土材料再论《文子》及相关问题

本文利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从引《老》、用《老》的角度,论证古本《文子》当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可以用“两次抄袭”的模型来解释。一方面是《文子》在引《老》、用《老》,另一方面《老子》本文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因为《文子》的影响而发生着改变。

湖南里耶所出“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研究

湖南里耶北护城壕出土了一批户籍残简,典型的书写方式是分为五栏,分别著录壮男、壮女、小男、小女以及老男(女),与商鞅变法后秦国的户口统计方式基本一致。这批户籍简的显著特征是一户所有家口都写在一枚版上,版的宽度因各户家口情况的不同而宽窄各异。根据《周礼.秋官.司民》及汉儒郑众的注释,这种户版就是乡保存的户籍,也就是史籍中常常提到的"名数"。这批户版登录的各户籍贯都是南阳里,从其反映的家庭结构、书写格式特别是各户家口没有注明年龄或身高等情况来分析,应该是秦占领楚地后不久编制的。

从战国楚简看通行《周易》版本的价值

作者通过比较今本和楚简《周易》,认为战国楚简与今本《周易》无论是卦符、卦名。还是卦爻辞,整体内容和文辞意义都没有很大的差别,今本虽然经过后世整理,但是文字上仍保留了许多与战国本完全相同或意义相同的文字,这种今本与战国本相关联的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今本仍然是《周易》各种版本中最重要的版本,今本整体上优胜于战国本和其他本,其权威性并没有因为近几年许多《周易》文本的出土而削弱和动摇。当然,今本并非十全十美,个别地方仍有错误,不必盲目崇拜。还有个别字的意义,今本不如战国本更清楚。

帛书《周易》校记

本文以《马王堆汉墓文物·周易》为底本,参考《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研究》、《十三经注疏》所附校勘记互校,撰写20条札记。从校勘、文字、声韵、训诂多角度探讨各本文字,试图沟通其间的关系。

简本《金縢》学术价值新论

本文通过比较简本与传世本《金縢》的叙事结构与用辞,认为简本关于"周公居东"、"风雷示变"等史事的叙述与汉代马融、郑玄等学者的经说比较一致,推断与之类似的《金縢》版本在战国以后仍有传授,马、郑所持的经说即是针对此类版本所作的注解。简本围绕成王"未逆公——亲逆公——出逆公"的线索,比传世本文从字顺,也更多地掺入了整理者的观念,其叙述历史具有战国子书的特点。从其用辞及情景设置来看,简本带有比较鲜明的战国时期色彩。

从竹简《文子》看“传本”《文子》

竹简《文子》四次称引的“传曰” ,当指早于竹简的“传本”《文子》。“传本”《文子》与今本《文子》经说体部分有着一致性。“传本”《文子》的撰作时代约在战国中期前后 ,广泛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九篇本《文子》是“传本”《文子》与竹简《文子》的合编本。

今、帛、竹书《周易》与今、古文问题

帛书及楚竹书、阜阳汉简《周易》的面世,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周易》经文的研究视野。东汉熹平间,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以熹平石经作为今文标准本,熹平石经遂成为后人研究、界定汉代经今、古文的重要依据。然今以帛《易》考之,汉初人们以隶字抄书,并无严格的今、古文区分,故熹平石经作为分辨汉人今、古文的权威,只是为平息当时的今、古文之争。汉唐人以自己所见之有限的古文本而定其"古文某作X",今以竹书校之,方知其所见之古文本及其古文字,与战国竹书古文本多有不同。而由今本与竹书本多有相同相通者考之,知今本确为古文本无疑。随着帛《易》的出土,有本师传授的今文《易》在亡佚千余年后又重现于世,对弄清《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一些疑难卦爻辞原旨,厘清汉人今、古文经学的发展与演变,无疑有重大的借鉴与帮助。

今、帛、竹书《周易》卦爻辞补释

出土简帛易学文献,为今人探索卦爻辞之本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文即以马王堆帛书《周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与今本《周易》相对比,选取坤、蒙、比、履等十五卦中的诸本差异较大的辞句予以训释疏证,辨析其异同,间亦涉及帛本流传等学术问题。

清华简《系年》与赵盾史事新识——兼谈《系年》版本源流问题

学术界结合传世典籍对春秋晋国政治家赵盾已有一定的研究,在新材料清华简《系年》与《左传》《史记》等传世文献对读研究基础上,通过对两者在语用特点、人名称谓以及内容详略上的差异进行梳理分析,认为简本讳言赵盾、穆嬴,称之为"大夫"、"襄夫人",可能是在楚国地域流传的一个简抄本或改写本。清华简《系年》所揭示的晋国诸历史细节值得关注。

试论武威汉简《仪礼》的版本问题——从简本、石经本、今本《仪礼》篇题间的关系着眼

简本《仪礼》现存九篇,每篇都有完整的篇题。这些篇题与石经本、今本《仪礼》的篇题相较,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诸篇题之间是什么关系,诸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从此角度出发展开讨论,通过分析各篇题之间的具体关系,可以揭示它们之间在版本上的联系,进而推求简本《仪礼》的版本问题。

竹简《老子》解开千古疑团

从对竹简《老子》及其他史料的研究中,可以断定:确有两本《老子》,一为原本,真正的古本;一为扩本,现今通行本;原本《老子》不分上下篇,作者确为老聃;扩本《老子》的扩写者很可能是关尹,不是太史儋;太史儋当为原本《老子》的传抄者。

上博《诗论》的论诗特点与《毛序》的作期

上博《诗论》与《毛序》相比,《诗论》的论诗具有明显的两个特点,既注重诗篇的一般性的政治内容,也重视诗篇所体现出的某种共通的道理;而《毛序》的解诗则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即对诗的解释更加具体、更重视史实、更强调政治性。从《诗》学接受史考察,认为《毛序》是经累积而成的、以《诗》为载体体现自春秋以来的儒家思想的一部经典。《毛序》由秦、汉间人编纂而成。

利用武威汉墓《仪礼》校正通行本《仪礼》一则——论“父”字当为“久”字

对通行本《仪礼.士相见礼第三》与《武威汉简.甲本士相见之礼》第12号简两个版本存在的异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整理者受通行本及郑(玄)注影响,将"久"直接释为"父",既不符合原简文字形,也不符合文意。对于简本的"久"字和通行本的"父"字,我们认为"久"是正字,"久"比"父"更加契合文义。此字关系到对古代礼仪的认识,因而弄清这一问题有重要意义。

《孙子兵法》善本考

《孙子兵法》的善本不外乎以下几种本子:第一是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第二是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第三是宋本《武经七书》本《孙子兵法》,第四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对《孙子兵法》的主要版本作一概括性的介绍,可以为孙子兵法研究提供可靠的文本。

杂论楚竹书《周易》异文的可能价值

本文从楚简《周易》有限的卦爻辞资料,配合既有的《易》学文献,分别推论经文和传文中《彖》、《象》二传的写定过程。其形成为今本固定的面貌,可能是经由不同时期和不同《易》家之手所修订改造完成。而就于今所见文本而言,楚简本年代最早,又可据以参证检讨经文的解读,以至判定其前出土帛本文字的是非得失。全文析分为四项,各举出若干例证以为说明。透过这些例证,不只可以更清楚了解今本《周易》形成过程的变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先秦典籍编制的性质和情况。

试论汉简《孙子》“隶变字体比对法”体系构建

汉简本《孙子兵法》抄写处于汉字隶变时期,字体具有古隶期和隶变走向成熟期的鲜明特点,简文抄写者的笔迹与字形变化体现出不同时期的字体风格,这些都是识别汉简本组成的基本元素。本文以汉简本《孙子兵法》常用字为样标,来探讨参照抄本与时段形成关系,进而构建隶变字体比对法框架体系,并就其作用与价值作了展望。

结合出土文献研究秦汉时期古典针灸理论体系

古典针灸理论体系形成于先秦及两汉时期,秦汉时期的张家山汉简《脉书》、马王堆汉墓医书、《黄帝内经》都是古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对研究后世针灸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古典针灸中蕴含三大理论体系,包括五行体系、卫气体系和阴阳体系。五行体系以五脏病为核心,脉色合参,或从经验效穴,或从经脉取穴为治;卫气体系以卫气循行、输布为核心,"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治疗或取经脉之荥穴、输穴,或从气街论治。阴阳体系谨守经脉之偏盛偏衰,脉证合参,判断病脉,以针刺调其阴阳平衡为治。

个体伦理与历史书写:司马迁的“金縢”

司马迁是周公—孔子传统的继承者。如何理解司马迁讲述周公故事的方式,对于理解其历史写作和文化思想是至关重要的。以今传本《金縢》故事内容为基本参照,对观清华简《金縢》(简本《金縢》)与《鲁周公世家》本《金縢》(《鲁》本《金縢》)的叙事方式可以看出,简本《金縢》叙事主要关注的是“金縢之书”从被隐藏到被发现、周公从被误解到被尊显的转折所带来的表层戏剧性;而司马迁在《鲁周公世家》的写作中则洞悉了《金縢》故事中周公行动所隐藏的个体伦理之维,展示了个体伦理与普遍伦理的张力所带来的深层戏剧性,并完成了对周公政治传统的指认。结合自身经历和对个体伦理的体悟,司马迁将个体伦理之维延续到他的历史写作中,实现了其历史写作的伦理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