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兼论安大简《诗经》的版本问题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二国风当确指“魏风”与“唐风”(晋诗),其命名之所以异于传世本《毛诗》,可能是由于该本之祖本采用了根据采诗或献诗时魏国实际政治中心所在(“霍”,即“侯”)与晋诗的实际采取之地(“晋国之魏邑”)命名的方式。从“侯六”“魏九”命名的原生态化,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安大简《诗经》的祖本应该是早于儒家诗教本的一个两周官学的初编本,楚国学官出于对本国礼乐祭祀文化的保护目的,在此初编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节选,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无《雅》《颂》和《国风》不全的安大简《诗经》的面貌;而从安大简《诗经》中异体字大量出现于同篇的特点来看,该选本可能同时兼有“识字辨义”的教育功用,是教授楚国官学之“国子”的初级教本。

出土文献与考古视野下“中华”观念的形成

日渐丰富的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中,蕴含着在先秦时期“中华”观念形成的历史信息。“中”的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关。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发展,为战国晚期“中华”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产生之时,“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

基于安大简谈《诗经》中的联绵词问题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诗经》与《毛诗》相较,在联绵词上呈现如下情况:《毛诗》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且非联绵词;《毛诗》不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而为联绵词;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而文字有别;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且文字全同。这些情况说明研究中要尊重出土文献自身的文本内容,以客观、统一的标准和原则处理传世与出土文本的异文。其也证明了简本对于《诗经》语言文字和文本研究的重要意义。

读北大秦简《从政之经》札记五则

北大秦简《从政之经》,在注释方面存在释义不确的地方。如,简5壹“安静毋苛”之“苛”,当训作“扰”;简8壹“廉毋刖”之“刖”,读为“刿”,当训作“割伤”;简9贰“术(怵)狄(惕)之心”之“术狄”读为“怵惕”,当训作“畏惧,恐惧”;简20壹“老弱独槫(转)”之“槫”,当读为“专”,训作“孤单”。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清华简(陆)与《释名》训释合证举隅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收录了五篇先秦佚篇,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和语言文字有着重要价值。结合简文内容与《释名》训释,可以发现一些后世罕见之古义,为《释名》释义提供书证,提前与《释名》相关书证的年代。这些认识将有助于更清晰地梳理汉语词义发展的脉络,为大型工具书的修订和完善提供借鉴参考,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发掘《释名》一书的语料价值。

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国风次序、个别国风命名、个别国风篇目及写本分篇等方面均与孔子编定的《诗经》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写本的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的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的命名是战国时局在诗学上的投影与反映,体现了诗学与政治的统一性。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矦风附记为魏国人所作,其性质为后世“跋语”类文字。安大简《诗经》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缘故。

安大简与毛诗《羔羊》的章指对读

通过对安大简和毛诗《羔羊》的对比细读,发现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存在着异文和章次安排的差异。搜集前贤经学训诂和小学训诂材料,运用文献研究中的文例排比法和语言研究中的历史比较法,梳理“皮、裘、革”概念聚合与“紽、总、緎”概念聚合的对应关系,释读该诗对“节俭正直,先公后私,化行文王之政”的卿大夫赞美的章指内涵,只是不同的版本系统塑造主人公形象的方法不同。

北大秦简《算书》甲种“三方三圆”宇宙模型新探

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甲种以《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为开篇,陈起为了论证“天下之物,无不用数”的观点,论及了“三方三圆”宇宙模型.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三方三圆”的基本结构是方内接于圆,通过小圆外切中方、中圆外切大方的嵌套结构将小、中、大三组方圆联系起来,小、中、大三圆的半径比为5∶7∶10.此模型的结构呈现出“外圆内方”的总体特征.“外圆内方”模型所确立的三圆半径比是正确的,但是“外圆内方”模型及其论证过程均存在疑点.“三方三圆”宇宙模型的结构应该是方外切于圆,小、中、大三组方圆的嵌套方式是中圆外接小方、大圆外接中方,呈现出“外方内圆”的总体特征.

安大简《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兼与传世文献互证

新出安大简《仲尼曰》作为战国写本,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新材料。本文重点探讨《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对论及言行关系的简文加以解析,并指出《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的三个方面:主张言不过行,要求少言慎言,并强调慎言与“仁”的关联。在战国竹书本与传世文献相对读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窥见儒家思想的传承性与复杂性,同时能够对《论语》等传世文献的成书、流传以及儒家思想的演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從安大楚簡《詩經》的“肅”“椒”説到楚國的“戚郢”

安大簡《詩經》的■、■等,分别對應今本毛詩之“肅”和“椒”。這些寫法與以往所見有所不同,但都與楚國都邑名一般釋讀爲“戚郢”之“戚”爲同字異體或變體。此字可以重新劃分爲八式,可能來源於兩周金文如伯戚父簋、薛侯鼎、曾伯鉞等有關字形,以及偏旁相當於形容鐘聲之字所從的“尗”,可以釋讀爲、戚或菽、椒,抑或秋。其與象形的“戚”及古文字“殺”有别。“■(戚、椒)郢”無論如何釋讀,其地應該就是今之湖北荆州城北的紀南城遺址。

安大简《诗经》“侯”风及文本性质析论

安大简《诗经》的篇次排序问题主要集中在“侯”风之上,研究者或以为“侯”风为《王风》;或以为《魏》与《唐》产生置误;或以为《侯》为晋诗;或以为《侯》与魏文侯有关等。文本性质方面,既有将其看作战国时期乐歌的歌辞选本的,也有将其视为书写本的。梳理以上各种观点,并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化具体辨析,认为无论是“侯”风问题,还是文本性质问题,每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难以形成定论,有待于学界进一步开展讨论研究。

《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解

根据安大简,《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的"濩"当读为"穫",与"刈"构成同义关系,此句和下句"为絺为绤"句式相同。《清华一·金縢》9号简中与《尚书·金縢》"穫"相对应的字,应分析为从"攴","刈"声,"刈"字繁体。"刈""穫"属于同义互换。根据安大简"刈"字从"禾"从"■",我们分析了楚文字中其他"刈"字的释义。

从清华简《系年》看晋国的邦交——以晋楚、晋秦关系为中心

清华简《系年》对春秋战国的国际关系有许多揭示,以晋楚、晋秦关系为中心,审视晋国的邦交,同时将相关记载与《左传》等传世文献进行初步的比较研究。晋、楚两国史事在《系年》中所占比重最大,《系年》较明晰地记录了两国的争霸始末。按《系年》的话说,"楚以与晋固为怨",两国关系以对抗为主旋律。晋秦关系按照《系年》的话说,一开始是"秦、晋焉始会好",后来"秦焉始与晋执乱",经历了由亲善到对抗的道路。此外,《系年》对晋齐、晋吴、晋越关系均有称述。

谈楚文字中的“兕”

楚文字中有个旧释为""的字,根据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诗经》的材料,改释为"兕",字形分析为从"兕",加注"厶"声。包山269、牍1"一和兕",即"一和兕甲","兕甲",即兕牛皮作的铠甲。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文字学启示

本文根据已公布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材料探索了佚书《仓颉篇》秦汉间演变情况,讨论了秦始皇统一文字背景下的语言、文字问题及汉字在汉代形体发展的文化原因。

由清华简《系年》论《文侯之命》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系年》中有关两周之际历史的记述十分重要,许多地方可以与古本《纪年》合观,补充和订正一些历史问题的定见。据《系年》简文可推断《尚书.文侯之命》的著成年代当晚于晋文侯三十一年,即公元前750年之后。

■羌钟与清华简《系年》合证

清华简《系年》的内容多可与■羌钟铭文参证发明。《系年》可以澄清■羌钟铭文的一些疑啎,如"隹廿又再祀"的理解,再如"■"、"■"等字的释读。《系年》与■羌钟均记载了公元前404年三晋伐齐之战,结合相关文献,得以进一步还原该事件的始末。■羌钟与《系年》均涉及齐长城,由《系年》引发的是否存在济水沿线的齐长城的问题,尚难论定。

释䙟

上博简三《亘先》和清华简壹《楚居》、清华简柒《越公其事》习见一个内从衣,外也从衣的字,过去学者或释读作“袭”。事实上,从训诂和音韵学角度看,这个字应该释作“!”,在清华简《楚居》、《越公其事》简27中读作“回”,表示“还”“反”“归”等意思,在甲骨文中则读作“危”,《越公其事》中相关的字则读作“毁”或“危”表示毁败义;而在上博简《亘先》里,此字可与微部字押韵。

谈安大简《诗经》的一个异文

《诗·周南·关雎》"寤寐"之"寐",安大简写作""。此字形当分析为从"丬","帚"声,系"寝"字异体。"寝"古训"寐"。《诗经》早期版本作"寝",因"寝"、"寐"义同互训;加之秦朝焚书坑儒,典籍失传,至汉代,文献的流传靠口耳相授;且"寐"字有一种形体从"寝",汉代学者可能误认为是"寐"了,于是"寤寝"就变成了"寤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