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与春秋向戌弭兵后国际关系新探——兼论战国的起始年问题

清华简《系年》中有许多内容可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其与《春秋》经传多有差异。《系年》中有关春秋后期战争及国际局势的记载说明向戌弭兵后,晋国作为“盟主”,依旧掌握着外交上的主动权,但因地缘以及政治因素使其最终走向衰落。楚国由于失去齐、秦二国的帮助,加上吴、晋二国的步步紧逼,几近亡国。随着春秋初年义利观的瓦解,小国谋求独立自主的倾向开始加强,并试图摆脱寄人篱下的国际地位,由此最终推进了战国时代的到来。吴越间的争霸战争不能作为判断战国起始年的依据,战国的起始年应为公元前403年。

《孙子兵法·形篇》札记——简本与十一家注本异文分析

《孙子兵法》是一部针对统帅和将军的军事著作,与统帅相关的属于军事战略思想,对将军而言的则是一系列具体的战术原则。《形篇》的旨意是对统帅讲“先为不可胜”的国防战略问题,汉简本“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正是这方面的认识,十一家注本改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不妥。另在“动于九天之上”前加“善攻者”有误,其主语当为“善守者”。简本“无奇胜”,指统帅要从国家整体实力出发考虑问题,不能把胜利寄托在将军个人的谋略才能上,这与《势篇》指示将军在指挥作战时要“以奇胜”没有矛盾。在“胜”前有“称”,是对“胜”的限定,强调基于客观比较分析的实践理性精神。由此可见,十一家注本对于《孙子兵法》本旨有误读。当然,这也可谓阐释过程中的军事思想发展。

“荆州战国乐简学术研讨会”纪要

湖北荆州王家嘴战国楚墓2021年6月所出战国乐简,是全新的简册类型,具有重大学术价值。2023年10月14—15日,“荆州战国乐简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就这一重要新出文献进行研讨。与会专家就荆州乐简古乐谱性质的判定及其研究方法,荆州乐简与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古代文明,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探讨,以期推动对该批乐简文献的研究以及相关学科建设的进程。

基于安大简谈《诗经》中的联绵词问题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诗经》与《毛诗》相较,在联绵词上呈现如下情况:《毛诗》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且非联绵词;《毛诗》不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而为联绵词;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而文字有别;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且文字全同。这些情况说明研究中要尊重出土文献自身的文本内容,以客观、统一的标准和原则处理传世与出土文本的异文。其也证明了简本对于《诗经》语言文字和文本研究的重要意义。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国风次序、个别国风命名、个别国风篇目及写本分篇等方面均与孔子编定的《诗经》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写本的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的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的命名是战国时局在诗学上的投影与反映,体现了诗学与政治的统一性。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矦风附记为魏国人所作,其性质为后世“跋语”类文字。安大简《诗经》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缘故。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二题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可以互相发明。1.殷墟卜辞的“[册口]”,楚简中写作“册告”“册祝告”,传世文献中则写作“册祝”“策告”,书写形式和表述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以简册报告”“称册祝告”的意思仍然沿用。而且,从清华简《金滕》(《尚书·金滕》亦然)可见古人的册告仪式和背景信息,而卜筮简则可见册告的较完整句型。2.楚简中的“习贞”,对应殷墟卜辞中的“习卜”,二者均有重复占卜的意思,均位于前辞的位置。3.殷墟甲骨无名组“习卜”的最高次数为“四”,表明重复占卜四次,共占卜五次,与目前所见成套甲骨为“五”的情形相合,但有一版“六卜”午组卜辞和一版含序数“七”的师组卜辞可能是特例。4.与“习卜”相关的“三卜制”耐人寻味,“三卜”现象的确存在于殷墟卜辞,但承担三卜的人物是否分属于王(元卜)、右卜和左卜还值得进一步讨论。5.论文还对殷墟卜辞的“习卜”辞进行了辨析,去除了一些误解。

荆州战国楚墓竹简古乐谱书写制度初探

湖北荆州王家嘴战国楚墓2021年6月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种新见类型简册,可称为“乐简”,记载的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古乐谱。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发现。根据竹简图版及整理者的介绍,对其中两枚乐简释文进行初步研究可知:根据古代简册制度看,其上不固定位置的、通简标有的横线应是表达某音乐单元终结的标记符号;乐简上简文的读法是分段阅读,先右列后左列,接续而下。这一研究结论对人们深入认识乐简的性质,从而进一步探究其简文的内在规律提供了基础。

论孟子对先秦儒家战争观的继承与提升

孟子的战争观有着一套完整的逻辑框架,其中包括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前者隐含着对战争技巧的不屑态度;后者在论及具体战争中小国面对大国的攻伐时,则显示出孟子战争观念的局限所在,这种局限恰好在于孟子对战争技巧的反对。然而从孟子对《司马法》的继承中能够得知孟子并非接触不到有关战争技巧的理论资源。其反对的原因在于儒家内部理论体系的惯性和学派论辩的话语需要。至战国中后期,孟子战争理论在《曹沫之陈》的承继与超越中实现了儒家学说的蜕变。

论战国楚简中乐学文献的主要类型及其文学批评意蕴

出土楚简中有许多乐学文献,这些乐学文献类型多样,蕴含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对诗乐实践活动的记载。战国楚简中所记载的诗乐实践活动类型多样,包含对远古时代乐官诗乐活动的记载,对祭祀、丧葬中乐器使用的记载,对宴饗、军事活动中诗乐实践的记载等。其二,对诗乐范畴的阐释,其中涉及对“和”“德”“情性”等多个诗乐范畴的论述。其三,对诗乐功能的认识,包括对诗乐娱神、乐人化人、以乐辅政等多种诗乐功能的认识。战国楚简中的乐学文献,充分体现了先秦时期诗乐批评活动的丰富多样,展示了先秦文学批评思想发展的脉络。

简本《孙子》“率师比在陉”考释——越王勾践称雄诸侯的用间策略

银雀山汉简《孙子·用间》说:“周之兴也,吕牙在□。□□□□,率师比在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经过考证,作者认为,简文中的“率师比”,应指春秋末期卫国大夫“褚师比”;“陉”,应指陉邑,为鲁国大夫公孙有陉之封邑,“公孙有陉”又称公孙有山,《史记·鲁世家》称作“陉氏”;“率师比”上缺文4字应补作“越之兴也”。

论银雀山汉简系列隶变字体形成及作用

银雀山汉简系列隶变字体与楚、秦文化汉字的发展走向有所不同,在汉字隶变过程中,保留着区域文化特征。以《孙子兵法》隶变字体为主的“兵”字演化及“一简两写字”现象,可寻迹探讨银雀山汉简系列隶变字体形成及作用。

否叔尊、卣“否叔献彝”解诂

据铭文上下文记事逻辑并参照殷墟甲骨卜辞及战国楚简等相关出土文献,否叔尊、卣“否叔献彝”应理解为否叔制作彝器献祭于鬼神,以为其母禳除疾病;否叔献彝的对象系自然神或祖先神鬼,而非其母;及其母病甚而不治,否叔又为其制作随葬的遣器以记其事,此即此套器物制作及铭文记事之缘由。据器物种类、数量及组合等情况看,作器者否叔及其母应系身份等级很高的高级贵族。

银雀山竹简《兵法》避讳字与断代探讨

本文对隶变字体避讳字与断代的探讨仅涉及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及轶文(以下称《兵法轶文》)所见避讳字,是以整理小组(壹)竹简摹本编号字体为依据,其中《孙子兵法》上编13篇及下编5篇。《孙膑兵法》是以《孙膑兵法新释》附录摹本编号字体为依据,其中正文16篇及《兵法轶文》15篇。由于竹简《兵法》隶变字体正处于秦末汉初时期,与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抄本字体所处阶段大体相同,利用避讳汉字可以进行隶变字体及同简篇文其他字体的比对,提供了观察避讳字所处时段的判断过程,结合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抄本字体来比对,可做出时期判别。所以,利用动态隶变字体与静态避讳字体进行纵横向比对,是探讨竹简《兵法》篇文所处时代的较好方法。

上博簡五《季庚子問於孔子》札記

上博簡5“檊童”讀爲“幹棟”,比喻國家重要的賢能之人。簡11下和簡18上編聯後,簡文中的“是”讀爲“寔”。“古女”當讀爲“胡如”。“疋”當讀爲“胥”,相、輔佐。簡文的意思是説:不如您來輔佐我怎麽樣?簡22下應點斷爲:“滅速,毋亘才。■〓殜比■,邦相壞毁。衆必亞善,臤人……”“■〓”爲重文,前一字讀“苟”,如果、如若之義。後一字讀“後”。簡文是個複句,“苟後世比亂,邦將壞毁”表假設,下半句表示這種假設條件下可能的結果。

沪简《周易》选释(修订)

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与今本文字多有异同。本文就竹简本中十条异文予以考证,或揭示其释字依据,或分析其通假关系,也间或涉及其讹变关系,提出若干与旧注不同的新观点。

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纂特点

《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简》(贰)所载《系年》,主要记录春秋至战国早期晋、楚两国的霸业发展史。从体例看,各章皆具因事成篇的特点,应是一部具有纪事本末体性质的早期史著。从谋篇布局看,其全篇可分作3个部分,第1章总揽全局,归纳兴衰的根本原因,高屋建瓴;第2至5章铺叙重要诸侯国简史,展现霸业发展的基本背景与形势,开局宏大;第6至23章以晋、楚迭为中心,叙述霸业全过程,内容完整。《系年》是战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成就。

楚秦洞庭苍梧及源流演变

从里耶简文出发,结合相关材料分析秦简牍所见洞庭、苍梧两郡,将传世文献所见楚洞庭、苍梧,汉苍梧郡与两秦郡相比较,另将楚秦黔中郡、秦汉长沙郡、汉武陵郡等一并考虑,以考察楚秦洞庭、苍梧之源流演变。认为最早楚洞庭应指山名或一较小水泽名,后泛指沅湘下游洞庭湖平原,亦指楚邑名,战国晚期因楚秦战争,楚国才在此设郡,其范围当与"洞庭五渚江南"(楚邑)及包山楚简所见楚县邑有关,含湘资沅澧下游通道;而秦洞庭郡含沅澧中下游(包括酉水流域),郡治应在临沅或索。楚苍梧腹地在九疑山区,而秦苍梧郡更重视五岭关口,二者范围、南界应有不同;汉苍梧郡仅设于五岭以南,与秦越(西瓯骆越)战争、秦朝平定南越后分设桂林等郡、楚秦移民及其后裔对岭南"封中"等地的开发、秦苍梧郡分划以及汉初南越国设苍梧王属地(或以桂林监守之)等过程、因素有关。

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问题

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不少学者相信它源于西周文本。然而,通过对《保训》的语言特征、阴阳观念、中道思想的比勘分析,可以推定它并非商末周初史官实录的周文王遗言,而是成书于战国前期的托古言事之作。

释䙟

上博简三《亘先》和清华简壹《楚居》、清华简柒《越公其事》习见一个内从衣,外也从衣的字,过去学者或释读作“袭”。事实上,从训诂和音韵学角度看,这个字应该释作“!”,在清华简《楚居》、《越公其事》简27中读作“回”,表示“还”“反”“归”等意思,在甲骨文中则读作“危”,《越公其事》中相关的字则读作“毁”或“危”表示毁败义;而在上博简《亘先》里,此字可与微部字押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