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敦煌郡聚落与移民、水渠关系研究——以敦煌出土文献记载大穰里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聚落的形成与移民到来、水渠修筑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对大穰里相关文献的综合考察得知,西汉敦煌郡效谷县设置大穰里,该里与悬泉置长期密切合作,大穰里从民房、牲畜、车辆乃至人力等层面对悬泉置工作形成支持,并得以增加收入。大穰里的得名有祈求丰收之意,另外还有可能该里是由南阳郡穰县移民建立,因而得名。此外,敦煌文献记载敦煌东部有大壤渠、大让渠、大让庄,其名称来源可能都是源自西汉大穰里,并且唐宋时期的大壤渠、大让渠可能也是继承自西汉时期。足见西汉敦煌郡所建立的聚落与水渠在唐宋敦煌地区还仍旧发挥着作用,大穰里等村落的得名是西汉移民文化的标志,而这些地名或渠名能够延续至唐宋时期继续使用,亦可彰显出西汉移民实边政策及由此形成的移民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简牍所见战国秦至汉初“内史”及其沿革

“内史”一职西周已有,春秋战国以降秦因之,一度作为位次丞相的中央职官参与国家立法,掌治国家财政、上计等事务。秦统一前后,“内史”作为京畿地区治民长官的职能不断加强,“内史”职能或经拆分,将仓廪谷货部分析出,别置“治粟内史”。汉兴,“治粟内史”职权重归“内史”,直至高后执政后期,因现实需要,才又重新析为两职。

关于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乙种》的综合研究

新近公布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有三种前所未知的数学著作,《算书乙种》是其中之一。本文首次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体例与编纂特点、知识类型与数学方法,以及相关的社会背景,并修正了以前学术界的若干不当认识。此书为撮编之作,结构上有一定层次,体现出编排的意图但考虑不周。作为实用算法式数学文献,此书不属于从“九数”发展至《九章算术》的经典系统,但它的内容仍为刘徽关于《九章算术》源于其先秦祖本的记载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同时,此书也为研究秦国和秦代社会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原始文献。

海昏汉简《诗经》研究三题

学术界广泛认可海昏汉简《诗经》为《鲁诗》。从已经公布的部分文本内容来看,海昏汉简《诗经》符合“故”的文本特征,因此,疑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鲁故》。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的编连,应符合古书正文在小题前而小题又在大题前的通例,标题简应当置于末尾而不当在前。据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中“予其惩而八”可知,《周颂·小些》“予其惩而些后患”当断句为“予其惩而,些后患”,与《毛诗》同。

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试析

[目的]探析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为现代中医临床运用酒提供借鉴。[方法]以《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周家台秦简医方》以及《天回医简》等出土文献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出土文献中酒的应用进行对比总结研究。[结果]出土医学文献中对酒的应用虽没有具体说明用酒的原因,但从同时期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以进行综合分析。酒在先秦秦汉时期多为黄酒,使用方法多是以酒调服,酒煎剂和浸渍法,并广泛应用于各类疾病的治疗。酒有“改变药性,直达病所”“温经通络,祛瘀止痛”“矫除臭味,增强药效”等功效。后世文献中对于酒的运用,在各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但皆是在秦汉时期酒应用的基础上进行发展。[结论]酒在现代中医临床治疗的运用中存在巨大的潜力,但酒浸泡药物的时间、煎煮法等对药效的影响等方面均值得深入研究。

武威汉代医简虚词研究

汉语虚词在语法结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是重要的语法手段。学术界对武威汉代医简的研究多注重其医学价值,语言文字角度的研究多是古文字领域内的文字考释,虚词研究的成果不多见。该文试图对武威汉代医简的虚词首次做全面的调查和整理,这是汉语史领域有意义的工作,不足之处还请各方指正。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虚词是重要的表示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虚词的研究在古籍作品研究领域一直具有较高价值。经过整理,发现武威汉代医简共出现虚词74个,总使用量为497例,由于武威汉代医简92枚医学简册多记载医方,对话少,所以其中出现的语气词、叹词不多,副词是武威汉代医简虚词中使用最多的一类虚词,其次是介词和连词。

印文誊录与汉代地方行政:基于简牍公文书的讨论

汉代简牍文书誊录了一些印文内容,在文书作业的不同环节,各有特色。文书传行环节多数照实抄录,但有时简写印文或简述印文,比如机构和官称的省写,也有对印章责任人所做的描述性誊录,这些都以能准确辨识发文者为原则。西北地区简牍的收文记录则几乎完全照录印文,而长沙东汉简牍中的收文记录则由发文者事先写就,比印文内容更翔实。传的印文也会被关吏忠实记录下来。汉代公文书印文誊录,反映了地方行政事务责任落实到人,秉承灵活务实原则,其流程不断优化,更加简洁、高效等特征。

悬泉汉简新见钱券考释一则

《悬泉汉简(贰)》中编号为I90DXT0210①:3的文书简是一枚出钱券,简文中漏释之字应为“文”字,指用现钱支付。简文内容为少内啬夫辅向代替厩御孟子执行送客任务的平民孟延年支付975钱的记录。其中“客五人”应是敦煌郡广至县到悬泉置劳作的庶人,975钱应为由县财政支付的本次送客任务的专项经费。此外,结合秦汉券书的使用情况及简文内容等方面信息综合判断,此枚钱券的形制应为三辨券。

汉代遣册名物“䈕”与“缯方缇”合证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遣册所记名物“䈕”不应读作“箪”,当照本字“䈕”解为竹器,与墓中出土盛放泥“半两”钱的竹篓相对应。这种竹器因附有两耳用于提挈,故名为“䈕”。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所记“盛粟䈕”之“䈕”亦是此物。江苏连云港尹湾六号西汉墓出土遣册木牍所记“缯方缇”之“缇”也应当读作“䈕”,指盛放墓主人生前所用文具的竹器。由于此处的“缇(䈕)”为方形,与一般的圆形“䈕”有别,同时其外又裱有一层缯帛,故以“缯方缇(䈕)”称之。

张家界古人堤汉简释文校补

古人堤东汉简牍残泐严重,虽历经多次整理,但部分释文仍有较大改释、补释的空间。本文在最新整理成果的基础之上,对释文中误释和阙释的七、孙、猛、侍、县、长、属、君等字提出个人见解,力求提供更加准确的释文参考。

秦汉简牍所见“长沙”县考

里耶秦简、华远秦牍、益阳兔子山汉简均见地名“长沙”,表明秦代延续楚国的建置设有长沙县,该县作为苍梧郡的郡治,一直延续至汉初。秦长沙县故城在今长沙市五一广场及周边地区,汉初临湘县的城址可能在北津城,疑吴氏长沙国的国都可能曾由北津城迁至“临湘故城”,迁置后原长沙县改名为临湘县。

河西屯戍汉简诗歌文献探析

出土于疏勒河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河西屯戍汉简,部分简文与文学关系密切,部分简文本身就是文学作品。经梳理目前公布的河西屯戍汉简资料,发现其中有12首诗歌。这些诗歌虽然多为残篇,但保留了汉代西北边塞诗歌的原初形态,真实反映了汉代的边塞风光、边境的社会生活和边关军民丰富的情感世界,丰富了汉代底层文人的诗歌文献,拓宽了汉代诗歌的题材范围,为探索汉代诗体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可信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M3石刻画像墨书“襄人”新说

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M3石刻画像上出现的“襄人”,学界或以为是胡人,或以为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族称,尚无定论。长沙走马楼西汉简中出现的“襄人”为人名而非族称,且秦汉简牍与玺印中多有以“胡人”“越人”“赵人”“市人”“央人”“里人”“外人”“圣人”“异人”等以“某人”为名的取名现象。通过考察M3石刻画像主题与墨书“襄人”的位置,结合目前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榜题、工作性铭文的特点,可以确定M3石刻画像上墨书的“襄人”应为工匠题名,与“胡人舞蹈图”的主题内容应无关。“襄人人名说”可解决长久以来对M3“胡人舞蹈图”上端墨书“襄人”内涵的争论,消除此前各说对M3石刻画像石主题与“襄人”解释之间的抵牾。

额济纳汉简书法鉴赏与创作的审美理路

额济纳出土的简牍是两汉时期书法墨迹,是汉代书法“隶书草化”的缩影。额济纳汉简书法鉴赏与创作过程中可见“象、法”的书法形式要素以及以“媚美”为形式规定的法度特征与以“自由”为内容追求的书意特征,由此升华出从“书法意象”到“书法意境”的额济纳汉简审美理路。

《悬泉汉简(贰)》所载“东乌泽亭”地望蠡测

《悬泉汉简(贰)》由三枚简组成的册书完整地记录了敦煌郡广至县“东乌泽亭”相关情况,至于“东乌泽亭”地望,则因史料有限而尚无结论。从传世文献及考古调查发现来看,汉唐时期在今瓜州县以西疏勒河下游、截山子以北的区域存在广阔的湖泊水系,乌泽就是其中的一片湖泊。这里也曾是敦煌主要的农垦区。因此,悬泉汉简所载“东乌泽亭”即在此附近,也就是今瓜州县南岔镇六工村西南12公里芦草沟城一带。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北凉段业在此开置乌泽县,隋代乌泽县并入常乐县后,乌泽这一历史地名随之湮没消失。

《孙子兵法·形篇》札记——简本与十一家注本异文分析

《孙子兵法》是一部针对统帅和将军的军事著作,与统帅相关的属于军事战略思想,对将军而言的则是一系列具体的战术原则。《形篇》的旨意是对统帅讲“先为不可胜”的国防战略问题,汉简本“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正是这方面的认识,十一家注本改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不妥。另在“动于九天之上”前加“善攻者”有误,其主语当为“善守者”。简本“无奇胜”,指统帅要从国家整体实力出发考虑问题,不能把胜利寄托在将军个人的谋略才能上,这与《势篇》指示将军在指挥作战时要“以奇胜”没有矛盾。在“胜”前有“称”,是对“胜”的限定,强调基于客观比较分析的实践理性精神。由此可见,十一家注本对于《孙子兵法》本旨有误读。当然,这也可谓阐释过程中的军事思想发展。

论尉缭子的“文武之道”

“文武之道”原是指尧、舜、禹、汤、周文、周武等古代圣王治国平天下之道。20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了大批兵书残简,其中有与今本《尉缭子》[1]大致相同的残简六篇。残简中多有尉缭对“文、武”的论述,他以治兵实际为出发点,紧密联系战国大变革的时代特点,适应战国大变革时代变化,结合兵家治军的实际经验,形成了带有兵家思想特色的“文武之道”,即以德为先、刑为后的教戒之道,赏于前、罚为后的兴功止奸之道,文攻武守的固国之道。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校读札记

《刑德》甲篇“德徙土”“(刑)居木”应改释为“德居土”“(刑)【从水】徙木”,离【=(离,离)廿(二十)岁而复并居】水”应改释为“离行【十六岁而复并居木,廿岁复并居】水”,“有胜日”应改释为“十胜曰”,“【(刑)、德】以子徙”应改释为“【六康曰:】以子徙”,“倍(背)(刑)德,益”应改释为“逆(刑)德,胜”,“日之奇□□□□伐国□□□□□胜之”可补为“日之奇□以为□伐国,地之,逆刑德,胜之”。此外,本文缀合了《阴阳五行》乙篇《刑日图》的两块帛片,发现了《五行禁日》中被误剪的“斩”字,找到属于该篇的六块残片。

西汉政府的罪犯徙边敦煌郡——以敦煌出土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政府发配罪犯徙边敦煌郡是一种常态化举措。徙边敦煌郡的罪犯按人员类型大概可分为三种:第一,犯罪之官员;第二,大逆无道罪犯家属;第三,各种刑事犯罪人员。各种类型人员或因犯罪或被牵连而徙边敦煌郡,对敦煌郡的人口增长、经济与文化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意义。与此同时,各类人员徙边敦煌,促进了中原先进技术在当地的传播,并且这些文化和技术还通过敦煌继续影响西域地区,从而推动了地区间文化、科技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