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藏秦简《制衣》“襲”字考

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制衣》记载了秦代“襲”衣的尺寸和制法,其“襲”字的含义在古代服饰与“三礼”研究中具备特殊性,厘清“襲”字释义并对“襲”的使用价值作出判断具备必要性。梳理历代典籍文献及学者对“襲”的注释训解,并与同时期汉墓遣策记载相比较,得出以下结论:秦汉时期,“襲”在服饰名称、穿戴动作及礼仪方面有规范的用法;《制衣》中“襲”为无下裙拼接的短款上衣,结合遣策、文献典籍记载,证明其为真实存在的;“襲”衣的形制、用途、使用人群在秦代、西汉初期至西汉中晚期经历了快速变化;“襲”字在“裼襲礼”中的使用有吉丧之分,结合遣策推测,在丧礼中“襲”衣为地方官府所赠裞衣,用以抚恤已故之人。

简牍所见战国秦至汉初“内史”及其沿革

“内史”一职西周已有,春秋战国以降秦因之,一度作为位次丞相的中央职官参与国家立法,掌治国家财政、上计等事务。秦统一前后,“内史”作为京畿地区治民长官的职能不断加强,“内史”职能或经拆分,将仓廪谷货部分析出,别置“治粟内史”。汉兴,“治粟内史”职权重归“内史”,直至高后执政后期,因现实需要,才又重新析为两职。

睡虎地秦简“自昼”“自宵”考释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有“自昼”“自宵”两个语词,目前暂无很好的释读意见。根据《仪礼•士丧礼》之“既朝”和《既夕》之“既夕”辞例,“自昼”“自宵”应读为“既昼”“既宵”,可分别训为“早晨天刚亮的时候”“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在上古音时期,“自”声字与“既”声字的音韵地位较近,同时又有文献例证和辞例佐证,因此,二者古音可以通假。“既昼”“既宵”在简文中是时间名词用为副词作状语,删除后句法结构不受影响。

“百家”何以融合——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为例

睡虎地秦墓竹简并非法家思想一家独大,而是儒家、道家、墨家各有体现,这表明诸子百家并存的思想逻辑存在于先民的思想意识深处,这里既有殷周时期天命观的遗留,又有人治作为共同底色的人文观念,还有战国后期精英知识分子对于“经”与“权”的认识。用五行相生解释“命”,五行相克解释“运”的先秦解释系统是百家融合的哲学基础。该文聚焦于睡虎地秦墓竹简,着重关注简牍所反映的哲学观念,主要选取《秦律十八种》《为吏之道》《语书》《日说》等篇目阐释竹简体现的百家思想融合趋势,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秦汉赎刑的流变

秦汉赎刑有规定刑与替换刑两种。秦律中适用某种罪行依法判处的刑罚都是规定赎刑,百姓只能赎耐罪以下的轻刑。“赎鬼薪鋈足”“赎宫”和各种形式的赎替都是替换赎刑,用于特殊群体。《二年律令》所载赎刑皆为规定刑,广泛适用,对女子的恤刑和爵赎是替换赎刑。汉初爵赎扩展至社会中下层,惠帝时向钱赎转化。汉文帝时,赎刑种类减少,并与罚金刑混同,但仍是正刑,替换赎刑的适用范围缩小。武帝时赎刑的正刑地位继续下降,替换赎刑一度居于主流,但非常制,适用范围有限,服务于贵族。宣帝时赎法适用范围扩大,除甘露赎罪文书所规定的罪行不可赎外,余皆可入钱赎罪。东汉赎罪之法更加盛行,自殊死以下皆可适用,永初以后成为定制。

“周家台祠先农简”所见秦代乡民私祀的若干问题

“周家台秦墓祠先农简”披露了秦代乡民祭祀先农神的珍贵材料,对重建秦民间信仰具有重要价值。简文先后提到“先农”和“农夫”,在解读上引起分歧。“农夫”是以田畯为原型、与先农并存的农神。乡民先后祭祀两位神祇,符合古代祭祀传统。祭祷者除了用豚耳献媚神灵外,还借助交感巫术手段来驱使神灵助己致富,这种利己求富的祝祷行为符合历史真实。当事人不从众而独祠先农,反映了财富崇拜对祖先崇拜传统的冲击。秦代乡民私祀先农的习俗延续至汉代,堪称秦文化遗泽后世的重要遗产。

嶽麓簡(壹)《爲吏治官及黔首》與《管子·法法》對讀舉例

嶽麓秦簡(壹)的《爲吏治官及黔首》,主要講述“爲官之道”。其中的簡53-57這幾條簡文當看作一組,並可重新斷讀。這組簡文可與《管子·法法》中相關句子對讀。其中簡文“起居不指”中的“指”當讀作“愭”,訓作“敬”。簡文中的“徵餃不齊”中的“徵”是指賦税而言的;“餃”字則讀作“校”,是指對賦税的校驗而言的。同時,《管子·法法》“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可解讀嶽麓秦簡,反之,出土秦簡亦可解釋《管子·法法》中“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爲,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密,殆”等句子的意思,也可爲“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等的解讀提供新思路。

读秦简《语书》札记两则

对睡虎地秦简《语书》的两处注释质疑:“间令”应解释为“使法律完备的诏令”,“间”为楚地方言词,其意义由楚地表示“病愈”之“间”引申而来,为“使……完备”;“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殹(也)”的点读应为“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殹(也)”,且该句中“事”应解释为“廷行事”。

胡家草場漢簡《詰咎》“校人室”條補疏

胡家草場漢簡《詰咎》多可與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詰》相對讀,通過對讀可知:“校人室”條首句“凡人若鳥獸、六畜恒校於人之宫”中的“校”當讀作“?”或“交”,指人或鳥獸、六畜等往來交會於人之宫室,隱指其求偶行爲。秦簡《詰》與之相對應的“行人宫”即往來行走於人之宫室之義,與漢簡《詰咎》“校(?)於人之宫”表意一致。末句“擊鼓、鐃、銂以譟之”中的“銂”當改釋作“”,讀作“鈸”,訓爲鈴鐸類樂器,與秦簡《詰》之“鐸”相應合。

素朴的技巧:《法律答问》中的法律解释方法

在我国,法律解释的历史非常悠久。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向我们展现了秦代的法律解释技巧。为了准确地适用法律,司法人员广泛地运用了语词定义、区别、分类、限制解释、类推解释、附带说明等解释技巧,并发明了问答式的法律解释形式,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为法律解释学在我国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法律答问》中的法律解释除了阐明法律概念的义理外,还常以例释义,不仅简单明了,而且形象生动。此外,在解释法律概念时,还带有追求客观性、严格性的倾向,因此,具有法家"严苛"的特点。

睡虎地秦简字体风格论析

睡虎地秦简文字处于古文字到今文字的过渡时期,字体兼有篆书和隶书的特点。字体风格上整体表现出平直化,体势有了横向趋势,章法结字灵活多变,笔画由圆转走向方折,同时伴随着线条的连断、长短变化。逆入横出的笔势,粗细不匀的笔态,隶书波磔特征的隐现,这些都体现出睡虎地秦简字体风格的渐变性与过渡性。

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

秦汉时期,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体制之需,迅速而大量地培养出办理官、民事庶务的吏员,便成为政府急切之要务。因之,此时学吏、训吏之风亦随之大盛。学吏、训吏必有教材,而且政府还统编过训吏教材。秦汉学吏教材的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民间庶务应酬知识等4种。睡虎地出土简书10种,除文字极简略而量少的《编年记》之外,其他9种全部切关吏事,乃是研习吏事比较完备的教材。

秦简“柀”字释义

本文认为出现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柀"字,除《日书》甲简一四正壹等通"破"外,绝大多数应读为"颇"。并讨论了《秦律十八种》一七四、《效律》三五、《日书》甲二五背一中的"彼"字及《诘》篇四六背贰中的"女笔"。

睡虎地秦简“关市律”辨正

睡虎地秦简中的"关市律"仅一条律文,自其公布以来,从没有人质疑过。本文借助新发现的岳麓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与其内容基本相同律文的校勘和比对分析,发现这条所谓"关市律"的简文有明显的抄错、抄漏之处,而所谓"关市律"的律文,其实应该是"金布律"的内容,其所以题署为"关市",很可能是抄手误记所至。

秦简文字琐记(三则)

龙岗秦简和睡虎地秦简中有些问题还有讨论的余地。龙岗秦简第264简中的"贩假"应当解释为"买卖";第151简中的"田""诈伪"应理解为"欺压和欺诈"两种手段;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第38-39简中的"利"当训作"饶","本"当如整理者所说,理解为"农作物"。

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

《秦律十八种》里"不夏月"、"田舍"、"稍赏"、"襄"等字词解释及"隶臣妾老弱及不可诚仁者"的理解略作陈述:1."不夏月"之"不"当为衍文;2.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酉(酒)"一句的解释当为:居住在田舍中百姓不准卖酒或买酒;3."稍赏"应解释"逐渐偿还";4."隶臣妾老弱及不可诚仁者勿令"一句应当翻译为"年老体弱和不足信赖的隶臣妾,不要派出去传递文书。";5."别粲、糯之襄(酿),岁异积之,勿增积、以给客"一句应该翻译为:"将秈稻和糯稻中颗粒饱满的区别开来,每年单独贮积,不要使陈谷新谷层积在一起,以用来供给宾客。"

放马滩秦简乙360—366号“墓主记”说商榷

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所出乙种竹简360-366号之内容与墓志、告地书等常见丧葬文书及编年记等记事类文书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篇中所记"丹"这一人物为墓主的可能性不大,不宜定名为"墓主记"。从全篇主旨、表现手法及简册形制来看,它应当是乙种《日书》的一部分,其篇题可按内容拟为"丹"或"祠鬼"。

睡虎地秦简日书《马禖祝》校读

通过对睡虎地秦简日书《马禖祝》的校读,指出"马禖祝"有作为篇题的可能性;"笱"是祝辞中的关键词,读为"苟",假如义;整理者释为"脚"的字应改释"胠",指胁部。

再论秦汉“弃市”的行刑方式

史学界对秦汉"弃市"的行刑方式是采用斩首之刑还是绞刑,仍存争议。这两种观点相应的证据材料多在东汉以后,据此较难厘清秦汉时期"弃市"刑的实质。在对益阳兔子山九号井第三·二号秦牍"刑杀"一词释读的基础上,可知"弃市"刑早期分为刑杀于市与弃尸于市两个要件,后逐渐提炼固化在"弃市"这一刑名中。由此,放马滩《墓主记》所记载的"弃市"刑中,"弃尸于市"的"弃"是指抛弃,而非杀。

发现最初的混合法:从睡虎地秦简到张家山汉简

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法律文书证实,中国古代最初的混合法发端于战国时期的秦国;秦汉王朝沿袭了这个传统,确立以"律"、"令"为主体的成文法和"廷行事"、"比"等形式的判例法之法律样式,并在其司法实践中将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建立起成文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的审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