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安大简谈《诗经》中的联绵词问题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诗经》与《毛诗》相较,在联绵词上呈现如下情况:《毛诗》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且非联绵词;《毛诗》不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而为联绵词;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而文字有别;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且文字全同。这些情况说明研究中要尊重出土文献自身的文本内容,以客观、统一的标准和原则处理传世与出土文本的异文。其也证明了简本对于《诗经》语言文字和文本研究的重要意义。

“荆州战国乐简学术研讨会”纪要

湖北荆州王家嘴战国楚墓2021年6月所出战国乐简,是全新的简册类型,具有重大学术价值。2023年10月14—15日,“荆州战国乐简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就这一重要新出文献进行研讨。与会专家就荆州乐简古乐谱性质的判定及其研究方法,荆州乐简与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古代文明,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探讨,以期推动对该批乐简文献的研究以及相关学科建设的进程。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国风次序、个别国风命名、个别国风篇目及写本分篇等方面均与孔子编定的《诗经》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写本的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的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的命名是战国时局在诗学上的投影与反映,体现了诗学与政治的统一性。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矦风附记为魏国人所作,其性质为后世“跋语”类文字。安大简《诗经》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缘故。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二题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可以互相发明。1.殷墟卜辞的“[册口]”,楚简中写作“册告”“册祝告”,传世文献中则写作“册祝”“策告”,书写形式和表述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以简册报告”“称册祝告”的意思仍然沿用。而且,从清华简《金滕》(《尚书·金滕》亦然)可见古人的册告仪式和背景信息,而卜筮简则可见册告的较完整句型。2.楚简中的“习贞”,对应殷墟卜辞中的“习卜”,二者均有重复占卜的意思,均位于前辞的位置。3.殷墟甲骨无名组“习卜”的最高次数为“四”,表明重复占卜四次,共占卜五次,与目前所见成套甲骨为“五”的情形相合,但有一版“六卜”午组卜辞和一版含序数“七”的师组卜辞可能是特例。4.与“习卜”相关的“三卜制”耐人寻味,“三卜”现象的确存在于殷墟卜辞,但承担三卜的人物是否分属于王(元卜)、右卜和左卜还值得进一步讨论。5.论文还对殷墟卜辞的“习卜”辞进行了辨析,去除了一些误解。

荆州战国楚墓竹简古乐谱书写制度初探

湖北荆州王家嘴战国楚墓2021年6月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种新见类型简册,可称为“乐简”,记载的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古乐谱。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发现。根据竹简图版及整理者的介绍,对其中两枚乐简释文进行初步研究可知:根据古代简册制度看,其上不固定位置的、通简标有的横线应是表达某音乐单元终结的标记符号;乐简上简文的读法是分段阅读,先右列后左列,接续而下。这一研究结论对人们深入认识乐简的性质,从而进一步探究其简文的内在规律提供了基础。

论战国楚简中乐学文献的主要类型及其文学批评意蕴

出土楚简中有许多乐学文献,这些乐学文献类型多样,蕴含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对诗乐实践活动的记载。战国楚简中所记载的诗乐实践活动类型多样,包含对远古时代乐官诗乐活动的记载,对祭祀、丧葬中乐器使用的记载,对宴饗、军事活动中诗乐实践的记载等。其二,对诗乐范畴的阐释,其中涉及对“和”“德”“情性”等多个诗乐范畴的论述。其三,对诗乐功能的认识,包括对诗乐娱神、乐人化人、以乐辅政等多种诗乐功能的认识。战国楚简中的乐学文献,充分体现了先秦时期诗乐批评活动的丰富多样,展示了先秦文学批评思想发展的脉络。

否叔尊、卣“否叔献彝”解诂

据铭文上下文记事逻辑并参照殷墟甲骨卜辞及战国楚简等相关出土文献,否叔尊、卣“否叔献彝”应理解为否叔制作彝器献祭于鬼神,以为其母禳除疾病;否叔献彝的对象系自然神或祖先神鬼,而非其母;及其母病甚而不治,否叔又为其制作随葬的遣器以记其事,此即此套器物制作及铭文记事之缘由。据器物种类、数量及组合等情况看,作器者否叔及其母应系身份等级很高的高级贵族。

上博簡五《季庚子問於孔子》札記

上博簡5“檊童”讀爲“幹棟”,比喻國家重要的賢能之人。簡11下和簡18上編聯後,簡文中的“是”讀爲“寔”。“古女”當讀爲“胡如”。“疋”當讀爲“胥”,相、輔佐。簡文的意思是説:不如您來輔佐我怎麽樣?簡22下應點斷爲:“滅速,毋亘才。■〓殜比■,邦相壞毁。衆必亞善,臤人……”“■〓”爲重文,前一字讀“苟”,如果、如若之義。後一字讀“後”。簡文是個複句,“苟後世比亂,邦將壞毁”表假設,下半句表示這種假設條件下可能的結果。

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纂特点

《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简》(贰)所载《系年》,主要记录春秋至战国早期晋、楚两国的霸业发展史。从体例看,各章皆具因事成篇的特点,应是一部具有纪事本末体性质的早期史著。从谋篇布局看,其全篇可分作3个部分,第1章总揽全局,归纳兴衰的根本原因,高屋建瓴;第2至5章铺叙重要诸侯国简史,展现霸业发展的基本背景与形势,开局宏大;第6至23章以晋、楚迭为中心,叙述霸业全过程,内容完整。《系年》是战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成就。

沪简《周易》选释(修订)

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与今本文字多有异同。本文就竹简本中十条异文予以考证,或揭示其释字依据,或分析其通假关系,也间或涉及其讹变关系,提出若干与旧注不同的新观点。

楚秦洞庭苍梧及源流演变

从里耶简文出发,结合相关材料分析秦简牍所见洞庭、苍梧两郡,将传世文献所见楚洞庭、苍梧,汉苍梧郡与两秦郡相比较,另将楚秦黔中郡、秦汉长沙郡、汉武陵郡等一并考虑,以考察楚秦洞庭、苍梧之源流演变。认为最早楚洞庭应指山名或一较小水泽名,后泛指沅湘下游洞庭湖平原,亦指楚邑名,战国晚期因楚秦战争,楚国才在此设郡,其范围当与"洞庭五渚江南"(楚邑)及包山楚简所见楚县邑有关,含湘资沅澧下游通道;而秦洞庭郡含沅澧中下游(包括酉水流域),郡治应在临沅或索。楚苍梧腹地在九疑山区,而秦苍梧郡更重视五岭关口,二者范围、南界应有不同;汉苍梧郡仅设于五岭以南,与秦越(西瓯骆越)战争、秦朝平定南越后分设桂林等郡、楚秦移民及其后裔对岭南"封中"等地的开发、秦苍梧郡分划以及汉初南越国设苍梧王属地(或以桂林监守之)等过程、因素有关。

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问题

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不少学者相信它源于西周文本。然而,通过对《保训》的语言特征、阴阳观念、中道思想的比勘分析,可以推定它并非商末周初史官实录的周文王遗言,而是成书于战国前期的托古言事之作。

释䙟

上博简三《亘先》和清华简壹《楚居》、清华简柒《越公其事》习见一个内从衣,外也从衣的字,过去学者或释读作“袭”。事实上,从训诂和音韵学角度看,这个字应该释作“!”,在清华简《楚居》、《越公其事》简27中读作“回”,表示“还”“反”“归”等意思,在甲骨文中则读作“危”,《越公其事》中相关的字则读作“毁”或“危”表示毁败义;而在上博简《亘先》里,此字可与微部字押韵。

安大简《诗经》“侯六”考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诗经》最早版本。与《毛诗》相比,简本《诗经》出现了《侯》六,所属六篇诗《毛诗》则归《魏风》。《侯》六篇的篇次是《汾沮洳》《陟岵》《园有桃》《伐檀》《硕鼠》《十亩之间》。我们认为简本的"侯"指的是晋,《侯》六篇是晋诗。

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豫、咸二卦

笔者曾著文研判了《周易》古经中的剥、豫、萃、咸、艮等五卦与中国传统医学萌芽期的关系。战国楚竹书《周易》问世以后,通过对其豫、咸二卦文字的考察,进一步揭示了此二卦所蕴涵的中国传统医学的萌芽。

简牍的普遍应用与春秋战国时期教育的转型

从媒介演进的视角考察春秋战国时期教育的变革学界鲜有关注。虽然简牍作为书写材料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但简牍的流行则是在铁器普及从而提高了简牍制作效率以后。简牍的普遍应用促进官藏典籍向民间扩散,也将原来局限于贵族阶层的读书活动带到民间,促进教学内容由技能形态向文本形态的过渡,开启了中国古代以文本阅读和讲述为主的书本教育时代。

《蟋蟀》诗主旨辨——由清华简“不喜不乐”谈起

《毛诗序》与孔颖达疏等均认为,传世本《诗经·唐风》之《蟋蟀》诗的主题是写晋僖公过于节俭,因而劝其要及时以礼行乐。此说影响很大,后人深信不疑。清华简《耆夜》篇中《蟋蟀》诗的公布,彻底改变了这一传统认识。李学勤先生根据新出相关青铜器铭文研究指出,晋僖公原是耽于逸乐、爱好田畋的国君,而清华简《蟋蟀》诗则是周公在武王伐黎大胜后的庆功"饮至"典礼上所作,其内容表现为尽情欢乐,同时提醒大家不要因高兴而荒废事业,其主题与青铜器铭文相一致。据此可进一步判断,传世本《蟋蟀》中的"不乐"与简本《蟋蟀》中的"不喜不乐"之"不"字,均为语助词,"不乐"即"乐","不喜不乐"当为"亦喜亦乐"。在其它传世先秦文献与出土文献中,也有许多相同例证,可证成此说。

清华简《说命》三篇校释

本文参证历史典籍和出土文献,对清华简《说命》三篇中的部分字句进行新的解释。将《说命上》之“甬（庸）”训为“雇佣劳动”;读“改”为“辠”,指出简文“隹（惟）孜（辠）人曼（得）敚（说）于尃（傅） （岩）”即傅说被辠人找到之义。将《说命中》之“隹（惟）乃 （腹）,非乃身”读作“惟乃 （腑）非（肺）乃身”,指出该句为名词意动用法,即“以乃身为肺腑”;将“ ”读作“厉”,训为“度”。将《说命下》之“眔”读作“怀”,指出该字与“忧恤”义近;将“ ”读作“祗”,训为“敬也”。

直诉制度的历史实践渊源新证——以包山楚司法简为材料

通过对包山楚司法简的案件文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即有类似后世"直诉"的诉讼程序制度实践,而且当时楚国的"直诉"程序已经较为成熟并应达到制度化的层面,楚国的"直诉"制度也可能正是同时期成书的《周礼》关于"路鼓肺石"类直诉制度的实践渊源。由此可以判断,直诉制度的成型应在战国时期,我们对汉唐时期直诉制度方才成型的传统观点,有必要进行再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