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安大简谈《诗经》中的联绵词问题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诗经》与《毛诗》相较,在联绵词上呈现如下情况:《毛诗》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且非联绵词;《毛诗》不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而为联绵词;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而文字有别;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且文字全同。这些情况说明研究中要尊重出土文献自身的文本内容,以客观、统一的标准和原则处理传世与出土文本的异文。其也证明了简本对于《诗经》语言文字和文本研究的重要意义。

“荆州战国乐简学术研讨会”纪要

湖北荆州王家嘴战国楚墓2021年6月所出战国乐简,是全新的简册类型,具有重大学术价值。2023年10月14—15日,“荆州战国乐简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就这一重要新出文献进行研讨。与会专家就荆州乐简古乐谱性质的判定及其研究方法,荆州乐简与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古代文明,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探讨,以期推动对该批乐简文献的研究以及相关学科建设的进程。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纂特点

《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简》(贰)所载《系年》,主要记录春秋至战国早期晋、楚两国的霸业发展史。从体例看,各章皆具因事成篇的特点,应是一部具有纪事本末体性质的早期史著。从谋篇布局看,其全篇可分作3个部分,第1章总揽全局,归纳兴衰的根本原因,高屋建瓴;第2至5章铺叙重要诸侯国简史,展现霸业发展的基本背景与形势,开局宏大;第6至23章以晋、楚迭为中心,叙述霸业全过程,内容完整。《系年》是战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成就。

沪简《周易》选释(修订)

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与今本文字多有异同。本文就竹简本中十条异文予以考证,或揭示其释字依据,或分析其通假关系,也间或涉及其讹变关系,提出若干与旧注不同的新观点。

楚秦洞庭苍梧及源流演变

从里耶简文出发,结合相关材料分析秦简牍所见洞庭、苍梧两郡,将传世文献所见楚洞庭、苍梧,汉苍梧郡与两秦郡相比较,另将楚秦黔中郡、秦汉长沙郡、汉武陵郡等一并考虑,以考察楚秦洞庭、苍梧之源流演变。认为最早楚洞庭应指山名或一较小水泽名,后泛指沅湘下游洞庭湖平原,亦指楚邑名,战国晚期因楚秦战争,楚国才在此设郡,其范围当与"洞庭五渚江南"(楚邑)及包山楚简所见楚县邑有关,含湘资沅澧下游通道;而秦洞庭郡含沅澧中下游(包括酉水流域),郡治应在临沅或索。楚苍梧腹地在九疑山区,而秦苍梧郡更重视五岭关口,二者范围、南界应有不同;汉苍梧郡仅设于五岭以南,与秦越(西瓯骆越)战争、秦朝平定南越后分设桂林等郡、楚秦移民及其后裔对岭南"封中"等地的开发、秦苍梧郡分划以及汉初南越国设苍梧王属地(或以桂林监守之)等过程、因素有关。

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问题

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不少学者相信它源于西周文本。然而,通过对《保训》的语言特征、阴阳观念、中道思想的比勘分析,可以推定它并非商末周初史官实录的周文王遗言,而是成书于战国前期的托古言事之作。

释䙟

上博简三《亘先》和清华简壹《楚居》、清华简柒《越公其事》习见一个内从衣,外也从衣的字,过去学者或释读作“袭”。事实上,从训诂和音韵学角度看,这个字应该释作“!”,在清华简《楚居》、《越公其事》简27中读作“回”,表示“还”“反”“归”等意思,在甲骨文中则读作“危”,《越公其事》中相关的字则读作“毁”或“危”表示毁败义;而在上博简《亘先》里,此字可与微部字押韵。

安大简《诗经》“侯六”考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诗经》最早版本。与《毛诗》相比,简本《诗经》出现了《侯》六,所属六篇诗《毛诗》则归《魏风》。《侯》六篇的篇次是《汾沮洳》《陟岵》《园有桃》《伐檀》《硕鼠》《十亩之间》。我们认为简本的"侯"指的是晋,《侯》六篇是晋诗。

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豫、咸二卦

笔者曾著文研判了《周易》古经中的剥、豫、萃、咸、艮等五卦与中国传统医学萌芽期的关系。战国楚竹书《周易》问世以后,通过对其豫、咸二卦文字的考察,进一步揭示了此二卦所蕴涵的中国传统医学的萌芽。

简牍的普遍应用与春秋战国时期教育的转型

从媒介演进的视角考察春秋战国时期教育的变革学界鲜有关注。虽然简牍作为书写材料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但简牍的流行则是在铁器普及从而提高了简牍制作效率以后。简牍的普遍应用促进官藏典籍向民间扩散,也将原来局限于贵族阶层的读书活动带到民间,促进教学内容由技能形态向文本形态的过渡,开启了中国古代以文本阅读和讲述为主的书本教育时代。

《蟋蟀》诗主旨辨——由清华简“不喜不乐”谈起

《毛诗序》与孔颖达疏等均认为,传世本《诗经·唐风》之《蟋蟀》诗的主题是写晋僖公过于节俭,因而劝其要及时以礼行乐。此说影响很大,后人深信不疑。清华简《耆夜》篇中《蟋蟀》诗的公布,彻底改变了这一传统认识。李学勤先生根据新出相关青铜器铭文研究指出,晋僖公原是耽于逸乐、爱好田畋的国君,而清华简《蟋蟀》诗则是周公在武王伐黎大胜后的庆功"饮至"典礼上所作,其内容表现为尽情欢乐,同时提醒大家不要因高兴而荒废事业,其主题与青铜器铭文相一致。据此可进一步判断,传世本《蟋蟀》中的"不乐"与简本《蟋蟀》中的"不喜不乐"之"不"字,均为语助词,"不乐"即"乐","不喜不乐"当为"亦喜亦乐"。在其它传世先秦文献与出土文献中,也有许多相同例证,可证成此说。

清华简《说命》三篇校释

本文参证历史典籍和出土文献,对清华简《说命》三篇中的部分字句进行新的解释。将《说命上》之“甬（庸）”训为“雇佣劳动”;读“改”为“辠”,指出简文“隹（惟）孜（辠）人曼（得）敚（说）于尃（傅） （岩）”即傅说被辠人找到之义。将《说命中》之“隹（惟）乃 （腹）,非乃身”读作“惟乃 （腑）非（肺）乃身”,指出该句为名词意动用法,即“以乃身为肺腑”;将“ ”读作“厉”,训为“度”。将《说命下》之“眔”读作“怀”,指出该字与“忧恤”义近;将“ ”读作“祗”,训为“敬也”。

直诉制度的历史实践渊源新证——以包山楚司法简为材料

通过对包山楚司法简的案件文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即有类似后世"直诉"的诉讼程序制度实践,而且当时楚国的"直诉"程序已经较为成熟并应达到制度化的层面,楚国的"直诉"制度也可能正是同时期成书的《周礼》关于"路鼓肺石"类直诉制度的实践渊源。由此可以判断,直诉制度的成型应在战国时期,我们对汉唐时期直诉制度方才成型的传统观点,有必要进行再检讨。

也说《诗经》“硕鼠”

关于《诗经·魏风·硕鼠》之“硕鼠”,历来注诗多解为大老鼠或田鼠。其实鼠类吃黍、麦类粮食,可以解读“无食我黍”“无食我麦”,但不吃庄稼“苗”,无法解释“无食我苗”。而对“硕鼠”(鼫鼠)另一种解释:农业害虫蝼蛄,则可以顺利无碍地通解该诗。对于“鼫鼠五技而穷”来说,鼠类不具备这些特征,而蝼蛄却符合条件。新近公布的安大简中的《诗经·硕鼠》作“石鼠”,则是“鼫鼠”的一种异体写法。蝼蛄在古代也有“石鼠”“鼫鼠”的别称,所以《诗经》“硕鼠”应该是指昆虫蝼蛄。

读上博楚简《孔子诗论》劄记

本文对上海博物馆整理的战国楚简中的《孔子诗论》进行逐简的解读,主要从文论角度揭示其理论内涵,包括诗乐功能和情志关系理论,《孔子诗论》作者对《诗》的解读方式,《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关系等。

简论安大简《诗经》抄本中的讹误等问题

安大简《诗经》的发现,让我们有幸看到了战国时代《诗经》传抄的一个选本的原本面貌,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但安大简《诗经》的抄写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同篇同字的异体、抄写篇目和文字的遗漏、随意的误书、因声因形的讹写等。这说明它只是有幸传承下来的战国时代众多《诗经》抄本中的一种,我们在研究和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要采取比较客观冷静的态度,不要为其中的问题所误导。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邦风》释文订补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内容十分重要，其中《邦风》部分的竹简编次和注释都有不当之处。本文是在订补的基础上对孔子论诗的体例及部分内容作了新的诠释。

简帛日书所见早期数术考述

简帛日书所见战国秦汉时期"禹步"之法主要用以出行厌禳、禁避盗贼、驱鬼去病、养生导引、祭祀先农等方面,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巫术形式;"反支日"禁忌以"相反"为主要特征,一月之内当有五个反支日;择吉"太岁"逆时针运行于四仲之间,每年轮回三圈,主要用以选择移徙和修造方位,与纪年"太岁"名同而实异。

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研究

新公布的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简内容涉及秦昭襄王、秦王政、汉高祖、吕后时期,为战国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提出了新问题。《岁纪》秦昭襄王时期的三枚简,主要记载了秦对韩、魏之地的攻占,与史书记载有同有异。秦攻占宜阳是在秦武王四年,而《岁纪》却系于秦昭襄王元年。秦昭襄王四年,秦分别攻取了韩国的武遂,以及魏国的蒲反、阳晋、封陵。秦昭襄王十四年伊阙之战中秦军大胜韩、魏,杀死韩、魏联军主帅司马喜。《岁纪》秦王政时期的两枚简,记载了秦王政十六年、十七年,秦灭韩的过程,以及韩王安流亡吴房的情况。《岁纪》西汉早期的三枚简,分别记载了汉高祖元年王汉中,以及还定三秦,消灭章邯之事;汉高祖九年立赵王、大疫、因日食改朔日等事;吕后元年优待官吏和五大夫爵位者、减低免老者年龄增加傅籍者年龄、立号称制、改铸八铢钱等事。《岁纪》记载的内容,或见于史书记载,或未见于史书记载,或与史书记载有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深化了对战国秦汉历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