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敦煌郡聚落与移民、水渠关系研究——以敦煌出土文献记载大穰里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聚落的形成与移民到来、水渠修筑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对大穰里相关文献的综合考察得知,西汉敦煌郡效谷县设置大穰里,该里与悬泉置长期密切合作,大穰里从民房、牲畜、车辆乃至人力等层面对悬泉置工作形成支持,并得以增加收入。大穰里的得名有祈求丰收之意,另外还有可能该里是由南阳郡穰县移民建立,因而得名。此外,敦煌文献记载敦煌东部有大壤渠、大让渠、大让庄,其名称来源可能都是源自西汉大穰里,并且唐宋时期的大壤渠、大让渠可能也是继承自西汉时期。足见西汉敦煌郡所建立的聚落与水渠在唐宋敦煌地区还仍旧发挥着作用,大穰里等村落的得名是西汉移民文化的标志,而这些地名或渠名能够延续至唐宋时期继续使用,亦可彰显出西汉移民实边政策及由此形成的移民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简牍文献的病害类型及相应保护修复对策

竹木简牍是纸张普遍使用以前中国古代文献的主要载体。由于地下埋藏环境复杂、竹木材质易朽、发掘过程及出土后人为因素的影响等,简牍往往带有较多病害。综合一线简牍保护实践、文献调研结果与对大量简牍实物的观摩,对简牍文献的病害类型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系统、准确地分析、梳理。简牍文献的病害可分为字迹模糊、软腐、蚀斑病、饱水、糟朽、酥粉、变色、变形、炭化等共计29种。文章还对各种病害类型相应的保护修复对策做了简要梳理。科学归纳总结简牍文献病害类型及相应保护修复措施,对于科学认识简牍保存状况,明确简牍保护修复的薄弱方向,推动出台专门针对简牍文物的病害分类及保护修复行业标准,进而制定更加合理的简牍保护修复方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从画像石、简牍看秦汉的拜谒行为——兼论“二重证据法”与史料之间的“多重关联性”

在不同性质的材料之间建立恰当的联系,对于历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二重证据法”即被认为主要强调了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古代拜谒行为为考察对象,探究画像石中的拜谒形象和名谒的呈现方式、出土文献中的名谒与“君前臣名”表达的意义、历史文献中对于拜谒场景的多元叙述,试图将图、物、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搭建起血肉丰满的拜谒历史场景。在继承“二重证据法”研究理念的同时,试图展现史料之间更为立体的“多重关联性”。

从敦煌悬泉汉简看早期草书的演进模式与状况

悬泉汉简中系统有序的草文字书写是考察早期草书演进情况的绝佳标本,通过图证分析,可以看出早期草书的演进具有纵引主线和横展辅线两条基本线路,而书写的捷易追求与字形的易别原则构成了早期草书得以正常演进的“推促—牵扯”的二元引擎,文书传抄与草书教习是早期草书阶段草法得以确定、普及的两种基本方式。

印文誊录与汉代地方行政:基于简牍公文书的讨论

汉代简牍文书誊录了一些印文内容,在文书作业的不同环节,各有特色。文书传行环节多数照实抄录,但有时简写印文或简述印文,比如机构和官称的省写,也有对印章责任人所做的描述性誊录,这些都以能准确辨识发文者为原则。西北地区简牍的收文记录则几乎完全照录印文,而长沙东汉简牍中的收文记录则由发文者事先写就,比印文内容更翔实。传的印文也会被关吏忠实记录下来。汉代公文书印文誊录,反映了地方行政事务责任落实到人,秉承灵活务实原则,其流程不断优化,更加简洁、高效等特征。

《悬泉汉简(壹)》札记二则

悬泉汉简Ⅰ90DXT0116S∶5释文存在可以校改及补释部分,其释文中“出卅五人”可改释为“士卅五人”,并可补释“以食骑”三字;结合书法笔迹及文书内容的关联性,可将Ⅰ90DXT0116②∶148与Ⅰ90DXT0116②∶150可缀合编联为同一份册书。

“凫”与“鸿”:悬泉置汉简猎杀候鸟记录

丝绸之路交通以必要的生态环境背景为基本条件。这样的条件,包括自然地貌、气候、水资源、野生动物分布以及植被状况等。丝绸之路河西路段的生态环境条件对于汉王朝的西北边地建设,对于汉与西域的联系,形成重要的历史文化因素。新近面世的悬泉置出土汉简资料中提示的重要信息,为增进相关认识显现出积极的意义。例如,简文可见有关“盆”“鸿”价格的记录,应当理解为所猎杀候鸟“凫”“鸿”的市场交易资料。说明在河西水泽环境下候鸟迁徙途中的停留,被当地军民看作可以作为饮食消费对象的野生动物资源。汉武帝“巡于北边,见群鹤留止”故事,可以作为认识相关历史现象的参考。悬泉置汉简反映的当时被猎杀“凫”“鸿”进入市场的相关信息,具有珍贵的生态环境史料的价值。丝绸之路生态史与丝绸之路交通史等学术主题的研究者,应当予以重视。涉及“凫”“鸿”的悬泉置简文,也为认识当时“天鹅属”“雁属”“黑雁属”禽鸟的地理分布,提供了新的动物学信息。

悬泉汉简新见钱券考释一则

《悬泉汉简(贰)》中编号为I90DXT0210①:3的文书简是一枚出钱券,简文中漏释之字应为“文”字,指用现钱支付。简文内容为少内啬夫辅向代替厩御孟子执行送客任务的平民孟延年支付975钱的记录。其中“客五人”应是敦煌郡广至县到悬泉置劳作的庶人,975钱应为由县财政支付的本次送客任务的专项经费。此外,结合秦汉券书的使用情况及简文内容等方面信息综合判断,此枚钱券的形制应为三辨券。

秦汉简牍所见“长沙”县考

里耶秦简、华远秦牍、益阳兔子山汉简均见地名“长沙”,表明秦代延续楚国的建置设有长沙县,该县作为苍梧郡的郡治,一直延续至汉初。秦长沙县故城在今长沙市五一广场及周边地区,汉初临湘县的城址可能在北津城,疑吴氏长沙国的国都可能曾由北津城迁至“临湘故城”,迁置后原长沙县改名为临湘县。

汉代效谷县及所属相关置、亭位置再考

基于敦煌乡土志文书的相关记载,通过对敦煌市区东北诸城址信息的分析比对可知,汉代效谷县城当在今沙州古城东北20公里余的城湾一号古城。而考证悬泉汉简所载悬泉置至遮要置通行时辰数,对比悬泉置的坞院规模大小,可以推算出效谷遮要置在今悬泉置以西38公里的大疙瘩梁古城。另遮要置下属的要泉亭,当在今莫高窟以南、大泉河岸的成城湾古城附近。

悬泉汉简所见传与传信考

传信与传均为汉代常见的通关凭证。传信由御史大夫所签发,通行于全国,多与西域事务相关。原件由使用者随身携带,御史大夫府存有备份,传信在全国范围内均有效力,传信丢失或被盗,御史大夫将会向全国下发文书进行追查。传为地方官府签发的通关文书,内容多与地方行政事务有关,其效力仅限于签发机构所管辖范围。传信与传在使用过程中沿途各接待机构需要对其真伪进行查验,按照原有文书格式进行抄录。

简牍为载体的编辑与出版——以秦汉时期为例

秦汉时期的编辑活动主要是对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存在于“述”“论”和辨伪、编校活动中“。述“”论”是当时著书的主要方式,都以对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为前提。汉时伪书盛行,作者需在“述“”论”过程中对所用文献进行辨伪。汉时兴起了专门的辨伪之学,也需要对辨伪的对象和佐证进行收集与整理。两汉政府定期组织对图书的编校,也以大量占有和整理书籍为前提。秦汉时期出版物的主要载体是简牍,其制作因地、因材制宜,故所见各种性质的书籍形制多样且多有不合标准者。书籍撰写和复制也需依载体形制合理安排版面,选择书写格式,充分利用空间的同时保证阅读清晰。出版物的大范围传播需要政府主导,民间传播主要依靠经学和经济力量,范围较小。

《悬泉汉简(贰)》所载“东乌泽亭”地望蠡测

《悬泉汉简(贰)》由三枚简组成的册书完整地记录了敦煌郡广至县“东乌泽亭”相关情况,至于“东乌泽亭”地望,则因史料有限而尚无结论。从传世文献及考古调查发现来看,汉唐时期在今瓜州县以西疏勒河下游、截山子以北的区域存在广阔的湖泊水系,乌泽就是其中的一片湖泊。这里也曾是敦煌主要的农垦区。因此,悬泉汉简所载“东乌泽亭”即在此附近,也就是今瓜州县南岔镇六工村西南12公里芦草沟城一带。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北凉段业在此开置乌泽县,隋代乌泽县并入常乐县后,乌泽这一历史地名随之湮没消失。

汉代遣册名物“䈕”与“缯方缇”合证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遣册所记名物“䈕”不应读作“箪”,当照本字“䈕”解为竹器,与墓中出土盛放泥“半两”钱的竹篓相对应。这种竹器因附有两耳用于提挈,故名为“䈕”。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所记“盛粟䈕”之“䈕”亦是此物。江苏连云港尹湾六号西汉墓出土遣册木牍所记“缯方缇”之“缇”也应当读作“䈕”,指盛放墓主人生前所用文具的竹器。由于此处的“缇(䈕)”为方形,与一般的圆形“䈕”有别,同时其外又裱有一层缯帛,故以“缯方缇(䈕)”称之。

甘肃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的时代及相关问题

根据简牍的纪年对甘肃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各层位的时代进行分析,发现悬泉置遗址的第3层和第4层的简牍均为西汉纪年,应为确切的西汉层位,没有受到东汉层位遗物的扰乱,说明这两个层位出土的古纸也应该是西汉时代的古纸。这证实了中国在西汉时代已发明了纸和造纸术的历史事实。通过对各层位纸张进行分析,认为早期的西汉纸均为浇纸法生产,使用麻类纤维,说明中国造纸术起源于浇纸法造麻纸。抄纸法生产的纸张则出土于第1层或第2层的晚期层位,年代未定,不排除是东汉纸的可能。这些古纸在制造过程中,或造出纸后,一部分经过了内部加填或表面涂料等工艺处理,其中有的纸表面加有淀粉涂料,已属初级的加工纸范畴。

湖北随州市周家寨墓地M8简牍的清理和保护

本文详细记录了周家寨墓地M8出土简牍的清理和保护过程。在考古发掘现场,根据简牍等遗物出土状况,采取分块提取技术提取了简牍等遗物堆积;室内整理阶段,在简牍保存现状评估、初步检测分析和反复试验的基础上,设计了出土饱水脆弱简牍揭取、清洗、脱色的技术和工艺,运用物理和化学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和保存了简牍的信息,满足了其识读和信息提取的需求。同时,探索了南方水坑墓葬出土饱水简牍科学发掘、及时清理、同步保护的工作模式,为今后同类文物考古和整理中的保护工作提供一些依据和借鉴。

汉酒泉郡十一置考

敦煌悬泉Ⅱ0214①:130简记载了汉代河西四郡境内交通路线及其里程,弥足珍贵。本文在反复实地考察及考证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于简中所记汉酒泉郡十一所置的设立及其位置进行了考证。

悬泉汉简所见西汉效谷县的“里”名

"里"是汉代社会生活中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形式,因为悬泉置与效谷县的独特关系,在悬泉汉简中保留和出现了很多属于效谷县的"里"名。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我们可以从现有的45个里名探讨效谷县的社会生活状况,为认识西汉边境小县的社会生活及其与丝路交通的关系提供重要的参考。

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

本文利用新出土的敦煌悬泉汉简,对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进行了探讨。认为西汉王朝分立乌孙大小昆弥之事在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四月之后,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甘露元年;西汉划分乌孙大小昆弥地界和人口的时间,在不是甘露三年,而甘露元年和甘露二年;卑爰疐杀乌日领和归义西汉王朝的年代,在元始元年(公元1年);孙建袭杀卑爰疐的年代应在公元8～15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