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竹书释读拾遗

本文将上博简四《曹沫之阵》简56的“不皆”读为“不懈”,指不懈怠;将《曹沫之阵》的“其赏[言歲]且不中”读为“其赏阙且不中”,意为敌方的奖赏少且不公正;对清华简《说命上》简1-2的几处疑难字词进行了释读,并重新讨论了相关简文的断读和文义;认为清华简九《治政之道》简28的“其民岁猷”的“猷”可读为“就”,义为归附。

沪简《周易》选释(修订)

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与今本文字多有异同。本文就竹简本中十条异文予以考证,或揭示其释字依据,或分析其通假关系,也间或涉及其讹变关系,提出若干与旧注不同的新观点。

沪简《周易》选释

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与今本文字多有异同。本文就竹简本中十条异文予以考证,或揭示其释字依据,或分析其通假关系,也间或涉及其讹变关系,提出若干与旧注不同的新观点。

《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

《诗论》为亲闻孔子《诗》学的弟子所作，对照文献， 最可能是子夏。现在看，《诗论》和《诗序》、《毛传》，在思想观点上虽有承袭，但实际 距离是相当大的，即以《关雎》等七篇而论，差别即很明显。《诗序》不可能是子夏本人的 作品，只能说是由子夏开始的《诗》学系统的产物。但无论《诗序》还是《毛传》，都确实 有《诗论》的影子，这对我们认识《诗》学传承，十分重要。

上博《诗论》简的作者和作年──兼论子羔也可能传《诗》

上海博物馆２９支《诗论》简，不能全归诸孔子名下，其 中既有孔子之说，也有孔子弟子之说。孔子这位解《诗》的弟子，很可能是子羔。传孔子和 子羔《诗》说的，是孔子弟子子羔以外的再传弟子。先秦儒家传《诗》，孔子以下，是多元 而并非单线，其中也有子羔一系。

从上博简《民之父母》“五至”说论《孔子家语·论礼》的真伪

从“五至”说的比较来看,《孔子家语·论礼》篇“子夏侍坐于孔子”章与《礼记·孔子闲居》篇及楚简《民之父母》篇所据祖本不同,《家语·论礼》篇所记更真实,更符合原意,并非抄袭《礼记》而来。

试论早期儒家经典的文本歧变——简本《缁衣》与传世本《礼记》再对比

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中都有一篇《缁衣》,其内容与《礼记.缁衣》大致相当,但文字上有较大歧异。从这些歧异中可以大致看出战国到汉初儒家经典文本歧变的一般规律,这包括外在语言形式的改善、儒家思想的增强以及学术思想的转向。对这些文字歧异的研究不仅可以校勘《礼记》,而且对美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释

先秦文献中,《禹贡》九州独有梁州,《尔雅》独有营州,《周礼·职方氏》独有并州,《容成氏》九州不同于任何传世文献,而较接近《职方氏》,简文九州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其南、北、西三方边地的四州与传世文献较为相合,而处于黄淮平原及山东半岛的五州则与传世文献差别较大。《容成氏》九州约形成于两周之际或春秋前期。

关于上博简《孔子诗论》编联排序的几个问题

在对上博简《诗论》次序的编排中 ,不宜把 2 9支简之间看作有非常严密而清晰的逻辑关系 ,应坚持形制优先的做法。竹简上的墨节可能是“章”而不是“篇”的隔离符号 ,它对判断第 1支简的归属关系有重要意义。留白简的空白处原来可能没有字 ,可作为一个单元编联。要对竹书残缺的部分进行补字 ,必须根据形制来确定字数 ,用“句式法”和“篇名法”补字是有效的 。

上博简(三)《彭祖》篇校读琐记

上博简(三)《彭祖》一篇在释文和注释方面多有可商榷者,本文参照历史文献,对该篇的部分字句加以新的解释。

从上博竹简看《论语》的编纂特点

上博竹简中有一批孔门七十子后学作品,将这些竹书与《论语》进行对照,可以看出《论语》的某些编纂特点。经过研究发现,今本《论语》中的孔子语录应该经过编纂者的节选、提炼和取舍,因此它既不能完整地反映孔子思想学说的全貌,也不能代表春秋战国之际的诸子散文水平。

谈《周易》爻题的形成时间及相关诸问题

从《左传》有关记载、《周易》有关传文和以往出土的有关战国竹书综合考究,推断《周易》爻题的形成是在公元前 500年后的孔子晚年或再稍晚一点的时间;《周易》与其前筮书的最大区别是有爻辞;爻题的从无到有,是由开始多用或沿用其他种类的筮书、筮占方法而走向独尊《周易》的发展特点决定的;爻题体现着蓍与爻、卦的联系,表示爻的时位与方位,提示如何积爻成卦,具有多种含义与作用。

郭店简、上博简中的禅让学说与中国古史上的禅让制

关于尧舜禹禅让的事迹,见于春秋以前的史籍,并非出自战国的某家之言;孔子虽讲到尧舜禹禅让,但实际并未提倡实行禅让;郭店简《唐虞之道》与上博简《容成氏》、《子羔》篇,皆为战国儒家后学所作;尧舜禹禅让传说是三代以前存在不同于后世之世袭制的权力继承制的反映,不能视为战国诸子为了宣扬自己的社会理想编造的故事;中国古史传说与西方学者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结论的吻合,证明人类古代社会的发育是有其共同规律的。

《上博简(二)》《容成氏》编连问题补议

《上博简(二)》中的《容成氏》篇记载了上古帝王的传说事迹,内容十分重要。但是原书整理者在对竹简进行拼合编连时存在不少问题,致使很多本来文义清楚的地方变得含混不清,全文的叙事脉络也由此而变得混乱。后经北京大学陈剑先生重新整理编连后,已基本上可以通读,但仍有几支简的位置不太好确定。拟在陈剑先生研究听基础上,对这几支简的简序重新进行编排,并结合历史文献,对简文中的相关文句加以解释。

上博简《凡物流形》的思想主旨与学派归属

上博简《凡物流形》篇得到了不少学者的重视,很多人讨论它的学派属性问题,将其归为道家学派的观点影响较大。这种分析法在方法论上有可质疑之处。实际上,《凡物流形》思想来源比较驳杂,说明其作者可能学习过不同来源的思想。又《凡物流形》有甲乙两本,可以表明《凡物流形》流传比较广。则其作者在当时至少在一定地域之内,很可能是比较著名的人,足以自成一家。那么,《凡物流形》所属的学派,其名称就应该以此篇的作者为名。

释䙟

上博简三《亘先》和清华简壹《楚居》、清华简柒《越公其事》习见一个内从衣,外也从衣的字,过去学者或释读作“袭”。事实上,从训诂和音韵学角度看,这个字应该释作“!”,在清华简《楚居》、《越公其事》简27中读作“回”,表示“还”“反”“归”等意思,在甲骨文中则读作“危”,《越公其事》中相关的字则读作“毁”或“危”表示毁败义;而在上博简《亘先》里,此字可与微部字押韵。

古代“语”文体的起源与发展——上博简《曹沫之陈》篇题的启示

"语"是先秦时期常见的一种文体,它出于实录,最早出自史官的"记言",是早于"六经"而出现的。长时期内,"语"文体发展并不成熟,一直到《国语》的结集成书,"语"作为一种文体才完备起来。《国语》主要记君臣之政治得失,这种取向对后代影响很大,形成正史中的"国语家"。"语"在发展分化中,实录性质有所减弱,多少加入了作者的主观意志。诸子书最初多采用"语"体,被称为"百家语"。先秦时期,对文体的界定相当模糊,在"语"这个宽泛的文体里,可以说,"谚语"、"俗语"是其剪裁,"事语"是其流变。近年面世的上博简《曹沫之陈》竹书对于我们认识"语"文体很有启发意义。作为篇题的"陈"字,应该如本字读,不必假"陈"为"阵",以牵强于军阵之意。题为《曹沫之陈》,正是曹沫陈述之语的意思。《曹沫之陈》见证了古代"语"文体的发展演变,是早期"语"文体的一个实例。

上海博物馆楚简《采风曲目》与《诗经》学案

上博楚简《采风曲目》的出土,既说明我国先秦时期音乐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又说明我国先秦时期的音乐文学发展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尤其是宫廷音乐文学可谓蔚然成风。重要的是《采风曲目》的出土再次验证了周代采诗制度相当完善,"诗三百"诗乐一体以及南北音乐文学交融之成说,为《诗经》学案中的"采诗"说以及"诗入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采风曲目》与《诗经》之关系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挖掘与探讨。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杂识

上海博物馆藏竹书《民之父母》篇中的"勿"应该读作"物",从"言"从"午"从"又"的字应该释为"语"。论文还就《容成氏》篇的"密"字与古文字"审"进行形体上的比较分析,以期避免因二字字形相近而产生误识。

由古文经学的渊源再论《诗论》与《毛诗序》的关系

以战国至秦汉的古文经学流传情况为背景，以子夏、李 克、吴起以至《毛诗序》的流传情况为线索，以上博简《诗论》、中山王墓铜器铭文与《毛 诗序》的对比研究为依据，可以进一步证明《诗论》与《毛诗序》之间的源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