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与“伪新”:班固历史兴亡观的再认识

秦朝和新朝短祚而亡,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波谷”。班固考察秦、新两个大一统皇朝的正统性、兴亡过程和政治遗产,指出:秦朝是顺承天命的“闰统”,新朝是不入五德闰位的“无统”;两个皇朝都由创业之君适应当时的政治趋势而建立,却因统治者施行错误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走向儒家制度精神的反面,亡不旋踵;汉承秦制是迫于时势的权宜之计,具有两面性,新朝制度则在形式上被东汉统治者废除了。暴秦、伪新最终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符号。班固在考察秦朝和新朝历史的过程中,寄寓着他对东汉皇朝完成西汉统治者未竟之功、迈入王道治世的期待。

《白虎通》乐教思想研究

《白虎通》构建出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天人交相感”系统,并将董仲舒等汉儒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打通了天人之间的隔阂,实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正式奠定了汉儒以阴阳五行认识世界的哲学格局。它通过利用“比附”思维,“编织”起一张涵盖形上与形下、先天与后天、主观与客观的“大网”。在此体系中,所有的自然现象均被按照某种道德伦理目的进行再次解读,实际打通了天人界限,为“三纲六纪”作出客观论证。人在其本性中便有“五常之性”,即能成善并须成善的先天条件与需要,所以君王必须“以纲纪为化”,建立国家礼乐教化体系,以帮助人们克服情感中的不良欲望。它认为形下的五声是形上的五行表现于声之结果,五种音阶与五行存在一一对应的“比附”关系。同时,它们又是阴阳二气处于不同活动状态的显现,故又对应人间王朝的德行盛衰。所以,人的情感并不是音乐得以产生的本质原因,其根本是阴阳五行之气。乐教由此获得了一种“天经地义”的强制地位。

从贾谊传记看《史记》《汉书》的差异及其意义

《史记》《汉书》对贾谊传记的叙写有较大差异。司马迁将屈原、贾谊合传,对二人的不遇经历深表同情,并谤刺了世道的不公,笔含感情,气势奔放;而班固则有意收录了贾谊的政论文,着力描述了贾谊的政治活动,叙事严正,情感内敛。上述差异源于班固对儒学的尊崇。东汉时期,儒学定为一尊,班固的史书创作以儒家思想为统摄,以宗汉为旨归。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熏染了班固中正平和的性格气质,使得《汉书》风格典雅凝重。贯穿于《汉书》中的正统情怀、仁政礼义、忠君爱国等儒家学说对于维护大汉王朝的统治秩序、昭显汉代的国家治理经验、弘扬爱国思想意义重大。

“迁固史法”:宋元史笔文法理论之宗及其流衍——兼谈班马优劣论

宋前研究者们多将史汉作为史书来解读,迁固史法理论还仅停留在史笔论上。随着对迁固叙事笔法论探讨的不断深入,宋元学者对迁固文章结构法度的认识更为鞭辟向里,纷纷对史汉字法、句法、章法等予以显微阐幽。自宋元时期“迁固史法”“韩柳文法祖《史记》”等术语正式提出后,《史记》《汉书》遂成为古文家指导写作、读书方法的蓝本,上溯迁固下延韩柳的学文路径几成学文定法。而宋元班马异同专著的出现,也使宋前班马优劣论逐渐转向班马文章书写的比勘对照,由此产生了班马并提论乃至班马得失互见论。从实录到叙事,从史笔到文法,从笔法到风神,“迁固史法”肇始于宋前史学泛概念,至宋元正式成为文法术语,明清时期实现文法践履与更张,揭橥了迁固史笔文法理论在文学史上的奠基期、发展期、定型期乃至升华期。

《史记》《汉书》之董仲舒书写析较

《史记》《汉书》皆记述董仲舒之生平及成就,《史记》将之置于《儒林列传》中,《汉书》则为之单独立传。《史记》所载稍简,共六项;《汉书》则颇详细,增减为八项,较诸《史记》,所增项目虽然有限,但篇幅则多达二十余倍。究其原因,一是《史记》《汉书》虽皆为正史,但两者由于所记起讫之年代,以及是否获得官方认可,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二是司马迁、班固两人对董仲舒之学的了解及影响程度不同。两人或导其源,或浚其流,皆对表彰董仲舒之学及其对儒学的贡献卓有功绩。

《汉志·诗赋略》收录辞赋标准蠡测

由于《汉志·诗赋略》叙论的缺失,致使前四赋的分类标准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记辞赋数量庞大,作者众多,出现诗赋名称颠倒和作家作品混乱的情况。鉴于汉代“品第论赋”的主观模糊性和辞赋范围的宽泛性,班固只得根据讽谏精神和学术源流依次划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大类,未能细分其中小类,其中渗透着班固自身的分类思想。

《西都赋》与《西京赋》之“长安”赋文研究

东汉班固所作《西都赋》与张衡所作《西京赋》,是南朝梁萧统所编《文选》中专门以西京长安城为创作内容的两篇重要赋作,其内容均铺陈描绘西汉长安的繁荣与奢华。该文以两篇赋作为文本,用文献分类法研究汉赋中的汉代长安城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内容,比较两篇赋作中汉人眼中西京长安之盛貌,并分析其差异分别。班固《西都赋》中对西汉长安之繁华奢侈描写为史学家之克制;张衡《西都赋》中西汉长安的内容为文学家之描写,极尽其力表现天子及百官的奢靡无尽的生活娱乐内容。两篇赋作描写内容丰富,观点明晰,具有较高的社会文化意义。

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新阐释

根据《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 ,汉乐府诗歌中本事和作品共同流传下来的占其总数的 44 %以上 ,班固“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评价确是至评。汉乐府作者的创作动机以自我抒情为主 ,少数为了满足社会需要 ,其传播方式呈现出文事结合的特点 ,有的甚至“文依事存” ,诗文不具备独立传播的资格。分别从创作和传播的角度来看 ,对“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古评可以赋予新的含义。

崔骃四考

崔骃生平与作品作年至少还存在四方面问题可进一步考订清楚:其一,崔骃在太学时期与班固有同学之谊的可能不大,傅毅与班固非同学之谊而是师生之谊;其二,崔骃在太学时期所作《明帝颂》、《冬至袜铭》、《缝铭》、《樽铭》、《达旨》等作品的作年大致可以确定;其三,崔骃《北征颂》存在别称的可能,或为《武都赋》,或为《武赋》;其四,崔骃《四巡颂》具有弥补《后汉书》相关记载不完备的史料价值,尤其是《西巡颂》详细描述了汉章帝西巡的过程,可补史阙,《东巡颂》对于祭祀屈原的记载也丰富了汉代楚辞学史的内容。

汉代的易学与史学

两汉时期,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易学也得到迅速发展,并对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陆贾、司马迁、班固、荀悦等著名史家深受易学的启迪和濡染,其史学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易学思想。汉代易学的发展为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而史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易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易学与史学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推动汉代学术不断前行。

论断代史《汉书》中的通史精神

《汉书》在体例上是断代史,而班固著书的自我期许却是横罗多重学术、纵贯古往今来,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具体表现就是十二帝纪为断代史,而八表、十志则充满通史精神。八表分为三类:第一类按封爵分有六表,以《异姓诸侯王表》居首,其中的异姓诸侯王皆为项羽主持下所封,故起点早于汉之统一,已溢出断代范围。表序在内容上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颇相似,综述由封建而郡县的发展大势,可看作六表的总序。第二类为《百官公卿表》,其上篇为序,述古代官制通史;下篇则记汉代之官,行文中往往交待某官由前代某官演化而来,可看作通史背景下的断代史。第三类为《古今人表》,所列皆为汉以前人,完全出乎断代汉史之外,实有酌古鉴今之意。至于十志,则都是专门学术通史,其框架大体由损益《史记》八书而来,而以《律历志》居首更寄有深意。《律历志》的重心在历法,涉及天时与农功之关系,引而伸之,则涉及天道与人事之关系,实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修订新版;历法的推阐本来就为古今之流提供了时间坐标,加之把刘歆以三统历与"三统"、"五德"之说相参伍而推演出的《世经》也吸收进来,便直接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通史体系,这又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修订新版!《律历志》在原则上为《汉书》十志起着总导论的作用。作为断代史的《汉书》为什么会有通史精神?一个王朝,有头有尾,而作为其存在载体的文明,则是绵延不断的。《汉书》要呈现的是西汉时期文明的有机构成,所以才有通史精神,政治史只是其划段标志而已。

《楚辞序》的作者并非班固

由于洪兴祖《楚辞补注》所介绍的《楚辞序》与附录的班固《离骚赞序》及《汉书》相关篇目对屈原的评价存在抵牾,所以引起了学术界的不断争议。通过各种材料以及逻辑分析可知,《楚辞序》的作者并不是班固,而是与班固同时期的东汉著名古文经学大家贾逵,这样一来,班固有关屈原的评价不再存有“矛盾”,且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论班固的经济思想

有人认为,班固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崇尚"安贫乐道"。其实不然,班固既重视农业,又重视工商业,提出了"食货二本"的新思想,认为"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重视经济对国家盛衰的决定作用。他主张优先发展农业,工商业不能伤害农业,更不能靠不正当手段经商致富。主张国家要发挥对农工商的调控和管理职能,为防止经济领域的不正当活动,要对人民进行"贵谊贱利"等思想教育,以便把人们引到上下有等的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理想的社会秩序之中。

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比较

司马迁、班固史学思想的差异是多方面的 ,究其根由 ,除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识见不尽相同外 ,关键还在于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 ,而由此促成的两人游侠思想的差异即是很好的例证。随着汉政府对游侠打击的力度不断加大 ,两汉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经历着从崇侠到抑侠的心理转变 ,马、班承此影响 ,在《史记》、《汉书》中虽然同为游侠立传 ,但目的迥异 ,他们对游侠的好恶及对游侠范围的界定亦存有差异 ,以至形成了两人不同的游侠观。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司马相如——两汉文人的价值观演化之管窥

从《史记》与《汉书》中关于司马相如的记载来看,班固作《司马相如传》虽然基本上是《史记》的照录,但他对相如的评价与司马迁并不相同。司马迁认为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但功在讽谏,合于《诗》道;班固则否认相如赋的讽谏功用,尽管如此,他却认为靡丽文章也有传名后世的价值。两人对相如的不同评价反映了两汉文人价值观念的演化。《史记·司马相如传》是第一篇以辞赋作品为主体的史传,而将司马相如视为文学家而立传者则是班固。

《汉书》与《周易》

《汉书》尊《周易》为五经之首,并以其为创作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又阐发其阴阳变易学说,提出了一个元气论的宇宙生成理论;《汉书》推崇天人谐调论,表现了一种“顺天应人的圣人史观”;班固以“致命遂志”为其价值理想,欲以文章扬名于后世,没世而不朽。

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

《汉书》是中世纪“正史”的真正鼻祖。它的作者是否剽窃父书 ?是否剥取《史记》编纂形式而无所创造 ?本文尝试厘清这一名著攸关的人与事的历史真相 ,以论证决定《汉书》编纂取向的 ,是班固时代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当时的重大事变。将《汉书》的编纂过程 ,藉班固一生政治沉浮的历史陈述表而出之 ,悖于《汉书》学的研究传统。是耶非耶 ?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之职,以及刘辟彊、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东汉时期的两都之争:以班固《两都赋》为例

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汉代是不可阙如的环节。西汉立国之初,基于政治和军事、地理的考虑,定都于长安,但由于关中之地与"暴秦"的历史关联,这一帝都长期难以在政治上获得合法性。与此相比较,洛阳城营建于西周初年,是周王朝的都城,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这样,长安与洛阳,也就分别成为秦制与周制的象征,所谓的两都之争,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论争的表象形式。西汉王朝自武帝始,国家政治日益儒家化,迁都洛阳遂成为儒家士人日益强烈的政治冲动。东汉之后,国家新都定于洛阳,这可视为儒家士人政治理想的实现,但同时却又激起了"关中耆老"的情感反弹。班固的《两都赋》是东汉明帝时期为洛阳辩护的典范文本。在现实层面,这一作品加固了洛阳作为帝都的位置,在观念层面,则全面昭示了汉代儒家理想王城的建制方式。就中国城市史研究而言,它提示人们,中国古代城市的设置和建设,虽然奠基于经济和军事的考虑,但最终却是要在政治、伦理、哲学层面确立正当性。城市作为文化的容器或哲学、政治观念的物态形式,它承担着"器以藏礼"或"以器显礼"的重大使命。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试论司马迁的学术整合思想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不能以或道或儒一家标准去规范。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其父司马谈的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精神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对此前的学术思想一视同仁 ,兼收并蓄 ,进行了不同于董仲舒、班固的学术整合 ,达到时代的最高水平。